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其他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中国很多城市出现荷兰病，例如辽宁阜新。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W.M.Corden和J.Peter Neary在1982年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

在1973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欧洲天然气出口大国荷兰由于能源价格高涨而从天然气出口中获得大量收入，这些收入大大提高了国家社会福利程度。然而，随着天然气出口的增加，荷兰本国货币荷兰盾的汇率也随之上升，劳动者薪水也同时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急速下滑，造成经济恶化。伴随着经济恶化，由于经济增长时期大幅提高的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对政府财政产生了巨大压力，财政赤字也随之急速增加。

当时由柯克首相领导的政府，呼吁各界能够共体时艰以应经济问题，于是下令三年内劳方不得要求加薪，相反的资方做出的承诺是三年内不得裁员，最后经济也开始复苏，多数国家为之头疼的社会福利问题，也只有荷兰找出解决之道。

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升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尽管这种病症一般是与一种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它可能因以下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诱发，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等。荷兰病”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适用于所有“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

在中国，有着很多有着因资源而兴起的城市，比如石油之城大庆、煤炭之城大同。历史上，这些资源型城市虽然由小到大、走向繁荣，但由于过于依赖资源优势，造成经济构成单一，当资源由多变少，甚至枯竭时，危机也开始产生。

上世纪中国著名的阜新市海州露天煤矿夜间生产的画面，火红的挖掘场景，曾经感动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人，作为著名的煤电之城，那高高扬起的挖煤的电镐，也被印上了1960年版的5元人民币。但2005年，曾经日夜赶工生产的海州矿，在生产了24亿吨煤炭后，却停了下来，原因就是煤已经被采完了。更为紧迫的是，2000年前后，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的阜新市已经有几十对矿井相继关停。

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说，几大煤矿基本上，都已经破产，大量的产业工人，面临失业煤炭资源逐渐枯竭，让阜新这座煤电之城产生了不小的困惑。据统计，当时阜新全市三分之一以上工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5.6万产业工人相继下岗，这一数字占到了职工总数的36.7%；从全市来看，共有19.8万人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此外阜新还面临着棚户区拥挤成片，采空区不断沉陷的尴尬处境。

这种资源型城市如今面临的困境并非阜新所独有。

阜新能否治愈“荷兰病”，对全国同类城市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中国一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随着资源的持续开采，先后有一些城市逐渐出现了资源枯竭的现象。2008年，国家发改委确定了阜新、大兴安岭、盘锦、焦作等12个城市为首批资源枯竭城市。仅仅过了一年，国家发改委又公布山东枣庄、辽宁抚顺、内蒙阿尔山、江西景德镇等全国32个城市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而2年后，2011年，这个名单又增加了25个城市，如今总数已高达69个。

中国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其中有69座都患上了“荷兰病”，而受到伤害的是69座城市的百姓，几千万个家庭。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得了重病就要抓紧治，否则后患无穷。那么，得了“荷兰病”的城市，该怎么治疗？辽宁省阜新市已经开始挑战“荷兰病”。

面对阜新的困境，党中央、国务院将阜新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试点市，对当时最为急迫的采空区地表下沉，居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问题。为此，国家一方面拨出巨额款项异地建设安置小区，另一方面，还帮助阜新进行经济转型。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表示，转型当时还是解决老百姓的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

虽然阜新煤炭资源越来越少，但在减少产量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开采三四十年。为此，阜新市采取每年控制开采1000万吨，用其利润为转型保驾护航的策略。另一方面，阜新也希望通过开发拥有的其它资源，解决急迫的就业问题。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行动，因为几乎没有积蓄的15.6万下岗工人等不了太久。为此阜新首先打出了三板斧：

第一板斧就是协调其它城市，转移劳动力。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还说，我们的城乡劳务输出，最高的时候，每年在20万。

第二板斧则是就是就地发挥城市的功能，尽量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些人力车，还有其它一些，各种私营的一些小企业近多地容纳都给予扶持。

阜新的第三板斧则是，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快速发展投资小、见效快的现代农业。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说，阜新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均耕地大约是，通常讲人均耕地6亩。

依靠人均耕地较多的优势，阜新先后引进了双汇、鲁花、六合等一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在这些企业强大市场销售能力的带动下，当地农民搞起了养殖、种起了花生，不仅增加了就业岗位，也促进了贫困农民的增收。入驻的企业中，双汇就提供了1000多个工作岗位，每年纳税一亿多元。而为保障鲁花的原材料供应，阜新仅花生就种植了270万亩。而通过十年发展，阜新农林牧鱼总产值已经达到21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7000多元。

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说，这也带来了一些其它的产业，物流还有其它一些，附属产品包装业，给这个企业，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产业链条

通过三板斧初步解决失业人员就业问题后，阜新重新审视了自身拥有的资源，除煤炭以外，阜新还拥有液压、玛瑙、阳光、风、氟等其它各类资源，而且储量丰富。由于以往只是两眼死盯着煤炭，所以造成了其它产业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成长。如今，阜新又该如何通过多种途径，开发这些资源的优势，把当地经济做大做强呢？他们的首选目标是：发展以液压产业为引擎的装备制造业。

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还表示，液压产业围绕我们，或者叫煤炭开采的，一些设备，围绕沈阳，东北老工业基地，配套的一些产业比较多。

为了帮助阜新顺利转型，国家还批准大唐国际在阜新投资240多亿元，建设了煤化工循环经济园，利用内蒙运来的低热值的褐煤来加工煤制天然气，这一工程全部建成后，每年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就能产生120亿元的销售收入。

阜新有许多的副产品，比如焦油，中油，石脑油还有硫黄，六胺这些副产品，如果进行加工，它的产值大概，跟主产品加起来，初步算不是很准，大概加起来300多亿。

阜新市也做出规划，要围绕煤化工副产品打造一个煤化工园区，对煤化工的副产品和主产品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加工。

此外，阜新也拥有220万吨的萤石矿资源，阜新市也围绕它打造了氟化工产业集群，从以往的低端产品生产，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争取实现未来5年，实现年产值1000亿元的目标。

越在前端消耗的，能源动力就越多，成本这个利润的水平越低，越到后端，能耗不一定提高，但是它的附加值在提高。

通过十年转型，阜新已经建起装备制造、煤化工、玛瑙、现代农业等十大产业集群。10年里，煤炭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从33.4%下降到22.2%，装备制造业占工业比重从3%提升到27.8%。地区生产总值从70亿元上升到470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4.5亿元增加到50亿元。人均gdp从3391元上升到25893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327元增加到1499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122元增加到7615元。实现了国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的初步目标。

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说，光就业，每年实名制就业，都在56000人左右，实际阜新市有的企业，已经感受到招工比较难。

阜新励精图治，扭转了一心向煤看的传统思维，放开眼界，通过10年的经济转型，建起了十大产业集群，成功抵御“荷兰病”。这也为其它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提供了借鉴。其实在辽宁，并非阜新一个城市在这样思考未来，钢铁之城本溪，在资源还尚未枯竭之时，就已经提前进行转型，展现出未雨绸缪的城市发展理念。

从2000年开始，阜新市积极谋划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首次提出并使用了实施阜新经济转型的概念，并明确提出要跳出原有的思维，跳出“就调整抓调整”的思路，用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角度来探索经济转型的新路子。阜新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人民收入大幅度提升，阜新做为全国首个资源枯竭性城市的经济转型试点最终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