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简单的说：有自我毁灭的民族怀疑悲观情绪。这种病是由英国精英阶层中所谓的舆论制造者们散布的。这些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是人们大家的最佳选择。这种病的表现为：总喜欢轻视自己的国家，赞扬别的国家；贬低自己人民的成就，羡慕别人的成就；蔑视自己的国家制度，赞许别的民族的制度；嘲笑本国的每一个全国性人物。悲观主义者们已经散布了一种毒素。太多的政治家、学者、教会神职人员、作家、评论家和新闻记者们表现出新英国病的全面症状。

经济学中的“英国病”

所谓的“英国病”，是指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的滞胀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经济学家戏称为“英国病”。（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英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实力地位下降，人们通常称它作“英国病”或英国的衰退。）

“英国病”的出现还有着复杂的背景。战后的英国奉行凯恩斯的市场供求经济学说，无论在什么阶段，政府都喜欢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不错，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确帮助英国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就业、投资、国家干预等问题上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英国各界政府挽救经济的法宝。然而这种过于迷信的崇拜，让英国经济策略变得单调，缺乏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的灵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诱导，忽略了社会基本矛盾，而将注意力单纯放在了供求关系上，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英国学者萨姆，艾伦诺维奇说：“英国发展不快，生产率低，增长速度慢，实际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相对衰退不可避免’。戴维·科茨和约翰·希拉德说：“自19世纪末以来，所谓‘英国病’，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几乎所有舆论都认为情况不妙，衰退加剧”有人则把“英国病”和19世纪欧洲病夫土耳其相比。

“英国病”的症状，从纵向看，表现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缓慢。从横向看，表现为英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对“英国病”根源，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有的强调：“深植於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环境之中”。有的强调导致衰退的不同政治、经济因素。

撒切尔夫人针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弊端，采取以货币学派为主的综合治疗“英国病”措施，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明显成效，使“英国病”症有了缓解。

城市化中的“英国病”

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所造成的人口、生产力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人口相对集中，并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标志。

所谓“英国病”，是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自乡村向城市的过度汇集，产业污染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损害，城市犯罪的增加给社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直至给“整个国民经济乃至国家”都带来深远影响。

英国是最早步入城市化的国家。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至20世纪30年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80%，50年代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比例为38.4%。50年后，超过90%的英国人生活在占国土面积10%的大城市中。急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生活环境急剧恶化，人口向狭小城市圈集中，导致了良莠混杂的城市文明及生活方式的浸透。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也将面临各种挑战，人口高密度、产业结构失调、城市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城市犯罪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将是造成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过程中的“英国病”现象的主要原因。避免城市化中的“英国病”，首先要解决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结构矛盾；实现城市与区域互动、都市与农村呼应；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带动周边城市和地区经济、技术协调发展的创新都市圈体制与政策，作为主导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形式。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合作包括两种形式：一是都市圈域内城市间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如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间的互动合作。另一是都市圈之间的合作互动，如长三角与中西部都市圈经济、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合作互动。

在未来都市圈域经济的互动中，中心城市应有所取舍，逐步退出与中小城市争资源、争资金、争市场的竞争性产业领域，采取进退结合、先后有序的策略。近20年，美国成功实行了城市功能转变，城市产业退二进三，完成了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换和升级，生产职能减弱，流通信息功能增强，城市由工业中心转变为信息交换和经济决策中心。

第一产业中的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互动，是创新城市化的又一重要方面。在新的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地位很重要，大城市郊区的农林业既是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物质基地，又是维系都市生态环境有序循环的“绿肺”。在日本，绿色农业是首都圈经济的一大热点。第一产业虽比重不大，却注重都市农业、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的发展，不断提升农业新技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使首都圈第一产业产值大大超过近畿圈和中部圈之和。在中国城市化互动中，人力和人才资源、资金和投融资，以及知识、技术的东西部互动，是实现未来5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证。

在我国城市化互动中，人力和人才资源、资金和投融资，以及知识、技术的东西部互动，是实现未来50年我国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证。

从全国看，地域间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互动将为城市化带来两大社会效益：其一，缩小工资差别，实现生产力各部门间的均等化，从而拉动城市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其二，由于部门间边际生产力的平均化，可以实现城市与区域经济总体产出水平的极大化。

心理学中的“新英国病”

不列颠民族历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既不是来自苏联，也不是来自核武器扩散，甚至也不是来自国内的恐怖活动。它来自我们中间。

这个威胁是什么呢?它是新的英国病：自我毁灭的民族怀疑悲观情绪。这种病是由英国精英阶层中所谓的舆论制造者们散布的。这些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是我们大家的最佳选择。这种病的表现为：总喜欢轻视我们的国家，赞扬别的国家；贬低我们的成就，羡慕别人的成就；蔑视我们的国家制度，赞许别的民族的制度；嘲笑我们的每一个全国性人物。悲观主义者们已经散布了一种毒素。太多的政治家、学者、教会神职人员、作家、评论家和新闻记者们表现出新英国病的全面症状。

一个不珍视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国家，不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自我怀疑腐蚀着我们的制度，使国家削弱。

出了什么毛病呢?我们的国家在面对战争的灾难时曾经具有很高的抗御力，可是在面临和平时期的失望时缺乏精神力量。也许，我们看见那些曾被我们打败过或者在我们帮助下免遭失败的国家，一个一个地从废墟上兴起，并在经济上超过我们时，我们感到不开心。也许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导致了沉湎于自哀自怜和妄自菲薄。

民族宽容的优良传统已经蜕变为走向虚无主义的新倾向。这种虚无主义占了上风的事例一直给人以深刻印象。在教育领域，这种虚无主义导致我们鄙视出类拔萃，模糊了衡量成就的尺度，并且撤销了我们的大多数文法学校。

不单单是在教育领域，同样严重的是，虚无主义已经把英国的每一种制度变都成了嘲笑的对象，包括英国王室，而且议会也一直受到类似的攻击。我们的舆论制造者们或许是染上了新英国病，但是英国人民并没有患这种病。大多数英国人希望回归到传统价值观念。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并热爱她的那些突出的特点，但有人每天都向他们散布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做法，使他们感到失望。

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局面。如果悲观怀疑情绪已成为这个新的社会权力体制的首要特征，那么，我们就必须向它提出挑战。

英国的政党制形成于工业革命时期，当时围绕着是否要求削弱国王的权利形成了两派，一派主要是支持国王的贵族阶层，形成了保守派，另一派则是以新兴资本主义阶级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分别称为托利党和辉格党(需要注明的是这两个词都是贬义词，是强盗和小偷的意思，当时的两个党为了相互攻击对方，互相为对方起名为强盗和小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派就接受对方给予自己的称呼，形成托利党和辉格党两个党派) 。到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各派的主要执政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由原来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形成了以后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再以后自由党又改名为工党，即工党与民主党两党制。英国是现代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发源地，同美国的两党制相比，英国的两党制更具有典型性，对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对前英属殖民地国家政党制度的影响更深远。 英国议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而政党在英国直到17世纪末才出现。英国最早出现的两大政党实际上是议会中的两派，当时忠于国王的集团被称为宫廷党，又名托利党；其对立面被称为乡党，又名辉格党。托利党代表议会中的保守势力，是保守党的先驱；辉格党是议会中的激进派，是自由党的前身。当时，两党仅仅是在议会中活动，还不能说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两党制。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议会改革立法的实现，两大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发展。1832年，托利党建立了“卡尔顿俱乐部”，次年改名为保守党。几乎与此同时，辉格党改称为自由党，并于1834年成立了“改革俱乐部”。两党制在英国运作了几百年，可谓是效果不错。与其他类型政党制度相比，两党制主要功效是： 两党制能产生长期稳定的政府。在英国的议会中，虽然不乏两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的代表，但是真正有力量组织政府而不需要第三党支持的，始终只有两大政党，先是托利党和辉格党，后来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又是保守党和工党。根据现行制度，在大选中获下院多数席位的政党为执政党。受命组织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中的多数议员为政府派，这样议会就很难把政府赶下台，这就为政府的稳定提供了根本的保证。这一点是多党制国家所不及的。 综上所述，英国的两党制虽有功效，但也有很大弊端。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政治制度也不例外。采用某一种模式，在得到了它的功效的同时，也就把它的弊端接受了过来。应该看到的是，任何一种制度模式，都是这个国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