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文是苗族人所使用的文字。建国后，国家用拉丁字母为苗族制定了四套拼音文字，加上国外苗族的国际苗文，现代一共有五套拼音苗文通行。

苗族传说和苗族古歌里都说苗族有文字，但是现代存世的只有在湖南城步发现有些苗文碑，只是零零散散，已经无法作为系统的语言文字。

清朝《洞溪纤志》中说：“苗人有书，非鼎种，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

关于苗文失传，贵州、湖南各有说法。

湘西苗族历史上没有正式通行的统一文字，苗族人民历来都是通过汉文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并以汉文作为书面交际工具。但随着汉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振兴本民族的愿望出发，历史上不少苗族知识分子，借用汉字的音、形、意，将汉字进行拆组；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民间方块苗文。这些苗文主要有：清代末年的板塘苗文和古丈苗文，民国时期的苗语速写符号和老寨苗文。

板塘苗文

清末，湘西杰出的苗族诗歌作者石板塘曾运汉字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方块字形的苗文，即“板塘苗文”，用以记录和创作诗歌，并在部分苗族中推行。

古丈苗文

古丈苗文，见于清光绪丁未年所修《古丈坪厅志》卷九上，其造字方法与板塘苗文基本相同，只不过“随意取形”更为明显。

苗语速写符号

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国际音标苗语

老寨苗文

老寨苗文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由花垣县麻栗场乡老寨村的苗族艺人石成鉴创制的，用于记录茁歌和写作苗剧。这种苗文的创制思路，既有与板塘苗文和古丈苗文相同的一面，又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其相同的一面是仿造汉字，老寨苗文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利用汉字的形、音、意对汉字进行拆组而成。

20世纪30年代，苗族聚居区中心地带的贵州雷公山发现的这一块残碑，被称为“苗文碑”。现存贵州省博物馆。其字形为仿汉字隶书。

雷公坪，是在雷公山的北向，距雷公山路程有20公里，直径10余公里。这里，海拔1850公尺，大坪子面积有400余亩，所以说是苗岭群山中惟有的一个高海拔的高山大坪地。这里四面环山，古木幽深，四季茂密，山花烂漫，乌语虫鸣蛙声不绝于耳。由于是环山中的高山盆地，周围的高山挡了狂风，因而盆地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象万千，时晴时雨，时而雾漫，时而碧空清幽，多好的一幅自然画图。

大坪子东北面的地方，古遗迹址清晰显见，一个坪后的石砌土包上长了一株胸径在30余公分的野樱桃树，终年茂盛。这曾是苗族古营地的“点将台”，也称祭祀台。台前，曾经竖立着一块高2米，宽1.5米的古石碑，用坚硬青石制做。如今县文化馆只收存了残碑一角，仅有28个字。

2012年3月，一批藏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的深山中被偶然发现。文物部门认为，这些无法辨识的文字是失传已久的苗文。专家组通过测定石块上生长的古树树龄推断，石刻产生年代在清代。同时，石刻的位置正处于历次城步苗民起义核心地带，距起义军设在龙家溪的老营仅一山之隔，距绥宁县黄桑坪苗王上堡古国遗址十几公里。而清代乾隆年间，正是苗民起义最频繁的时候。专家由此断定，石刻上的文字与苗民起义有关。

这些石刻均取材当地，字面朝东，背对观音山（今城步苗族自治县云马国有林场观音山工区），应是苗人或苗民起义军向西面山进行宗教祭祀的遗存。由于石刻藏身于海拔较高、交通偏僻的八十里大南山山腰，故得以保存至现代。

2019年10月7日，城步丹口苗文石刻群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关于城步苗文的记载

根据清代《峒溪纤志》中的苗文记载，以及当地老木工记数用的简单苗文，专家得出初步结论：这些文字正是清代乾隆年间留下，内容应与苗民或起义军宗教祭祀有关。起义被剿灭后，乾隆皇帝特意下旨：“即行销毁，永禁学习。”于是，清朝官兵对苗族居民挨家挨户进行搜抄、清查、销毁，永远严禁城步苗民学习和使用苗文，从而导致城步苗文在湘桂黔边境消失，现代未有传承。

《城步苗款》中共保留了十九个古苗文方块字。如下图：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步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老人，仍普遍使用一些较为简易的苗文来记工分或记数，这些常用的代表数量的苗文字如下：

1952年，邵阳市著名历史学家马少乔先生在城步蓬洞沙基参加土改工作时，有天傍晚在河边散步时曾发现一块苗文碑，但当时疏于收藏，以后修水利时被当地群众作坝基石用了，苗文碑石再无处可寻。上世纪七十年代，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丁中炎同志在岩寨乡下乡，在该乡大寨村的回龙桥头，发现了一块苗文碑，他要求当地干部群众认真加以保护，当时确有几名群众将此碑抬进了大寨古楼里面存放，但该碑已无处可查了，可能毁于“破四旧”或“文化大革命”了。

另外，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木工，他们在做木工时，将一些苗族文字书写在做好的木料上做记号，这些苗文字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如下图：

1905年英国的传教士伯格里来到我国石门坎苗族地区因传教所需，用拉丁字母，以石门坎为标准音点创制的拼音文字，流行于川黔滇苗区。改文字有32个声母，37个韵母，分别称为“大字母”和“小字母”，并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

伯格里苗文主要适用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市和云南省昭通地区、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这部分苗族有35万多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有5万多人。如今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众使用，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掌握。用滇东北老苗文出版的书有《圣经》、《赞美诗》、《马太福音》和《花苗新课本》。

伯格里苗文局限于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无法在其他方言中通行，所以其使用范围也相当有限。

清末黔西县化屋乡苗族杨维舟用汉字偏旁创制过苗文；

威宁县苗族张约翰等人根据传统整理过两套苗文符号。

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的旁海镇(现凯里市辖)传教时，也创制了一种苗文，这种苗文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

1952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对苗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语言进行调查。

1955年，初步将苗语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滇东北（又称北部）四个方言，并提出《苗语调查报告》。

1957年7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关于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中，将上述四大方言名称修定为：中部方言改为黔东南方言（或称黔东方言），东部方言改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为滇东北方言。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规定上述苗语四个方言的文字方案，都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后来，因为“政治”的干扰，这四种苗文未能顺利推行，并从1960年代初起就中断了推行工作，直到1980年以后才逐渐恢复，其中滇东北次方言苗文改回伯格里苗文的形式。

苗文是使用26个拉丁字母拼写而成，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 下面我们就逐一来讲解一下新苗文的拼写方案。

声母：（48个）

b p nb np

bl pl npl

m hm ml f w

z c nz nc s

d t nd nt

n hn l hl

zh ch nzh nch nh sh r

j q nj nq x y

g k ngg nk ng

gh kh ngh nkh h

韵母：（35个）

a o e

ea ei ao

eu ou an

en ang ong

i iu ia

io ie iea

iao ieu iou

ian in iang iong

u ua ue

uea ui ueu

uou uan un uang

声调：（6个）

b 调值 35 高升

x 调值 42 中降

d 调值 44 高平

l 调值 22 低平

t 调值 53 高降

s 调值 31 低降

k 调值 44 （同d调，合并为d)

f 调值 22 （同l调，合并为l）

声母：（32个）

b p m hm f hf w

d t n hn dl hl l z c s hs r

j q x hx y g k ng v hv

gh kh h

韵母：（26个）

i e a o u

ai ei ia io ie iu

ang en ong in iang iong

ee ao iee iao ui ua uai un uang

声调：（8个）

b 调值33

x 调值55

d 调值35

l 调值22

t 调值44

s 调值13

k 调值53

f 调值31

（一）、西部方言苗文（川黔滇方言）

声母：（58个）

b p nb np m hm f v

bl pl nbl npl

d t nd nt n hn

dl tl ndl ntl l hl

z c nz nc s

dr tr ndr ntr

zh ch nzh nch sh r

j q nj nq ny hny x y

g k ng nk ngg h

gh kh ngh nkh w

韵母：（22个）

a ai ang ao e en er eu

i iang iao in iu o ong ou

u ua uai uang ue un

声调：（8个）

b 调值43

x 调值31

d 调值55

l 调值21

t 调值44

s 调值24

k 调值33

f 调值13

（二）滇东北次方言苗文

声母：（54个）

b p nb np

m hm w f v

z c nz nc s r

d t nd nt dl tl ndl ntl

n hnl hl

dr tr ndr ntr

zh ch nzh nch nr sh

j q nj nq x y

g k ngg nk

ng hng hx

gh kh ngh nkh h

韵母：（21个）

a o e w

ai ao ang eu

i ia io iu ie iw iai iao iang ieu

u ua yu

声调：（8个）

b 调值54

x 调值35

d 调值55

l 调值11

t 调值33

s 调值31

k 调值11 （同l调）

f 调值31 （同s调）

一、拼写规则：

（1）苗文的基本单位是单音节，每一个音节由声母、韵母和声调拼写而成，例如：Xongb，其中X为声母， ong为韵母，b为声调；

（2）j q x nj nq 不与iu ia io ie iea iao ieu iou ian in iang iong ua ue uea ui ueu uou uan un uang 相拼；

（3）苗文句首字母大写，地名、人名等专用名词首字母大写。

（注：四套苗文及国际苗文拼写情况大体相同）

二、苗文的拼音形式有3种：

（1）韵母中平调自成音节，不标声调， 如：i 那里，o 臃肿，w 抛撒。

（2）声母加韵母中平调，不标声调， 如：zoo 好，li 的，ntau 多。

（3）声母加韵母加声调，如：peb 三，koj 你，ntawv 书。

三、苗文单词不连写。松树写作 ntoo thuv 而不写作 ntoothuv，大家 写作 sawv daws 而不写作 sawvdaws。

四、苗文大写规则、标点符号与其他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相同。

苗文创制后，发挥了很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功能，其作用主要表现：

一方面，苗文推行后，用苗文向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了苗族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使群众更多地懂得了法律法规，用国家法律来保护自已、保护社会。

另一方面，苗文推行后，使群众体验到了各民族间的平等气氛，提高了苗族群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安定。贵州省各级政府主要行文以汉文为主，自治州及各县较为重视牌匾的苗文、汉文并用。

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仅靠口传心记，年长月久有些不免失真或失传。苗文创立并推行后，这些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继承和迅速传播。许多专家、干部和群众用苗文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和古籍资料，并已有一部分编印成册出版，如《张秀眉歌》、《苗族酒歌》、《情歌》、《开亲歌》、《嘎百福歌》、《苗族古歌》等苗文书籍。黄平、施秉、凯里、麻江等县(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也分别出版了《理词》、《豆纽》、《十路酒歌》、《十二路苗族大歌》、《神词》、《施秉民族文学集》、《苗族理词》等苗文书籍，大大丰富了苗族群众的文化生活。这对于继承和传播苗族人民的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有关专家研究苗族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苗文的创制，对优秀的科学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医药卫生方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用苗文收集苗族药物资料近1,000种之多，丰富了苗族医药学的宝库。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多种多样，一些学会民族文字的苗族群众，通过举行民歌比赛，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举办多种形式的苗族语文学用比赛等活动，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还可以用苗族文字来写对联、写书信、记事、挖掘整理民间文学、古籍资料等等。

另一方面功能是，利用民族文字扫盲效果显著。贵州农村文化落后，苗族地区农村文化更是落后。党和政府也历来重视民族地区农村的扫盲教育工作，但由于语言障碍，单纯用汉语文扫盲效果不大，即便脱了盲，也往往因为语言文字使用的社会环境所限而不能巩固，复盲速度快。利用民族文字进行扫盲，因为苗文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易写、易记、易认，群众学得快、记得住、效果好。人们借助于本民族文字，加快学习汉语拼音字母，进而用汉语拼音字母给汉文方块字注音，又加快学习汉文方块字的速度。松桃苗族自治县

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没有文化、看不懂汉文科普读物，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较缓慢。在推广民族文字的地区，群众通过学习民族文字科普读物，掌握了诸如杂交水稻的栽种技术、牲畜家禽的饲养技术、果树的科学栽培等实用技术后，普遍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黔东南、黔南等地州、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扶贫工作中，组织人力用苗文翻译编写了《养鸡》、《养兔》、《农药》等科普读物提供给农民，通过科技知识的传播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1988年，三穗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该县寨头乡发展柑桔生产时，也用苗文翻译柑桔栽培与管理技术资料送到苗族群众手中。还办了一期柑桔技术培训班，让群众对照苗文书本学习到栽培和管理技术。当年，该乡就建立柑桔基地124亩，超计划的24%，栽种的柑桔11,680株。成活率达98%。现仅此一项每年产值达20万元以上。

(l)报纸刊物：1985年1月，贵州省第一家《苗文侗文报》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出版发行，第二年《贵州民族报》也在贵阳创刊。在这期间，许多县也创办了自已的报纸和刊物，如台江县的《台江苗文报》、黄平县的《飞云崖》、麻江县的《贵人峰》、丹寨的《龙泉山》、雷山县的《雷公山》、施秉县的《舞阳河畔》、《苗族文化》等。黄平旧州、谷陇等乡、镇的苗文爱好者也自发创办了《舞阳河》、《清水江畔》等苗文油印刊物。另外，贵州民院民语系、黔东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黔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也办有自已的苗文刊物，贵州省文联的《南风》也有苗文专栏。这些报刊的创办发行，对于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对群众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继承苗族优秀文化都起到积极作用。

(2)广播、电影、电视：1986年4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文化出版厅、贵州省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广播节目中，开辟《民族文工队》专栏文艺节目，每周播一次，每次30分钟。1987年8月，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民族之音》苗语广播节目，每周一次，每次15分钟。这一时期，许多县也开展了苗语广播。而且有一定规模。如黄平县广播站1987年创办的《苗语广播新闻》，利用赶场天和星期天的早、中、晚时间播出有关农村的政策和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本地新闻。1990年改为《民族之声》后，利用调频广播播出，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从开始到1994年底，该县苗语广播已播出480小时，播出稿件9,000余篇。电影方面：80年代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电影公司涂磁录音站配备了苗语配音演员，积极译制苗语影片，从1981年7月到1991年8月的10年时间里，译制的故事片有158部，科教片有41部。这些媒体以苗文形式出现，深受广大苗族同胞的欢迎，对于苗族地区的社会教育效果非常好，群众可以从中了解国家大事，获取经济信息，欣赏民族艺术等。

关于双语教学与中小学普通教育的结合，黔东苗文推行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首先是教材跟得上，公开出版的黔东苗文教材和工具书计12种481,000册，其中《六年制苗汉双语文教学课本》1～7册，苗语《语文》1～3册，《数学》1～2册，《自然》l册，计30万册，黔东苗文扫盲课本2种，《苗文学习》1～4册，计印154,000册，《苗汉词典》、《汉苗词典》、《苗语俗语小词典》、《苗语语法》、《黔东苗语基础知识》等工具书27,000册。此外，各县(市)自编自印的乡土教材还有许多，如凯里的《小学苗文课本》、《苗语语音》、《苗汉词汇》，台江的《生词生字苗汉对译教学参考书》，施秉的《苗语课本》、《六年制小学苗汉语文课本》(第一、二册)、《读苗文》、《苗文助读》、《苗文课本》等等。

贵州省黔东苗语文进入小学和中学，从1981年个别学校的试点发展到1983年的大面积试点，这是跟教育系统的支持和配合分不开的，近15年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实行苗(黔东方言)汉双语文教学的学校历年累计1,040所，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902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38所；教学班1,654个，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433个，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221个，学生56,588人，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48,191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8397人。在凯里民族师范学校、黔东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自1984年以来，也相继开设了黔东苗语文课。大专院校中的苗文教育情况：在大专院校开设苗语文班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1952年开始招收苗语文班培养了一批苗语文的专家。80年代起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三系开设招收苗语文大专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贵州民族学院从1958年开始招收苗语言文学本科，后停办。

80年代后，恢复苗族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招生，1995年恢复本科招生。大专院校的苗语文教材。一般都是教师自编。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都设有教研室，有专人负责苗文教学。

遵义县洪关苗族乡民族中学苗文班共有学生47名，学校聘用了当地的一个懂苗文的退休教师宋兴发为班主任并担任苗文教学。开班当初，由于该班大多数学生苗语基本失传，苗文未学过，学生学起来困难大，逃学逃课的学生多，一些家长对此认识也不够。有的家长说，学苗文考学校又不起作用，严重影响了苗文班的教学。苗文班的老师走乡进寨，找学生家长谈心，讲学苗语的重大意义，保护老祖先创造的苗寨文化遗产。学生们学习苗文的热情高涨，前不久苗文班学生李兰参加“多采贵州”遵义县预赛获特别奖。该校还以宋兴发为代表的专门人才，组织后续教师培训工作，邀请经验丰富的教师组织编写苗文教材及相关知识手册，邀请民间艺人到学校授课，并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纳入体育课教学内容

中小学的苗文教学问题：课程及学时的设置，是先学苗语文，还是先学汉语文，是苗汉双语文教学并举，还是以学汉语文为主，苗语文只是辅助教学得工具，是苗汉语文各占一半，还是教学比例有轻有重，这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都没有很好解决并规范化。苗文在中小学中的双语文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提高了苗族儿童的入学率、巩固串和升学率。但由于民族地区的教学体制还不够规范、教材还没能配套，双语文教师待遇过低(20～50元/月)，苗文教师编制和民转公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影响了双语文教师的积极性和稳定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

苗语文的高等教育问题：毕业生的就业及走向是苗语文高等教育最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各级民族语文机构需要苗族语文人才，但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和编制等原因，这些人才却不能充实到苗族语文工作中去。苗族地区的各级中小学需要苗语文师资，可是这些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无缘登上苗文讲坛。就业专业不对口，无形是苗语文高等教育的损失。国家花费了一定的财力物力培养苗语文人才，由于现实种种原因造成了苗语人才资源的不合理浪费，应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居住在不同国家中的苗族人越来越多地学习和使用着一种用拉丁字母拼音的苗文。这种苗文到现代为止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称呼，它的创制、推行、传播和作用等情况亦鲜为人知。然而，这种苗文确确实实已在世界苗族人中广泛流行，成为各国苗族人共同学习和使用的文字形式。

“国际苗文”不是一个主观而简单的称呼，它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并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在这里不妨从头说起。

1949年12月，一位名叫贝尔泰斯(Bertrais)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从法国来到老挝，他选择了朗勃拉邦一个名叫野牛山的苗族村子开展传教活动。为了工作方便起见，他首先学习苗语，并按法文设计了一套由点、横表示声调的简易苗文来记写苗语。与此同时， 一位名叫巴尼(Barney)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也在老挝川塘东部的苗族村子里传教，他也创制了一套用数字表示声调的苗文。在同一个民族中，语言相通而出现不同的文字形式，显然存在诸多不利。为此，贝尔泰斯和巴尼约定，在朗勃拉邦一起讨论两种苗文形式的统一问题。为了使统一后的苗文科学、适用，他们还请了一位名叫斯莫莱(Smalley )的美国语言学家和两位苗族青年参加讨论。1953年4月， 他们经过讨论后确定了统一的苗文方案。其声母共有56个，韵母共有13个，声调共有8个， 其具体形式分别是:

声母：（56个）

p ph np nph

pl plh npl nplh

m hm ml hml f v

t th nt nth n hn

d dh l hl

tx txh ntx ntxh x

ts tsh nts ntsh s z

r rh nr nrh

c ch nc nch

ny hny xy y

k kh nk nkh h

q qh nq nqh

韵母：（13个）

a ai au aw

e ee

i ia

o oo

u ua

w

声调：（8个）

b j v d — s g m(“—”表示此调不用任何字母表示)

贝尔泰斯、巴尼和斯莫莱等在老挝创制了苗文。他们知道，创制文字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因此，在随后的时间里，普及和应用所创制的苗文便成了贝尔泰斯、巴尼和斯莫莱等的主要任务。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贝尔泰斯。

统一的苗文方案确定后，贝尔泰斯又回到野牛山。他开始编印苗文课本和有关读物，供苗族人学习和使用。苗族人听说有苗文后，也积极前来求教。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苗文的普及速度并不快。据统计，到1959年，野牛山及其附近只有约一百人掌握了这套苗文。为了加快这套苗文的普及速度，扩大其应用范围，贝尔泰斯开始走出朗勃拉邦，到桑怒去推行这套苗文。与此同时，意大利的一些传教士也在猛龙、桑安、布里和南空等地传教并建立学校，推行同一套苗文。不久，印度支那战争波及老挝， 包括贝尔泰斯在内的许多人都被裹进逃避战乱的人群。1961年，贝尔泰斯和不少人一起到了万象。在万象，他们继续开办学校，编印书刊，传播这套苗文。1964年，贝尔泰斯编写的《苗法词典》在万象正式出版。1969年，一位名叫亨巴切(Heimbach)的人在泰国清迈也编写和出版了一本《苗英词典》。这两本词典以及其他书籍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这套苗文的学习。不少人加入学习行列，使学习这套苗文的苗族人的数量一时间大为增加。到1975年，在万象的苗族人多数都掌握了这套苗文，他们后来大多成了这套苗文的重要传播者。

本世纪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使成千上万的百姓沦为难民并涌入泰国。其中，仅苗族难民就有六万多人，占难民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集中居住在几个不同的难民营里。在难民营里，由于人员集中、时间充足，为这套苗文的普及提供了便利条件。为了将来能够保持联系，学习和掌握这套苗文便成了许多苗族人的自觉行动。他们自行组织起来，开展教学活动。在不长的时间里，难民营中的不少苗族人就掌握了这套苗文。

随着难民人数的不断增多，泰国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于是，联合国开始着手将一部分印支难民迁入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阿根廷以及中国等国家。这样，由贝尔泰斯、巴尼和斯莫莱等共同创制的苗文，便随着苗族人的迁移传入了有关国家。四处离散的苗族人利用这套苗文进行通信联系，因此，这套苗文便在一些国家的苗族人之间继续使用，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具有国际性的苗族文字。

在这套苗文被用于国际通信联系的同时，还有不少苗族人对它一无所知。“国际苗文”的普及首先是在沦为难民的苗族人当中开始的。

在西方国家中，苗族人是生活在主体民族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他们面对的是主体民族的高度现代化，而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却面临着消亡的危险。这种危机感促使苗族人重新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样，一场学习“国际苗文”的热潮便在进入西方国家的苗族人当中悄然兴起。青少年和儿童是苗族人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希望，不少父母便要求他们掌握自己的语言、文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苗族人较集中的地方，苗族人协会和社团或直接为苗族青少年与儿童开办课外苗文学校；或要求正规学校(包括大学)开设“国际苗文”班和苗文课程。有的人则亲自编印书籍、报刊供大家阅读，录制苗语音像供大家学习，甚至筹资在当地广播、电视台开设“国际苗文”的广播、电视节目，以提高苗族人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这些做法大大提高了“国际苗文”在进入西方国家的苗族人当中的普及率。到本世纪80年代初，一部分苗族人在经济上有了一点积蓄，有的苗族人开始到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和中国去寻根访问或旅游观光。他们不仅带去了自己的发展经验，而且也带去了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起过促进作用的“国际苗文”。为了方便与他们的联系，中国、越南和缅甸的苗族人以及一直未离开泰国和老挝的苗族人也纷纷学习和使用这套苗文。至此，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苗文”已全面形成。

通过创制者和应用者的长期努力，加上战争造成苗族人四处迁移等客观因素，“国际苗文”现已在各国苗族人当中广泛应用，并对各国苗族人的生产、生活和经济、文化事业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国际苗文”形成后，苗族人利用它进行通信，在苗文刊物上刊登各种信息，这就使苗族人之间加强了联系，找到了亲戚和朋友。正如有的苗族人所说:没有“国际苗文”，苗族人离得很近好像也很远；有了“国际苗文”，苗族人离得很远好像也很近。“国际苗文”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各国的苗族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更为可喜的是，有的苗族人通过用“国际苗文”进行联系和宣传，互通有无，开展旅游、经贸等活动，增加了收入，促进了各自经济的发展。例如在中国，部分苗族人用“国际苗文”写文章在国外有关刊物上发表，介绍中国苗族人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每年都吸引了不少国外苗族人前来中国寻根访问，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反过来，有的中国苗族人用“国际苗文”向国外推销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和其他工艺品，赚取了不少外汇。有的人甚至引进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进行了一些项目的合作。在泰国、老挝等国，“国际苗文”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好。因此可以说，“国际苗文”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苗族人的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使苗族人当中出现了跨国旅游、跨国贸易等经济活动，这对各国苗族人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苗文”的形成，还使苗族人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继承和保护，并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发展现象。过去，苗族的诗歌、故事、芦笙曲调等，都是依靠口、耳相传。自从有了“国际苗文”以后，不少人用它来记录苗族的诗歌、故事和芦笙曲调等，并加以整理和出版，使之成为可供后人学习、研究和永久保留的重要文化遗产。有的苗族学者还用“国际苗文”撰写论文，著书立说，总结苗族人的生产、生活经验，甚至为苗族人创作现代歌曲和文学作品等，从而大大丰富了苗族人的文化生活，促进了苗族文化的现代化。此外，“国际苗文”还促进了苗语书面语的形成，使苗族人的语言得到了规范和统一，为各国苗族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有理由相信，随着“国际苗文”进一步发挥作用，苗族人的语言、文字将会更加丰富和发展。

“国际苗文”的形成和作用，在苗族历史上是一个奇迹。这种语言、文化现象在当今世界上的其他少数民族中是罕见的。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或民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苗族人当中得到了验证。可以说，“国际苗文”正在把全世界的苗族人带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国际苗文”的普及和应用，逐步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