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七君子审判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历史事件。1969年3月，汤姆·海登、雷尼·戴维斯、艾比·霍夫曼、杰瑞·鲁宾、戴维·戴林杰、李·维纳和约翰·弗洛勒斯七人被指控阴谋煽动暴乱，被称为“芝加哥七君子”（The Chicago Seven）。再算上鲍比·西尔，另有“芝加哥八君子”（The Chicago Eight）的说法。

1968年初，艾比·霍夫曼和杰瑞·鲁宾成立了一个松散的组织，名叫“异皮士”（Yippies）。这个词来自嬉皮士（Hippies），但本身没有任何含义。后来霍夫曼为了给记者们一个好听的说法，把“异皮士”解释成“青年国际党”（YP）。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把致幻剂和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做一个嬉皮的革命者。

1968年是大选年，民主党决定于8月25～30日在芝加哥举行代表大会，选出总统候选人。霍夫曼觉得这次大会是宣传“异皮士”最好的机会，便通过媒体宣布“异皮士”将前往芝加哥参加大会，并颁布了一系列极尽夸张之能事的行动纲领。比如，他们宣称要向全体芝加哥市民免费发放致幻剂，甚至打算往自来水系统里添加致幻剂。他们要当街表演性交，并发誓要和胆敢阻止他们的警察决一死战。最有趣的是，他们打算模仿民主党推举总统候选人的做法，也来推举一位候选人，而这位胜利者将是一头小猪，而且他们还打算在选举结束后把这头猪吃掉。他们的理论是：通常所有这类选举的结果都是胜利者把人民吃掉，他们要把这个过程倒过来。

著名的《休伦港宣言》起草人汤姆·海登（Tom Hayden）也参与了行动，他们主张行动必须是和平与合法的，因此向芝加哥政府提出申请，但没有获得许可。

大会开幕前，霍夫曼带着几千名“异皮士”来到芝加哥，占领了芝加哥城市公园，宣布他们将在这里举办“生命节”，参加者既可以听摇滚乐吸食毒品，也可以选择和“精神导师”们一起打坐诵经。芝加哥市市长一看不妙，立即宣布戒严，并调来2万多名警察和国民自卫队队员，在芝加哥大街小巷彻夜巡逻。 “异皮士”们对此毫不理会，照样在城市公园里集会。结果可想而知，“异皮士”和警察大打出手，警察不但动用了催泪弹和高压水龙，而且还用上了警棍和皮鞭。这场争斗造成了几百人被捕，1000多人受伤，一人死亡的惨剧。霍夫曼等8名领导人被警察抓获，罪名是违反了1968年的《民权法》。

总统林登·约翰逊与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都不同意起诉“八君子”，案件在起诉阶段就已搁置。但是，当时正值政权更替期，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新任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都是注重“法律与秩序”的强硬保守派。尼克松上台后，当局很快启动了对“八君子”的审判。

1969年1月，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上台，同年3月，鲁宾、霍夫曼和海登，还有黑豹党的鲍比·西尔（Bobby Seale）等八人被控在芝加哥煽动暴动，被称为“芝加哥八君子”（后来西尔的审判被分开，所以改称为芝加哥七君子）。

无论从历史资料，还是当事人回忆来看，这七君子或八君子原本并无串联，海登和戴维斯是美国民主党青年组织的领袖，戴林杰是一个终止越战组织的创办者，霍夫曼和鲁宾则是嬉皮士性质的青年国际党成员。西尔根本没参与组织这几天的抗议，只发表了一场演讲。

1969年9月24日，审判开始。主审法官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朱利斯·霍夫曼（Julius Hoffman）。庭审伊始，被告鲍比·西尔就辱骂霍夫曼法官，说他是“法西斯狗”“蠢猪”和“种族主义者”。法官的表现也异常过激，他让法警把西尔捆起来，用纱布堵住嘴，然后逐出法庭，另案处理。“八君子”随即变成了“七君子”。后来，西尔因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四年。

第二天，两名被告身披法袍走进法庭，法官勒令他们脱掉，他们按指示摘下法袍，里面穿着警服，令法官哭笑不得。其他被告有的裹着越南国旗，有的穿着印有以色列国旗图案的衣服，还不时拿衣服擦脚。与衣冠楚楚的检察官相比，辩护律师们的装扮也与“异皮士”没什么两样，他们衣着随意，留着长发，嚼着口香糖，浑身散发着大麻的味道。法官后面的决策，明显带有敌对与“赌气”成分。他频频驳回律师提出的动议，甚至不允许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在持续数月的审判中，法官成了法庭内唯一被取笑、调侃的对象。一名被告拒绝称他为“法官阁下”，而是叫他“霍夫曼先生”。被告忽而说他是“希特勒的帮凶”，忽而嘲弄法庭的“正义观污秽不堪，与狗屎无异”。而被告席则是“解放区”，是“人民对邪恶的司法制度的最终挑战之地”。被告们“坐在桌上撰写演讲稿，写完后立刻高声朗读。有人当庭睡觉，鼾声大作”。律师也不听号令，对法官明嘲暗讽。10月9日，由于法庭外的抗议者越来越多，政府只好派来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媒体评价，对“芝加哥七君子”的审理已经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场审判”。

1970年2月18日，法院正式宣判。“七君子”中，两人被判无罪，另五人因犯意图煽动骚乱罪和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5年，并处罚金5000美元。五人提出上诉后，联邦第七巡回法院在1972年推翻了一审判决，并批评“法官对被告抱有明显偏见，甚至是对抗性态度”，尤其是将被告捆起来并堵上嘴的决定，更是“骇人听闻”。此案重审后，关于煽动暴乱的指控全部被否决，不过法院仍判定，其中四人的行为构成藐视法庭罪，但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对“芝加哥七君子”的审判，引起全美对司法伦理和法庭秩序的反思，相关争议一直延续至今。有人认为，即使被告行为不当，或对法官不敬，法官也应秉持公正、中立的心态，不能被愤怒、偏见冲昏了头脑，导致司法公信力受到怀疑。因受到诸多投诉，律协甚至因此启动了对霍夫曼法官的调查程序，但最终不了了之。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霍夫曼的行为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芝加哥律协主席弗兰克·格林伯格就提出：“总有一些以革命者自居的人，希望把革命手段带入法院的刑事审判中”，但是，没有法官允许自己的法庭变得混乱不堪，哪怕需要借助强制措施，也得维护司法权威和秩序。

联邦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年轻时参与过对霍夫曼法官的调查。他后来总结说，“芝加哥七君子”事件对他触动很大，也令他愈加注重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任何法官都应低调、深沉、内敛，保持独立，不要轻易被意识形态和激愤情绪所控制。此外，无论当事人还是律师，都应尊重法院权威，遵守法庭秩序，如果只想着操纵和利用舆论，藉此给司法施加压力，只会造成法官与被告的双输。

在审判过后，芝加哥七君子开始有了各自的人生选择，鲁宾和霍夫曼成为超级文化明星。霍夫曼依然参与政治抗议，但也患有严重忧郁症。最后不幸在1989年自杀。鲁宾的人生一样出现激烈的转变，他决定去华尔街工作，从六十年代激进颠覆的“异皮士”转变为八十年代中产阶级“雅皮士”（Yuppie）的代表。他专门表示自己“长大了”（Grow Up），则霍夫曼指控他出卖了理想。海登则持续参与反战运动，在九十年代担任加州地方议员，连任数届。他一生都坚持青春时的理想，积极参与美国左翼运动，直到2016年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