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1936年11月30日—1989年4月12日），全名艾伯特·霍华德·霍夫曼（Abbott Howard Hoffman），著名反文化人士、“异皮士”的领导人，“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的被告人之一。

1936年，艾比·霍夫曼生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是家中三个孩子里最年长的。1955年进入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1960年结婚。1965年参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1966年离婚，移居至纽约。

霍夫曼和杰瑞·鲁宾等一伙人在东村创立了青年国际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号召这帮“异皮士”（Yippies）进行一场政治与文化革命。

1967年8月24日，艾比·霍夫曼和朋友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将三百张一元美钞撒向楼下，造成了现场的巨大混乱。1968年，霍夫曼又号召五万人在五角大楼进行“驱魔仪式”。他称越战是由魔鬼创造的，而魔鬼就是五角大楼，他让这群嬉皮士围绕着五角大楼，利用“通灵”使这栋建筑飘起来。

因196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暴力冲突，霍夫曼和汤姆·海顿、戴维斯、鲁宾以及黑豹党的鲍比·西尔、反战组织领袖戴林杰等八人被控在芝加哥煽动暴动。这场历时数月的审判在1970年结束，“芝加哥八君子”一度被判定有罪，但上诉法庭在1973年推翻了这一判决。

1973年，霍夫曼因被控走私可卡因而被捕，后来他弃保潜逃，化名“巴里·弗里德”（Barry Freed），与他的第三任妻子劳伦森一起在欧洲和纽约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生活了数年。期间，他也曾以化名参与环保活动。直到1980年，霍夫曼才公开自首，并服刑了四个月。20世纪80年代，他以在大学授课为生，并依然参与环保运动。1986年，在一场抗议中情局校园招聘的活动中，吉米·卡特的女儿与霍夫曼一同被捕。

霍夫曼一直患有严重抑郁症。1989年4月12日，他在家中自杀身亡，死因是药物过量。

“赛伯空间”的“电子边疆”伴随着反战和嬉皮士运动猛然拓展，新一代黑客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艾比·霍夫曼可以算作是这一代黑客的“始作俑者”，他的许多做法和精神被后来的黑客所继承。

艾比·霍夫曼是易比派的重要成员，他也是联邦调查局最“关注”的美国人之一，霍夫曼走到哪儿，联邦调查局就跟到哪儿。据说，联邦调查局里霍夫曼的卷宗，超过了那些臭名昭著的罪犯。

其实，霍夫曼并非一个对公众构成极大威胁的人物，只是他的许多恶作剧实在让当权者恼火。他也没有什么财团为他撑腰，他不过善于利用媒体，以媒体作武器，向他痛恨的权威进攻。他常把大众媒体玩于股掌之中，加上他的富有煽动性的口才，他敢于向一切权威挑战——警察、法官以至总统。

霍夫曼制造过许多恶作剧，并常常以迷幻药为主要材料。

一次，霍夫曼参加了一个五角大楼外的示威活动，警察对情绪激昂的群众使用了梅斯催泪毒气，人们受不了，只得四散逃开。霍夫曼由此产生了一个恶作剧的构想。不久，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向来者宣布，他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迷幻药，是由传统的迷幻药加上一种能迅速地从皮肤进入血液的药剂混合而成的，他说：

“这种药如果喷射到你的皮肤上，你就会脱去衣服，产生无法克制的性冲动！我们将把它装到水枪里，朝我们认为应该喷的人喷射。”

记者们大哗，一时议论纷纷：

“真有这种药？”

“不可能吧？”

“如果真有这种药，岂不是可以让那些大人物当众出丑？”

“这家伙就是要让那些议员、州长之类的人出丑。”

看到这样热烈地反应，霍夫曼很高兴，他面带笑容，不紧不慢地说：“我想大家一定对我说的这种药持怀疑态度，不过没关系，我马上可以向诸位证实我的这种药的效力。”

从门外走进一群穿着奇装异服、蓄着大胡子或头发乱蓬蓬的男男女女，霍夫曼走下讲台，拿着射枪向这群人的脸上、胳膊上、腿上——一切暴露在外的皮肤上喷射。不一会儿，这群人就开始脱衣服，亢奋地大喊大叫，并做出种种不堪入目的举动，吓得记者们纷纷逃走。

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效果可想而知，人们从来信奉“眼见为实”，第二天的各种媒体对这种药进行了大肆渲染，并顺带着把五角大楼的梅斯毒气与之比较。

后来并没有真的出现霍夫曼说的这种新药，但大人物们出门格外小心，说明了他们“宁信其有”。其实这不过是霍夫曼的一场恶作剧。

霍夫曼的恶作剧让当权者伤透了脑筋。

有一次，霍夫曼被警察的“打扰”闹烦了，他向媒体宣称：“如果市长或是警察再跟我作对，我们就要把迷幻药下到你们市的共用供水系统中。”

这座城市的市长吓得够呛，他调集了6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把守水库严格盘查一切企图接近水库和供水系统的人。报纸、电视热火朝天地报道事态进展——尽管霍夫曼什么也没做——一时间鸡飞狗跳的。

几天后，霍夫曼觉得“玩”够了，他“好意”地通过媒体提醒市长：“从化学常识上看，这种药不可能溶于水。”

市长惊魂未定，他无奈地对媒体说：“我知道这事不可能，但我可不能掉以轻心。”霍夫曼则对此解释道，什么是现实？公众的感知就是现实！市长并不是在保护水源，而是在向公众显示他保护公众的能力。

霍夫曼的恶作剧通过媒体，展示了它巨大的威力：用一个小小的谎言，引起社会的全面回应。霍夫曼的威胁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威胁有没有造成这种社会的回应。

1967年10月21日，美国的五角大楼外聚集了5万多人，与以前的游行示威不同，这些人都是来干一件事——合力抬起五角大楼。

“抬起五角大楼”？这回霍夫曼开的的确是一个“国际玩笑”！任何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可能相信，这些黑客难道没有脑子？他们怎么会相信霍夫曼的“鬼话”呢？

霍夫曼的“鬼话”确有一定的蛊惑力。在此之前，霍夫曼说道：“如果我们包围了五角大楼，它就会升起，离开地面，升上天空。这一事实尽人皆知，我们在电视上用五角大楼的缩微模型做过多次试验，无一失败。我们申请许可，要把五角大楼抬高100英尺；我们把五角大楼量了一遍——因为这，我和我的朋友被当兵的揍了个鼻青脸肿。我们知道那些穿制服的家伙不会让我们否定引力定律，因为他们不让我们否定这个国家700万个法律中的任何一个。”

就在这天，一些相信霍夫曼的人，和更多的来瞧瞧真假的人以及许许多多看热闹的人，全汇集到五角大楼前，自然少不了那些最爱凑热闹的记者们。五角大楼当然没有被抬起来，但无事都恨不得要生事的新闻媒体，早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社会想不回应恐怕都难，霍夫曼自然是铁定的赢家。

霍夫曼把他的这种恶作剧叫做“游击战”，与越南人对付美军的方法一样：用最小的代价和最小的危险，给庞大的美国国家体制以打击。霍夫曼称，成千上万的人把代表邪恶势力的五角大楼围起来，以向世界表示，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赞成越南战争。“恶作剧是一种象征性的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在包围五角大楼，试图举起它；但如果你拍下当时的场面，把它给全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看，他们会说：‘天哪！这个邪恶的帝国原来也不是牢不可破的！’在整个反战运动中，这一事件也许给了越南人很大的鼓舞，因为他们从此知道了五角大楼就是那么回事。”

对恶作剧，霍夫曼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当人们不知道你是否严肃认真时，恶作剧会达到最佳效果，”它似假似真，会在人的心中产生某种不安全感，而且，人们最终不会抱怨它，因为它毕竟不过是“一场玩笑”而已。

霍夫曼的著名著作是《偷走这本书》，在书中，他告诉嬉皮士们如何利用现存的体制谋生，其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电话偷窃技术。

越战期间，连邦政府规定，打电话要收附加税。对此，霍夫曼和他的同伴们十分愤怒：凭什么让老百姓为一场非法的、不道德的战争纳税！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非暴力的反抗方式，即盗打电话。

霍夫曼认为，通讯是任何革命的神经中枢；解放通讯将是一场大革命的重要阶段。1971年6月，霍夫曼与一位电话黑客阿尔·贝尔（A.Bell）一起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做《青年国际党阵线通讯》，其中大量地传播盗打电话技术。

嬉皮士们蔑视一切传统的东西，那些衣冠楚楚的人越是向他们投来蔑视的目光，他们越是高兴，他们甚至故意做出许多让正人君子不耻的事。他们盗电，盗煤气，盗自动售货机，一切他们认为是社会的或是资本家的东西，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弄到手。所以，《青年国际党阵线通讯》受到了嬉皮士们的欢迎，它在格林威治村出版了好几年。后来，阿尔·贝尔将《青年国际党阵线通讯》改名为《技术辅导程序》（TAP），它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主要介绍、传播攻破电话系统的技术，因为办刊的人只对攻击电话系统感兴趣。

霍夫曼始终坚持他的政治主张，因此他长期是联邦调查局紧盯的对象。他先后逃到墨西哥、法国，最后又辗转回到美国，东躲西藏地流亡了7年，靠打零工度日。他在流亡中还不断地写文章抨击时政，因此他得不断地伪造身份证，为了逃避追捕，他甚至干脆做了整容手术。

终日处于紧张状态的霍夫曼最终忍受不了这种长期流亡的生活，1980年，他向当局自首，当局则以吸食可卡因的罪名判他入狱一年。

出狱以后，霍夫曼生活出于贫困之中，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60年代的他的辉煌一去不复返。当年的嬉皮士朋友们，或者因吸毒，因贫困而早早离开人世，或者改邪归正，进入了他们曾痛恨的主流社会。霍夫曼日益颓废，终日依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

1989年，没有了精神支柱的霍夫曼，在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中掺进了大量的苯巴比妥，饮酒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