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文涛先生生于儒医家庭，为聂国祥先生第四子。后又出于王耀廷门下。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有《食物训练与糖尿病康复》，与其他学者共同完成的学术著作《糖尿病行为医学技术指南》、《中西健康心理模型的解析》。

聂文涛先生出于王耀廷门下。王耀廷老师先后担任长春中医学院教学院长、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为人光明磊落。聂师天生聪颖，又有长辈耳提面命，成就了儒学素养，好诚明之学。聂师认为：先学《诚明》，而后可学《中庸》，而后可以学《易》。其学生曾整理聂文涛老师所授，汇成《聂文涛让我学诚明》、《聂文涛让我学中庸》和《聂文涛让我学周易》。聂师所授都是他个人的生活总结。每言：慎独就是要面对自己。聂文涛老师负责开发教学课件、产品设计、学术交流和人才培训等糖尿病相关的重大事宜。

平和书院称聂文涛先生为生活中的诚明之师。2003年他依据中医哲学中“德”与“位”的关系辨析而提出了双高综合症的概念；2008年基于古代中医学对消渴症的详细记述，发现了血糖的谷物保护曲线。

2003年，聂文涛指出：Ⅱ型糖尿病后期胰岛素分泌不足正是治疗方式造成的功能退化。“患者所以自身选择了升高血糖的反应，是基于胰腺对体内糖的运行转换情况所做出的一种判断。当服用了降糖药物以后，胰腺会做出一种错误的判断，那就是现有的胰岛素分泌水平已经是足够人体所需的。”（《中西健康心理模型的解析》）

2004年，聂文涛明确指出：“外援胰岛素会引起体内胰高糖素升高，从而造成双高综合症。”（《从糖尿病解析生命的阵势》）双高综合症不仅预见了胰岛素补充的问题，更是对西方传统思维的明显挑战。一个众所周知的激素关系，胰岛素分泌会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但是从中医思维出发却可以肯定如果是外援胰岛素则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这表明学者对内源胰岛素与外援胰岛素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这种来自中医学的观念，构成了对数百年来西方现代医学思维的冲击。

2005年，聂文涛发表了著名的《现代中医学主张》。呼吁要结束只相信眼睛而不相信人类智力的解剖时代。他指出，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使事物本身的运行规律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显现出来，而所谓大量统计的循证恰恰忽视了这一点。那些被统计出来的数据，完全可以给出更合理的解释。

2006年，多年的糖尿病康复实践使这位青年学者更加自信。聂文涛进一步强调了“先健康然后血糖平稳”的康复主张。他对患者并发症恢复时的血糖升高做出了明确肯定：血糖过高可以引起酮体酸中毒等严重后果，然而这些后果出现之前身体绝对不是舒适，而是异常难受。当身体舒适了，并发症状明显恢复，这种危害怎么可能比并发症进展还可怕？并发症才是最严重后果。

2007年，聂文涛在他的名著《食物训练与糖尿病康复》中进一步指出，Ⅱ型糖尿病是由胰高血糖素首先升高引起的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双高综合症。这从病因学上直接修正以往集中于胰岛素的观点。引起强烈震动。吉林大学出版社用快速出版作出了支持。

2008年，聂文涛与天津医科大学王英博士共同完成的《糖尿病行为医学技术指南》引起广泛关注。王英博士因此被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授予改革开放30年中医药发展杰出贡献奖。

2009年，德国健康界根据聂文涛的谷物保护主张，开始健康主食教育。健康主食，成为糖尿病饮食治疗的全新主张。

2010年，聂文涛著作《驯服血糖》出版发行。《驯服血糖》汇集了聂文涛众多学术观点，已有多种文字版本流传。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聂文涛在研究疾病过程中，表现了强烈的东方思维，也表现了对心身医学、健康心理学等欧美最新健康理论的强烈关注。他提出用人体被动发病和主动发病来替代原有的急慢性疾病划分。在生理动机上，中医学和西方新兴起的很多学科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因为有生理动机的存在，很多疾病正是生理上为了获得生理机能的平衡而主动发生的。这类疾病会表现出身体对各种直接干预的强烈抵抗，因而使疾病呈现出慢性、迁延难愈等特征。在这种观念之上，主动性发病和被动性发病的治疗方法上应该有明显的区别。他指出：“解除生命的纠葛必须给出生命新的目标。”这种理论划分的结果，为以后各种慢性疾病研究提供了可参考范式，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

《有效康复糖尿病》是聂文涛英文著作中文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1日出版发行。《Conquer Diabetes Mellitus 》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第一部中国医生撰写的英文糖尿病图书。书中总结了作者的理论和实践。

聂文涛把体内出现持久的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都高于健康水平的状态，从而造成相关健康问题，被命名为双高综合症。

1、双高综合症出现的两个条件

聂文涛认为，频发低血糖、相对低血糖或身体局部血糖供应不全都可能导致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强，带动胰岛素分泌，从而出现双高综合症。Ⅱ型糖尿病人进餐之后2小时胰高糖素和胰岛素水平都在升高，都高于健康人。与此相比，健康的人会出现胰岛素升高同时胰高血糖素浓度降低。这说明，糖尿病人在生理上渴望升高血糖。或者说，如果一定要用激素指令来说明Ⅱ型糖尿病的产生原因，那么应该表述成： 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强导致了身体血糖升高，造成Ⅱ型糖尿病。 这说明糖尿病的根本不是合成不足，而是消耗太大。因为胰高血糖素是促进人体物质分解的，而胰岛素是促进人体物质合成的。频发低血糖、相对低血糖或身体局部血糖供应不全都可能导致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强，从而出现糖尿病。

外援胰岛素补给以后，体内将出现胰岛素和高血糖素浓度双高的状态，简称双高状态。这是聂文涛关注的另一种双高综合症。这种情况是人体自我保护的结果。

2、双高综合症的临床意义

双高综合症，提示治疗糖尿病应该从降低血糖转变为防止升高血糖。

天津医科大学王英博士注重双高综合症和谷物保护曲线的发现，认为这是中医学对消渴证研究的巨大成果。她在与聂文涛医生合作撰著的《糖尿病行为医学技术指南》明确了：双高综合症和谷物保护的效果证实了古代中医名家关于消渴证可以痊愈（古文：已）的记载是真实的。同时指出：“聂文涛医生的代谢训练、谷物保护、运动刺激三合一生活新法是针对Somogyi现象的。Somogyi现象是糖尿病患者普遍发生的，也就是短暂低血糖之后出现高血糖。这提示，高血糖很多时候来自低血糖刺激。这给传统的药物治疗带来了难题，强行降低血糖实际上等于更牢固地培育了高血糖病根；升高血糖又使高血糖可能进一步加剧。谷物保护，是从生理学习理论出发，把食物代谢过程和食物代谢结果严格区分开，因此关注到谷物和葡萄糖的区别。”

饮食和运动一直是糖尿病行为干预技术的关键。这方面的指导，很多都是出于专家们主观的意愿，因此不仅方案之间差别很大，而且缺乏相应的研究依据。我国上海高校专家一直非常重视这方面问题。比如，上海医科大学宋禧星教授指出：“20世纪50年代，当欧美等西方国家采用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和高脂肪作为治疗糖尿病食谱时，我国根据传统饮食习惯，提倡在一般情况下食谱中的总热量主要（＞50%）应来自碳水化合物，其他来自足够的蛋白质和低脂肪。我国的食谱与日本的很相似。实践证明，我国和东方的食谱比较合理，慢性血管并发证远较西方食谱为少。西方国家也认可我国的食谱，但是由于饮食习惯不同，他们不容易长期坚持”（引自宋禧星《现代糖尿病学》，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这也表明，本世纪之前，关于糖尿病食谱从来未作过放开谷物组与控制谷物组的对照研究。

上个世纪末，中医学者聂文涛关注清代名医陈士铎在《辩证冰鉴》中记述消渴症“得食则渴减,饥则渴尤甚。”聂认为，清代中医学家陈士铎注意到，消渴病人进食谷物后症状缓解，饥饿的时候临床症状越加明显。并开始长期地耐心求证谷物放开的效果。2007年聂文涛医生公开提倡放开主食，主张与正常中国人养生标准一样，采取饭吃八分饱。并首次为放开谷物作了行为医学论述。聂文涛的专著《食物训练与糖尿病康复》2007年由吉林大学出版发行。聂文涛的抽样调查显示，在57名伴有口渴、虚汗、乏力等糖尿病不适症状的患者，放开主食和以谷物作为零食保障后，45例症状患者或消失，8例没有明显变化，4例继续发展。这说明，即使在心理作用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放开谷物也是完全正确的。聂文涛医生还在面向医院的技术培训中直接说明“一条奇怪的血糖曲线”，这就是谷物保护曲线。

天津医科大学王英博士注重谷物保护曲线的发现，认为这是中医学对消渴证研究的巨大成果。她在与聂文涛医生合作撰著的《糖尿病行为医学技术指南》明确了：谷物保护的效果证实了古代中医名家关于消渴证可以痊愈（古文：已）的记载是真实的。同时指出：“聂文涛医生的代谢训练、谷物保护、运动刺激三合一生活新法是针对Somogyi现象的。Somogyi现象是糖尿病患者普遍发生的，也就是短暂低血糖之后出现高血糖。这提示，高血糖很多时候来自低血糖刺激。这给传统的药物治疗带来了难题，强行降低血糖实际上等于更牢固地培育了高血糖病根；升高血糖又使高血糖可能进一步加剧。谷物保护，是从生理学习理论出发，把食物代谢过程和食物代谢结果严格区分开，因此关注到谷物和葡萄糖的区别。”

王英博士提出《糖尿病行为医学技术指南》,发表时被合作者推为第一作者。并因此被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授予“改革开放30年中医药发展杰出贡献奖”。王英博士明确指出其进食谷物受到陈士铎的启发。

（1）挖掘中医遗产，不能依据现代医学的研究结果。聂文涛认为，在现代医学理论与中医实践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发展现代医学理论，而不是抛弃实践。否则就是削足适履。

（2）疑古派应该通过实验证据来质疑古代文献记载，而不能根据自己做学问的习惯来主观臆断古代文献不真实：这是对古代学者劳动的不尊重。

正确理解儒学经典的文字，是中华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嗜好。中医学的特殊性，要求每个学者必须有扎实的文字功夫。训诂需要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理解。

[起因]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在《孔子不信巫医考》提出：孔子一生笃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治学格言。正因为如此，他对那些不明不白的巫和医是从来不相信的。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另外一句格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在一些《论语》注释著作中这句话多被误解为，“没有恒心的人不要学习巫和医”。其实，这样的解释与孔子的一贯思想极其相左。既然孔子既不信巫也不信医，是断然不会劝告人们用“恒心”去学习巫和医的。笔者以为，孔子这里的“恒”，是指一种恒定不移的因果规律。既然医和巫不能确定它们与疾病之间恒定不移的因果关系，则所有的人都没有权力为病人施行巫和医。因此，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人（生老病死）是无常的，不可以为人施行巫术或医术。”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经由孔子表达出来的也许是最早的“废医论”观点。

[聂文涛训诂]

《周礼》有医官设置，那里的医显然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表明他对周礼的非常认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孔子接着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这里说的是人需要有坚定的操守，否则一定会遭受羞辱，这是不用卜卦就知道的。孔子的全部落脚点，不是巫医，而是道德。孔子如此主动谈及巫医，并用来说明道德问题，说明孔子没有把巫医当成“怪、力、乱、神”。

[天地位焉]

南宋叶适《中庸》：“古之人，使中和为我用，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也就是，君子要用中和的态度改变现实，重建天地自然的秩序。这是一种“改天换日”的解析。南宋时期，外族入侵，内部不断有屈膝主和的权臣。叶适作为一个主战大臣，借《中庸》而言志。这种对《中庸》的理解影响至今。现在仍然有学者把“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翻译成：“天地各得其位，万物自然发育。”

聂文涛认为，《中庸》前半部分为先秦作品。后半部分有秦汉学者添加成份，可称之为《诚明》。“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说君子得道多助。君子中和，天地万物都被君子取用，所以天地赋予其位，万物也会表现出对君子的支持。聂文涛先生认为，君子效法天地，顺应天地，这是《中庸》思想的核心。叶适的解释，是基于时代的特殊要求作出的。万物因为某甲中和而发育，又因为某乙不中和而不发育，甲乙并存于世，岂不万物无所适从？所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应翻译成：“天地赋予君子地位，万物也会给君子以养育支持。”

[小人之中庸]

流行的解释“之”是“反”的意思。聂文涛解释说，“君子之中庸也”的“之”是指向目标的意思。“小人之中庸也” 的“之”也是这个意思。君子和小人物，都有中庸的愿望。

孔子说：“君子能够实现中庸，小人物会与中庸目标背道而驰。君子想要中庸啊，君子那时候能够恰到好处；小人物也要中庸啊，小人物却不知道要有所忌惮。”聂文涛说：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谁不想做事恰到好处呢？但是小人物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心中把别人装得太少了，不知道什么应该忌惮。

[中庸不可能]

聂文涛解释说，“能，此处是指凭能力做事。”不可以把先秦的“不可能”理解成现代的“不可能”。如果中庸不可能，那何必谈中庸呢？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傣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是依靠能力可以做到的。”聂文涛说：中庸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分寸，不是靠勇气、智慧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实现的。所以，修道不是任性；道不可以强求。

[天尊地卑]

语出《易传·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是古人描述天地自然的秩序，并依此秩序来说明君子德与业的关系。“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聂文涛解释说：“天高地卑，并不是把‘地’理解为下贱。这是要君子居于高位则能效法天，居于下位则能效法地。所以《易传·系辞上》有‘崇效天，卑法地’之说。《易传·系辞上》鼓励君子要凭借自己的德性而创立事业，不断自新。自新，就是改变自己：‘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君子效法天地之道，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会坚守自己的道德，并因此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汉代以后，封建君主地位得到加强。天尊地卑被学者曲解成社会地位的不可逾越，以取悦君王。如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列出“三纲五常”；东汉女学者班昭著《女诫》云：“夫有再娶之义，妇夫二适之父，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故事夫如妻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

坚持中医学思想，分析现代数据，解决当代疾病。这就是聂文涛的现代中医学主张。

针对一些学者认为“消渴证”不确切的说法，聂文涛认为：

消渴证关注了人体内的一种驱动力，现代心身医学称之为内驱力。也就是身体有高分解的冲动；高分解的结果是消渴。所以，针对消渴的治疗方剂，往往同是对糖尿病、甲亢等疾病有效。这是中医立足于身体体征变化解决疾病的价值所在。聂文涛在《是驯服血糖，不是束缚血糖》一文中指出：中医学强调人体变化是必须有主导力量起作用。也就是谁行“政令”的问题。这种“德”与“位”的关系辨析，也是《易传·系辞上》开篇就讲的。根据这种基本的中医思维，人体胰岛素不敏感状态是因为胰岛素不当令的原因。那么，此时由谁来行“政令”呢？这就是胰高糖素。这说明糖尿病的根本不是合成不足，而是消耗太大。因为胰高血糖素是促进人体物质分解的，而胰岛素是促进人体物质合成的。显然，频发低血糖、相对低血糖或身体局部血糖供应不全都可能导致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强，从而出现糖尿病。因此，必须避免对血糖的这种刺激。所以，中医学自《黄帝内经》以来一直注意谷物保护。现高碳水化合物是因已经成为公认的糖尿病患者健康进食方式。

中国人在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上和对生命的研究上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种是注重“道”和“德”的作用。这里，我们首先要讲一下“德”。所谓德，就是能够正确履行自己职责一种品质。在传统中国哲学中，四季变化都是天的德。生养万物是地的德。周朝代替了商朝，周人认为是自己的德起了决定作用。殷商失去了领导天下的德，所以失去了天下。周人履行了领导天下的职责，所以得到了天下。所以，周立国以后三千年，中国人一直注重德的培养。这种观念，被用了观察分析人的生理现象。 德的观念，影响了中医学对疾病的看法。中医学认为，如果一种生命力不能正确发挥自己的职能，无论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过分的发挥了作用，都可能导致疾病发生。这是因为人体会对这种失职做出反应。 这种来自身体内部的不平衡，导致了人体发生主动反应，因此出现疾病，这种情况直接对疾病的结果进行纠正是无效的。正确的解决方式只能是激发人体生理功能，使之重新平衡。

与上述病因相反的情况，如环境因素骤变，人体无法适应而受到外来伤害，则要采取直接保护身体的措施。这时候的治疗方法才与现代医学是一致的。也就是，发现高热就要退热，发现头痛就要止痛。 在中医方面，这是直接对人体生理不平衡的矫正。

这种对万事万物恪尽职守的崇尚，也形成了中医大夫对医生“德”的理解。

聂文涛在面向医院糖尿病技术培训中的著名演讲：这些摸象者，他们摸到局部的那种真切感和给他们带来的那种内心的震撼，不是我们远观那些大象所能体会的。而且站在未来的角度，我们反看今天的所有的学派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深切的感觉到包括我聂文涛自己的研究，那只不过是未来大象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

聂文涛针对“中医有效但不科学”的说法指出：“科学的任务是理解这些方法为什么有效，而不是把自己不理解的有效方法取替。也就是，当理论与真实的现象发生冲突的时候，被否定的应该是理论而不是现象。”

聂文涛评价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是对天体进行的一次完全的数学研究，或者称为纯粹的逻辑运算。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开篇就说：‘不懂几何者禁止入内。’人类每一次最具有革命意义的进步，都是依靠科学家深邃的思考和逻辑运算，而所谓的观察则大多数只是对逻辑的检验。所以，调查统计的说服力是非常有限的。人类应该恢复对智力的信心而不仅仅是眼睛。”从实证的意义上说，“伽利略有超越哥白尼的数学才能，完全可以用数学方式理解《天体运行论》。天文望远镜只是向不能理解《天体运行论》的人们提供证据。”

聂文涛面向基层医院适宜技术培训讲演中说：人类推行糖尿病“限制碳水化合物”饮食标准（John rollo标准），到重新执行“高碳水化合物”标准（如北京协和医院标准），这期间无数患者因为错误的糖尿病饮食治疗进一步丧失了健康。医学界要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该讲演引发的强烈震动，正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科学伦理问题。没有标准可能丧失人道；标准本身隐含的错误也可能并不人道。因此，科学是一个超越了正确和错误本身的社会问题。

聂文涛对理论真伪的执着求证，让人经眼难忘。而对每个具体的工作者却有着深深的体谅。他在评述别人存在局限的时候，也不忘记自己的局限。这种态度甚至表现在对竞争者的宽容上：

何不一笑泯恩仇？[转自聂文涛的博克]

最近一些朋友提醒我说，很多做糖尿病市场的厂家说明书已经大量使用我的理论。比如说，认为大量糖尿病患者身体状态不佳出现在高血糖之前；比如说主张谷物放开；比如说主张把并发症恢复放在控制血糖之前；等等。这和最初激烈的叫骂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希望我能“揭露”老技术新理论，或者“回击”曾经的“诽谤”。

其实，我始终认为：产品制造商或技术服务者，即使是因为职业道德问题而有意做出错误的指导，也是因为正确的声音过于弱小才去迎合世俗的错误，因此他们的内心也会隐藏着自责和不安。况且，本来每个人都是处在不同程度的正确当中，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良好的技术。这个社会的脊梁就是无数的服务者。他们通过不同方式为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个不能容忍劳动者提供服务的社会，是一个失去理性了的社会。当全社会都被舆论操纵要去严打产品制造商或者服务提供者的时候，实际上正构成了最大的社会破坏力。

现在，大家开始传播相对正确的声音，这就有利于全新方向的探索，更有利于改变患者对糖尿病的认知。我的这些竞争者正在觉醒，正在进行正确的努力，更多的实践数据将会不断被公布出来。我想，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我真的想对那些曾经热心攻击我的人报以友好的微笑。

科学研究者的最基本素质是具有一种求实态度。在聂文涛医生的文章中，随时可以看到他对效果不好的情况特别关注。这正是他能不断解决问题的原因。在他的博客里可以看到大量类似文章。这是一篇来自百度的博客文章：

不要对我心存奢望

自2008年6月起，我在黑龙江陆续救助的3名Ⅰ型糖尿病患儿。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Ⅰ型糖尿病患儿从原有糖尿病理论出发需要终身依赖胰岛素。然而，我救助的前两位患儿已经呈现出康复的端倪。这应该值得我们反思：

儿童所以能够恢复得好，是因为他们没有医学信仰引发的焦虑，他们只要身体好就会充满活力的生活。成人则不然，他们会把各种原因引发的身体偶然不适都归结于糖尿病加重；他们在身体快速好转下会突然觉得血糖没有达到理想值就烦躁不安；他们会因为有了快速康复的希望就紧张起来……黑格尔说过：成人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信仰，儿童的精神世界里除了信仰之外还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2007年5月我在撰写《食物训练与糖尿病康复》的时候写下了这段话：“举例只是想说明有一些现象不代表情况不好，所以都列举了正面的例子。其实食物训练和其他健康方式一样，都存在自身的优势，也都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尤其是糖尿病，影响患者健康的因素很多，难以绝对预防，这就更增加了患者康复的不确定性。所以，理想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不理想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心理抵抗问题。”不知道那些读过我书的人是否认真考虑过这些话。但我是认真的。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人们的平 均体重也随之升高，糖尿病患病率呈攀升之势。糖尿病患者不但在成年人中增长，青少年糖尿病患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肥胖的儿童。中国儿童肥胖已达到流行水 平，并使青少年Ⅱ型糖尿病发生率上升。儿童患糖尿病后的危害比成人更大，很容易在青壮年就出现并发症。更为严峻的是，儿童正处于心身发育时期。糖尿病的发病，时常从根本上改变了儿童的生活方式，从而对其心身发育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2008年，吉林省人口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开始与聂文涛携手救助吉林省糖尿病患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聂文涛曾在博客中写到：

一个19岁的女孩儿，因为没有出现第二性征，看上去只有12岁；一个15岁的女孩，看上去只有11岁……这不是金庸笔下的天山童姥，而是糖尿病患儿。这种来自医学维护方式上的错误，所引发的问题，深深震撼了我。

我曾经治疗过一些糖尿病患儿。他们都是在身体状态快速好转的情况下，被警告为不科学而放弃了让孩子正常生长的机会。而我，也仅仅是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不对监护人做任何劝说。现在，当我一次一次面对错过发育期的患儿的时候，深感到自己的所谓尊严实际上是缺乏人性的。

今天，我救助糖尿病患儿，不是为了仁道。孔子说的仁道，那是讲给君子的。而我，曾经放弃了很多次救助孩子的机会，因此不能再谈什么仁道。我今天所要做的，是人道，是追求做人的基本价值。换句话说，面对这些孩子，我能否扪心自问：我还是一个人吗？

我感谢那些决心和我一起工作的专家们，谢谢你们。为了一种责任，为了一种人道。谢谢你们。

这是2006年1月8日，黑龙江省电视台新闻夜航报道了一个患儿情况后，聂文涛亲赴哈尔滨救治，然后写下的博客。

中医的110之旅

[转自聂文涛的博克]2008-05-22 16:07

2006年1月10日，我来到哈尔滨。这个日子很特殊，是110，所以还记得。

这次是因为一个孩子得了紫癜肾，通过黑龙江省电视台“新闻夜航”节目向社会求助。据医院的医生讲：这个病很难治疗，费用也很高。哈尔滨的朋友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我过来是免费为孩子治疗的。这个病对这里的许多中医同行来说，也许都不算什么特殊技术。但是我还是做了特别声明：不接受电视台采访。我和电视台的记者通话时说得很清楚：我不想背上那么沉重的心理压力。

如果我像以往一样给患者治好了，那么一定有人说：“中医总是用个别病例说话。”

如果我万一没有治好，中医的特殊情况就会成为批评者的口食：“中医总是这样，用一些没有把握、没有科学验证的技术来骗人。”

这种情况，拒绝采访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在“科学”面前，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能被指责为错误，虽然科学常常不能解决问题。孩子已经好了，但我仍然不愿意接受采访：的确，中医不能靠义务救治来摆脱目前的困境。我只是想再说一遍曾经说过的话：

我们需要提醒一切热爱自己生命的人们，不能有效解决临床问题的任何精彩理论都可能隐藏着深刻的错误。我们也需要提醒寻找健康法则的专业人士，倚重可以看到的生命现象所以经常不能提供有效的临床手段，是因为对这些现象背后生命运动的无知。

聂文涛《走出加法的世界》

各位哲人：

请允许我为自己的研究做出解释。

人们进行逻辑思考的动力是对世界的理解。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来捕捉信息，然后形成对更多事物的理解。如果我的很多结论干扰了你们的思维秩序，请原谅我是无意的。在理解世界的本能上，我和所有人一样不能自已。我研究糖尿病理论，是因为我想自己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先健康后血糖平稳的现象？是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我对Ⅱ型糖尿病病因的分析。所以扰乱了很多人的想法，那是因为我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有活力了。

我曾经说过，我们以往的数学是一种加法思维。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乘法是加法的特殊形式；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乘方是乘法的特殊形式；开方是乘方的逆运算；对数是在乘方的各项中寻找规律；由对数而发展出导数；然后是微分和积分。数字运算的发展，是更特殊的情况，更高度重复下的规律。因此也就描述了更特殊的事物，构成了更特殊的思维世界。人们经常把自己的工作也划分成可以用加法思维处理的模块。而对无数非加法现象都排除在思想之外。追求简单的、高度重复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人类迷恋习惯的思维根源。

而我认为，在这个加法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广阔的时空。在我的世界里，不断堆积的量变不总是化为飞跃式的质变。达尔文强调具有遗传倾向的变异，是想说明变异的积累最终确定了物种的变化方向和内容。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普及哲学教育中的那种量变导致质变的规律。但是，这种量变导致质变的规律经常是不可靠的。很多量变的结果不是导致了该方向的飞跃，而是出现了意外的结果：接受这种变化；抵御这种变化；出现了物极必反的结果；等等。例如肥胖的结果不总是突变成可以遗传的肥胖变种，而是经常出现糖尿病、甲亢等高消耗疾病而消瘦；低血糖刺激会造成持续高血糖；等等。这些不确定的结果，使达尔文的分析瞬间失去了逻辑保障。

在我生活的世界里，有对生命结构的特殊理解。这里充满了生命动机、生命秩序、生命反应、生命适应。请原谅，我让大家看到了比加法世界大得多的另一个世界。但是，我愿意告诉各位的是：我的世界可以与无数人共享。走进来吧，任何人的世界都不会比我的世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