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文化现象。阐释了儒医的三重境界,即良医、大医、圣医。良医注重技,属于知识论,追求的是真;大医注重德,属于道德论,追求的是善;圣医注重道,属于本体论,追求的是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建天人合一的知识系统,全面弘扬和提升医者的道德修为和职业素养,同时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审视医学,提升医生的审美素养,真正把医学升华为一种乐生的行为,最终实现医生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

儒医，旧时指读书人出身的中医。广义乃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养的非道、非佛的医者。狭义乃指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以儒家易经为圣典。

宋代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李约瑟先生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中国科学技术史》)儒医在宋代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和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因素、经济科学条件及本身发展需要都有着密切关系。无可否认，宋以前确有儒士开始行医，并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在宋代就大为不同呈现井喷的形态，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儒医阶层。正如清代徐松在其《宋会要辑稿》中所言“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至北宋政和七年，儒医之名正式开始流行。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通晓医学，但并非都能称之为儒医。部分文人亦官亦医，或者由儒转医，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参与医疗活动，悬壶济世，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医”。比如许叔微，在习儒同时，刻意方书，精研医学，为官后仍不忘行医，人称“许学士”，对《伤寒论》颇有研究，治病重视辨证，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普济本事方》等，流传至今；又如朱肱，元祷三年进士，曾任奉议郎、医学博士等职，后因忤旨罢官。他身处逆境，潜心医学，以行医著书为事，撰写了《类证活人书》，流传甚广，影响深远；此外像高若讷、孙奇、孙兆、陈高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儒医。

而宋代的多数文人士大夫广泛涉猎医学领域，通晓医学、养生学，积极编撰方书，或者参与政府组织的修订医学典籍T作，却未真正以医为业，较少或者无临床医疗活动，只能算是“儒而知医”，“知”在此为“通晓”之意。如苏轼、沈括、陆游、朱熹、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辛弃疾、司马光、黄庭坚、范成大、苏颂、洪迈、郑樵、蔡襄、文天祥、郭思、张载、文彦博等，几乎到了“无儒不通医”的地步。这些文人士子在从文从政的同时，兼攻医学、养生学，既具有文学家的卓越成就，又有政治家的显赫政绩，还在医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们对祖国中医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往往鲜为人知。

宋代统治者夺取政权以后，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文人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大都是社会的主体，曾是宋代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宋代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在宋代社会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受儒家济世救人的医德思想影响，统治者又高度重视医学与养生学，屡次颁布医学诏令，普及医学教育，大量吸收有文化素养的儒生学医，官方多次组织医学专家和文臣编修方书和本草著作等。这一系列的举措营造了社会上浓厚的重医风气，大大提高了当时医学医师的社会地位。另外，宋朝的几位皇帝大都自身爱好医学，对世人们学医起了一定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就懂医道，曾亲自为其弟宋太宗艾灸治背；宋太宗赵炅素喜医术，曾亲自收集名方有验者千余首等，正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加之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思想的传播影响，鼓舞了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步入岐黄之路，为一代儒医成长开了风气之先。

宋代官方多次组织医学家和知医文臣整理医著、编修方书。此外，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广泛搜集民间验方，择其精要而编纂方书，成绩斐然。

北宋时期。大儒科学家沈括虽非以医为业，然其对于医药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晚年更是致力于医药学的研究，在《梦溪笔谈》里，《药议》、《采草药》等文对药学方面的论述十分精辟，从采药、用药到辨药、制药均有论述。他所著的《良方》、《灵苑方》影响深远。文坛巨匠苏轼对中医药学也颇有研究，著有《苏学士方》，后人将其与沈括所著的《良方》合称作《苏沈良方》，流传至今。清代陆锡熊、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苏沈良方提要》中记载，“宋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证治验，皆详著其状，确凿可据。”王安石推崇医道，爱读医书，《难经》、《素问》、《本草》诸书无所不读，他有两处方流传后世，一是《苏沈良方》所载的“王荆公偏头痛方”，另一方是叶天士《临证指南》所载的“王荆公妙香散”，医家医案中屡用之。

南宋时期。洪遵，进士出身，官拜资政殿学士，著有《洪氏集验方》，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亲自对《洪氏集验方》一书做了考注，在序言里写道“所录验方多有出处及献方人，不作模棱两可语，至今对临床医师仍有启发，可资借鉴”@。洪迈，绍兴十五年进士，为官端明殿学士，绍兴知府，“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以至医卜星算皆有论述”⑤，在《夷坚志》中对于中医药学内容如疾病症状、单方验方、方剂来源等的内容有大量篇幅进行介绍，《容斋随笔》中亦有专篇论述。陆游是古代文人中不可多得的寿星，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又精心研读《周易》、《本草》、《黄帝内经》等，终生好学不辍。晚年蛰居山阴，他一边读书耕作，一边行医乡里，采药、种药、合药，广泛收集医方，并将自己编撰的医方专著定名为《陆氏续集验方》。类似以上的例子还很多，如史学家司马光著《医问》；任将相五十年的文彦博，著《节要本草图》、《药准》；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著《本草成书》、《本草外类》、《食鉴》等。这些名家辑录的方集，促进了两宋时期方书的空前繁荣，为弘扬医道、传播医学知识起了很大作用，使得宋代医学打破了师徒相承、父子家传的方式，吸引了更多非专业人士。

宋代学风不同于汉唐，它一反汉唐的训诂注疏之学传统，而强调“穷理”，提倡“格物致知”，形成了颇具革新意味的“义理之学”。朱熹解释“格物致知”意谓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取知识。新儒学提倡对自然界和人本身观察，注重对客观事物一般规律的探讨，从而参悟出天地人之间的道理。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不少文人士大夫也把研讨医学作为格物致知的内容，穷究天人关系、医学原理以及医药知识。

张载，字子厚，嘉祜二年进士，北宋哲学家。张载认为，儒和医为一家，医理通于文理，提出“‘仁者寿’，安静而久长，寿之象也”的观点。《聪邵氏闻见录》卷十五记载有张载为邵雍诊病之事：“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日：‘先生之疾无虑。”也可见张载颇通医道。

苏轼也具有深厚的医学理论素养，在《求医诊脉》一文中指出“至虚有实候，而大实有赢状，差之毫厘，疑似之间，便有死生祸福之异。”他认识到中医理论中虚实辩证的重要性。

沈括对医理也颇有研究，其《良方自序》实际上是一篇较系统的诊疗理论，开篇指出：“予尝论治病有五难：辨疾、治疾、饮药、处方、别药，此五也。”

程颢、程颐二兄弟对医理造诣之深，超过其他宋儒。关于切脉，二程说：“人有寿考者，其气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的道理。人脉起于阳明，周旋之下，至于两气口，自然匀长，故于此视脉，又一道自头而下，至足大冲，亦如气口。”@二程居然能像医家一样根据“三部九候”的全身遍诊法，分辨出复杂的脉象，判断出人有无寿考，可见其在脉学方面造诣颇深。他们对人体生理解剖也有研究，提出了“一身之上，百理具备”的道理，通过认识人的生理状况来反求天地之理，万物之理。对精神卫生知识更为熟谙，提出了“明理可以治惧”的精神治疗方法，他们认为，内心的恐惧是由于不明事物的性质和道理。二程还提出了“知医为孝”论，程颢说：“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⑧程颐也认为，人子事亲学医“最是大事”。由此可见二程的医学知识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两宋文人士大夫精通医理者还很多，不一一列举。

宋人笔记杂著中有丰富的医学史料，包括医家小传、医林箴语、医林轶事、医方药理、中医养生、针灸推拿等。散见于许多文人作品中。如周密《志雅堂杂钞》中记载了三十多条治溺死、治喉痈、治暴聋、治金疮刃伤、治暑天痱子等各种疾病的实用方药：

此外，宋代文人的诗词中也蕴含着丰富的药物知识，其中药名诗占有相当的数量，如辛弃疾《定风波·静夜思》：“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镂织流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塘，连翘首，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荒。”整首词以24味中药连缀得如穿线珍珠，既表达了词意，又不显得牵强，作者文采、学识尽显其中。又如黄庭坚《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之二：“前湖后湖水，初夏半夏凉。夜阑香梦破，一雁度衡阳。”在赞美荆州住所环境优雅、寄托对意中人相思之情的同时，天衣无缝地谐出了四种中药名：前胡、半夏、兰香、杜衡。黄庭坚还时常亲自制作一些丸剂自用赠人，也常指导友人治疾之方，其《宜州乙酉家乘》记载：“二月二……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治疾之方，其《宜州乙酉家乘》记载：“--,9二……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三月初十……送含笑花两支，作顺气丸成。”等可见当时的文人有相当程度的医药知识。

两宋时期“儒而知医”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对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一，文人士大夫普遍涉猎医学领域，他们整理编撰方书，探求中医之理，谙熟养生之道，在笔记杂著中记载丰富的医学史料，引用药名作诗作词等，促使了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并因此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

其二，他们借儒学研究医理，将仁义纳入医德，“仁爱”、“修身”、“孝亲”、“利泽生民”等儒家思想渗透到医学的方方面面，使医学队伍素质明显提高，弘扬了“医乃仁术”的传统医道，提高了医家的人文境界。

中医学绵延两千余年，他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新时代的医生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也要具有丰富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才能真正成为医术精湛、道德高尚的苍生大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