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分为I、II两卷：I从生物学、
精神分析学、历史和女性神话在文学中的体现等方面来分析女性的处境；II从
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出发，研究女人在出生、青春期、恋爱、结婚、生育到衰老各个阶段，以及在农妇、女工、妓女、明星或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中的真实处境，探讨女性独立可能的出路。
波伏娃提出了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只有女性经济地位变化才能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后果，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法国大革命尽管响亮地提出了“
天赋人权”的口号，但那只是男人才享有的权利。不论是制宪会议的温和派还是国民公会的激进派，在他们高喊“平等”的同时，都一致坚持妇女应回到家庭和厨房中去，履行“造化”所要求她们的贤妻良母的职责”。1804年颁布的《
拿破仑法典》，更是完全把妇女排斥在公民资格之外。其中的第213条明确规定“妇女应该服从她的丈夫”，妇女的经济、社会活动必须经过丈夫同意，家庭财产严格由丈夫支配。法国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到1944年
戴高乐临时政府时期才迟迟获得。这不仅比其他欧美国家落后了一大截，甚至迟于亚洲的
斯里兰卡等国家。一方面两性不平等的现象相当严重和普遍，另一方面
女权运动的发展却滞后于其他国家。譬如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运动就已轰轰烈烈地展开。
法国妇女的社会经济状况和
妇女解放运动的滞后，不能不促使那些具有强烈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学者去思考、去探充。
波伏娃生在法国，长在法国，作为一位思想独立前卫的女学者，对法国妇女问题的体会更是深切。她敏锐地发现这场女权运动的高潮在法国不仅来得缓慢，而且具有先天的缺陷，即仅限于
资产阶级妇女，没有触及更为广泛的其他阶层的妇女；仅停留在要求受教育平等、财产继承权平等这样一些具体权利，没有触及到父权制社会本身。于是，她通过个人的体验和对其她妇女的观察对妇女社会地位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哲学的思考，提出了真正的更高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从多角度深刻地分析了妇女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完成了《第二性》一书。
波伏娃的《第二性》把
存在主义哲学运用到对于女性状况的分析和研究中。系统地阐述了她的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观念，勇敢地向世俗宣言：“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女人，给我们的全部处境以应有的重视。”我们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基于上述存在主义的立场，作者立足于人类意识的宏阔视野，从神话、文学作品中极力捕捉男性意识的闪光，对两性的人类文明进行了探索并指出男人如何通过将自己定义为自我，将女人定义为他者而确立男性的本体地位的。她写到：“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对于女性的“第二性”、“他者”地位的形成原因，作者阐述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也就是说，她认为女人的“他者”地位总是和她的总体“处境”息息相关的，是存在主义的。一是源于父权制度和父权意识。波伏娃认为：“要女人呆在家里的
父权制，才确定她是感情的、内向的内在的。”正是在男性意识的主导下导致了女性“内在性”的形成。二是源于女性的“内在控“。从生物学角度而言源于她的生育功能；从历史角度而言源于历史的劳动分工：抚养幼儿。正是生育和抚养幼儿等女性的这种所谓的“内在性”限制了她的“超越性”，使她成为“他者”、“第二性”。因此，波伏娃认为男性是外在的、超越性的自我；女性则是自在的、内在性的自我。
《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证相当严密。波伏娃深谙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著述，又熟稔精神分析学家、外科医生（包括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等）、性学家、批评家、经济学家、东方学家等等的作品，这些引文既能充分为论点作证，又增加了行文的趣味性，使这部学术著作不致显得枯燥乏味。
最初的反对声浪过后，是无数的灵魂被震撼，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和无限新的可能。《第二性》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女性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波伏娃由此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母亲”。
《第二性》在法国出版后首周卖出2万册，它的法文版累计销量已超过300万册。1953年，《第二性》被译成英语，而后又先后被译成
德语、
西班牙语、
丹麦语、
波兰语、
葡萄牙语等17种文字。
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1986），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1908年生于巴黎，1929年获
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与
让-保罗·萨特、
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
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
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凭小说《
名士风流》获
龚古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