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是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54年。

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圣诞节，一批左派知识精英聚集在一起欢度抗敌胜利后的第一个节日，准备迎接新世界的到来与自己生活的新起点。这是一批上流社会精英，他们中有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小说家与剧作家、名记者、报刊主笔、声名远扬的医生。但是，他们立刻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创伤。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凄凉的国度。事实上，不仅法国，欧洲其他国家也一样处在浓云笼罩下。在这样一个灰色的年代里，这批“名士”们一边行动，一边思索，一边奋斗，同时也感到深深的困惑。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谁都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未来混沌不清。就连这样一批社会知识精英也陷入似乎不该陷入的失败和消沉。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从来也没有丧失过理想和激情。他们一直在奋斗着，不甘碌碌无为，甚至宁可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在严峻的现实世界中，明知自己作为一介书生人微言轻。却仍然保持自己的存在价值观，重视自己的职责，即便是选择了一条看不到前途的道路，也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最后。主人公迪布勒伊为了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又满怀热情地到处发表演说；亨利也放弃了逃到意大利去隐居的计划，又重新投入到工作中；纳迪娜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玩世不恭，开始积极生活；安娜也及时回头。出发到生活中去寻求新的意义。但是全书仍然是以“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这两个疑问句作为结束，折射出了这批知识精英无法解开的迷茫。

早在《第二性》中，西蒙在性问题上就已经批判了把理应建立在自发感情冲击基础上的交流变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婚姻制度，认为要求被社会与道德的实际利益拴在一起的夫妻终生都能互相给予对方以肉体快乐是绝顶荒谬的”。《名士风流》出版于《第二性》发表五年之后，正是延续她《第二性》中的思想观点。

《名士风流》在相当的程度上带有自传的性质。西蒙花费了相当笔墨来叙述女主人安娜和一位年轻美国军官从相识到相爱到分手的几乎所有细节，基本上都是波伏娃本人的生活经历。在安娜身上，明显地凝聚了西蒙的心理感受，安娜与美国军官的爱情故事，就是西蒙·德·波伏娃从1947年到1950年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之恋的艺术加工和艺术升华。不过，和西蒙的实际生活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女主角是已婚的，而且还有个成年的女儿。

迪布勒伊

迪布勒伊名声响亮，早已是知名的作家与思想家，被视为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引路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反抗纳粹德国的斗争，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但也是从那时起，他的作家生涯就告一段落。战后，他该如何自我选择，是从新作为一个作家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还是在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内外政治大格局中去坚持自己的政治道路。他选择了后者，致力于组织一个与法国共产党联合但又要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左派，而当他牺牲了作家的生涯成功地组织起“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样一个独立的左派组织时，他在那个无情的大政治格局中就受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沉重压力、完全陷入不能自已、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由此，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在迷茫困顿中得出了“无所作为”的结论。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又面临着支离破碎的局面：女儿的难以挽救的精神危机与年青妻子在感情生活中的巨大危险。

亨利

亨利也是一个早已成名的作家，既是迪布勒伊的朋友，也是他在事业中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在战后现实面前的困惑感与迷茫感较迪布勒伊更为突出，不论是在他个人感情生活方面、在他的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方面都是如此。与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波尔对他那种自作多情的爱，已使他深感腻烦与束缚，甚至一心要放弃舒适的家庭生活去换取单身汉清苦的自由，但这个简单的愿望竟那样难以实现。在创作上，他决心在原来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励，写一部适于战后时代的“欢快的小说”，然而，这样一部小说他却迟迟写不出来。在社会生活与事业上所遇到的矛盾‘与压力则更为严重，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家卓有声誉的报纸，在迪布勒伊的坚持下，放弃了中间偏左的立场，进一步左倾，成为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由此，却带来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来的读者群的丢失、经费的困难、左右两方面的压力、资助者的要挟。在这种困窘的境况中，他疲于奔命。

安娜

安娜，迪布勒伊的妻子，一个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她似乎是一个持恒宁静的化身，不论现实世界发生多么大的变故，她仍然在职业与家庭的正常轨道上习惯地运行，是尽职的专家，是爱丈夫、操持家务的主妇，是关心女儿的慈母，然而，在战后的这个时期里，她身上却产生了与原来为他生活完全反向的自我个性的觉醒，产生了作为一个长期与年长的丈夫缺少肉体之爱的成熟妇女的本能要求，因而有了两次外遇，特别是第二次外遇，震撼了她整个的身心，几乎使她脱离自己长期以来的生活轨道与心理轨道，几乎摧毁了她往常生活的全部支撑点，最后，还几乎使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樊尚

樊尚，报社里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编辑兼记者，左派知识界中的愤怒青年，他怀着战争时期积累难消的仇恨，像一头盲目的愤怒的野牛一样乱闯，对那些他认为在战时有附敌行为的人进行恐怖的暗杀惩处活动，自以为是主持正义，但同时老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法律的追究。

朗贝尔

朗贝尔，报社里又一个青年编辑兼记者，他颇具才华，也有上进心与正义感，但他老是一付“困惑的面孔”，对自己想作的一切都没有把握，顾虑重重，犹疑不决，需要别人帮他作出决断，在复杂的现实中，他终于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

纳迪娜

纳迪娜，迪布勒伊与安娜的女儿，她曾经有过纯真的少女时代，但战争在她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使她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活目标的人，她像一只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面上漂荡，从这个学科转到另一种职业，从这一个男人的床上转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更令人忧虑的是她那看起来似乎已经没有救药的精神危机，她玩世不恭，对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采取嘲讽的态度，对任何意义都拒不承认。

通过迪布伊勒对失败的总结，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小说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政治斗争中的道路与作用的问题。知识分子在阶级、党派、阵营对峙的条件下能保持独立与自由吗？能作为超然的中间力量发挥作用吗？能作为绝对真理、抽象真理的化身被社会现实认可吗？能开辟出第三条道路通往理想社会吗？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西蒙娜·德·波伏瓦让她的一代精英怀着这样一个善良愿望与天真幻想投入严峻的现实社会，让他们碰壁，让他们感到尴尬、陷入困顿，从而作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一批企图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独立路线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尝到了这种独立路线带给他们的苦果。

朗贝尔这样抱怨说：“对于左派来说，我过份反共，对于右派来说，我过份亲共”，“独立左派”的领袖迪布勒伊虽然一再明确表明与法共的区别但却被右派当作“危险的共产党人”而加以中伤与攻击，虽然他主观上要与法共采取联合行动、并且决不作任何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但却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种种批判：“与共产党争夺群众、分化左派力量”、“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陈旧的道德标准混为一谈”，“是华尔街的走卒”，等等。亨利比迪布勒伊更强烈、更彻底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因而他所受到的事实的教训也更为严酷，虽然他从来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虽然他主观上要录自己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从严格核实与调查事实出发，要求自己做到公正不偏，虽然他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力求带有善意，力求分清主次，做到准确而有分寸，但文章一发表就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右派、反动派与保守资产者的喝采，由此，他身不由己地被来自右翼的社会浪潮卷了过去，几乎成为了这个他从不屑于为伍的右派社会中的一员，几乎整个沉沦下去。事实上，他在政治上、道德上也的确产生了他过去难以想像的污点，只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迅速回头转向，才免于自己进一步的沦落。小说人物的所有这些状态与变化，都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既不揭示什么，也不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而展示出来的，但实际上其中却蕴含着一种真理，那就是社会阶级斗争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存在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这些左倾知识分子要求独立自由的路线，只可能落得悲剧的下场，迪布勒伊与亨利正是“历史必然性的无可指责的受害者”。这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是它的主要思想意义。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物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安娜的婚外私情故事。除了政治社会活动与个人事业外，爱情就要算这一批知识精英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了。亨利的生活中，像走马灯式地走过好几个女性：波尔、纳迪娜、若赛特，最后又是纳迪娜；纳迪娜的生活中更是充满了男人，从美国军官到亨利、到朗贝尔，等等；安娜则一再到美国去叙私情，小说下卷几乎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写她这一场婚外恋。应该说，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性开放主义者，他们对性爱的那种无所谓的自由随便的态度着实令人惊讶。亨利作为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可以在报社众目睽睽下公开带着纳迪娜到葡萄牙去旅行，而且还得到了自己的“配偶”波尔的同意，他与若赛特的关系不仅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而且在大庭广众的社交场合也毫无避讳。纳迪娜与每一个男人的关系也都是公开的，她自己、她的父母、以及她的友人谈到她与不同男人的性关系时，就像谈普通家常一样。而对安娜一再赴美国会情人，她的亲友竟无一人有所在意。总之，在这部小说里，、两性关系成为了普通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与异性作一次爱几乎像与朋友上酒吧喝一杯威士忌一样普通，它不受社会规范、家庭关系的约束，既不存在当事人自己受贞操、节守、义务等观念的煎熬，也没有旁人以嫉妒来干扰。在两性关系上，如果说性开放与传统的性观念的淡化是这些人物的第一种作风的话，那么他们的第二种作风则是经常以性欲之爱作为目的，在这里，几乎每个人物在考虑自己与异性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集中想到的往往是“作爱”、“上床”，亨利与纳迪娜、若赛特自不待言，即使是安娜这一个正派的有身份的严肃人有夫之妇也是如此。尽管她与右翼作家斯克利亚西纳在政治观点与社会观点上相左，有时还话不投机，但第一次与他在酒店会见时就发生了肉体关系。她在美国之行中，一直就怀着找一个情夫的意图，为此，她主动地与菲利普、刘易斯两个男子进行联系，与菲利普联系不成时，她竟感受到“肉体上的失望”，于是才转向了刘易斯，并跑到芝加哥去会见他，早在与刘易斯成为互相熟悉的朋友之前，她就预想着“跟刘易斯睡觉”了，只是当她与刘易斯第一次发生了肉体关系、性感全面复苏，“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之后，她才在情爱上补了一课：感情上进入了充满柔情、缠绵徘恻的真正恋爱。

这部小说有纪实的影子，当时欧洲文化圈中的活跃分子也许都可从中有所比照。比如罗贝尔可以对应为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萨特，刘易斯可以对应为作者的美国情人、作家阿尔戈伦，小说开篇献词即点明小说是献给这位美国情人的。但是，作者还是运用小说写作技巧，不断变化人称，变化叙述者的口吻，变化时间、空间，将全文十二章以交缠的形式展开，既有爱情线索的延续，比如亨利与波尔从热恋到歇斯底里到相互怨恨的关系，罗贝尔与安娜持久、平静的终身伴侣关系，刘易斯与安娜一见钟情、无法厮守的爱情，又有对战争、对道德审判、对知识分子使命的反映、思考，比如樊尚对战时投敌分子的暗杀行动，亨利与罗贝尔关于是否在《希望报》上披露现实弊端的争论。

《名士风流》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小说。书中的知识分子人人精神空虚，感到现实难以捉摸，自我存在含义模糊，在这里，荒诞的生存已经迷惘困惑到不知所归了。

当代学者户思社，孟长勇：小说把浪漫的爱情故事、犀利的政治论辩、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以及明显的自传内容融于一炉，集中了波伏娃作品的所有特点，是对其创作风格的一个总结。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哲学家、作家、女性主义者。

1908年生于法国巴黎，1929年获得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论著《第二性》，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