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萨特出生于巴黎，父亲是海军军官，在他不到两岁时去世。萨特的童年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的。他的外祖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家中拥有大量藏书，使儿童时代的萨特受到了良好教育，也获得了丰富的知识。

1915年，萨特考入亨利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期间接受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影响。

1924年到1928年间，萨特在具有现代法兰西思想家摇篮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

1929年，他在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结识了一同应试、获得第二名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同年，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

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Le Havre），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

1933年萨特赴德留学，悉心研读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一切从人、人的意识出发来研究人和这个世界，把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存在的根本。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文学创作。

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次年被俘虏，在战俘营中度过了10个月的铁窗生涯。战争与现实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开始利用文学干预生活。

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

1936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又发表了《影像论》（或译《想象》）（《L'Imagination》）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

萨特的成名作是193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恶心》，这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日记体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

1940年，萨特应征入伍，随后作为战犯被关进了集中营。在时隔三十年之后的回忆录里，萨特却说，“200人被捆绑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了集体的荣誉”，从集中营回来之后，萨特和他的亲密伙伴们组织了最早的抵抗组织，并且与“法共”有了紧密的联系。

1941年获释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和创作活动。40年代是萨特创作的黄金时期，有大量作品问世。

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仍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个叫弗洛的咖啡馆，用乙炔照明来写作。书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44年，萨特的新戏《间隔》（Huis-clos NO EXIT）（又译《密室》）公演。这部戏只有三个演员，同时自始至终同时在舞台上。大致情节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次演出大获成功。戏剧中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之一。萨特甚至被邀请作了一个关于《间隔》的演讲。而后萨特又创造了一些戏剧。

1945年与他人合作创办了《现代杂志》，评论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并从此成为职业作家。10月，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讲。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些基本观点。指出存在先于本质。

1946年创作《死无葬身之地》（Morts sans sépulture 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1946年《毕恭毕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或译《可敬的妓女》，曾改编拍摄为同名影片），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执行委员。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但不久就和其领导人胡赛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日趋严重。第二年四月，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而此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倍受两方面的攻击。同年，《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在安托尼剧院首次公演，获得了成功。

50年代初期，萨特在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同路人。

1952年暑期的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发生的罢工失败对萨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写并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试图说明共产党和工人间的关系，分析造成罢工失败的根源。

1951年《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萨特本人非常喜欢这本剧本），1952年，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另一说是《现代》杂志的一个叫尚松写的关于《反抗者》的评论文章惹怒了加缪。而加缪却把这篇文章归罪到萨特身上）。

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中国。

1953年《基恩》（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1954年5月，萨特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发表了后来自己也承认是“撒谎”的讲话。

1955年《涅克拉索夫》出版。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而在中国，除几个法国文学专家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萨特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

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萨特谴责了苏联军队和对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并与共产党决裂，但在政治倾向上仍然向左。

1957年，《现代》杂志匈牙利问题专期，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反对苏联干涉。但他又认为，苏联仍然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1959年《阿尔托纳的死囚》（Les Séquestrés d'Altona）在传记小说上，萨特于1944年完成《波德莱尔》（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让热内：戏子与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52年出版，该书原为让·热内一本书的序，完成时却长达578页。成为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

1960年萨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的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第二部分则一直没有完成。

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的自传性小说《词语》（Les mots），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标志着萨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学上来，萨特在这本书里描述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欠出版社一笔钱。

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领取。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

1968年5月法国大学发生了骚乱，反对越南战争和学校的规则。萨特与波伏娃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行动的声明。并前往大学发表演讲。5月风暴过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参加了无产阶级左派所出办的报纸，并上街散发。

1973年，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Libération，左翼最大报纸，法国第三大全国性日报）的主编。

1974年萨特的左眼实际上已完全不能用了（右眼在童年时就已瞎了），高血压迫使他把每天的步行减为不到半英里。由于丧失了写作能力，他说：“我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中，他表现出一生难得的平静，并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修正。他令人惊奇地同许多保守分子一起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支持美国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

1980年4月15日，萨特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数万群众为他送葬，表达悼念之情。

萨特是法国战后重要文学流派存在主义的倡导者。他的代表作《恶心》（1938）是存在主义的著名小说。这部日记体小说的主人公罗康丹所生活的是一个污秽龌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萎靡不振，浑浑噩噩，彷徨苦闷，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罗康丹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人物。短篇小说《墙》（1939）通过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格里在监狱里等候处决时的种种心理活动的描写，说明对死亡的恐惧是生与死之间的一堵墙，只要克服这种恐惧，就能获得生的自由。

萨特的剧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剧本《群蝇》（1943）以奥瑞斯忒斯铲除篡位的暴君并为父报仇的古希腊传说为题材，阐明人要用意志和行动去争取自由，完成生存的使命。《密室》（1944）是阐述存在主义哲理的剧本，剧中塑造了3个死后不改生前本性、在阴间互相追逐的亡魂，说明客观世界（包括他人的存在和自己的旧习）直接制约着人的生存和活动，人死之后还念念不忘他人对自己的议论，因而认为“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主张“介入文学”（或译献身文学），即作家要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文学作品要干预社会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他主张写真实，不讲究艺术雕琢和浮华的辞藻，但求文字朴质自然。在他的小说中，作者叙述往往和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互相交织;在作品时间的处理上，讲求同时性。例如在长篇小说《缓期执行》中，他同时描写了约20处的人物活动情景。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有重要影响。

萨特出于“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找来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被授予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没有接受这一奖项，理由是“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后人对让-保罗·萨特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基本上依然是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于2000年1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靠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

但即便有争议也无法抹去萨特在各个方面做出的贡献。让-保罗·萨特的一生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不断开拓、不断劳作的一生。作为存在主义哲学首屈一指的代表，其主要哲学著作《想像》、《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论若干问题》已成为20世纪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轨迹。作为文学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其中篇《恶心》、短篇集《墙》和长篇《自由之路》已公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其剧作《苍蝇》、《密室》、《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大都在剧院久演不衰。他还是文艺批评家，著有《什么是文学》及著名评传《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他还是政治家，其文集《境况种种》有十卷之多，其中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斗争的回顾，对殖民主义的抨击，对世界和平的呼吁，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一系列世界政治事件所发表的意见。

萨特是当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20世纪世界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学界的首要人物。在数十年多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中，他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哲学著作、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其代表作有《存在与虚无》《恶心》《苍蝇年》《自由之路》等。他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与革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翼；在哲学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在思想上，肯定人的价值，努力探索人在荒诞世界里的出路与归宿，主张人道主义思想。

1940年，萨特尚是初出茅庐的小说家。而这之后的半个世纪，这个不安分的“伏尔泰与司汤达的复合体”非但自己没有正襟危坐，而且总让他的对手战战兢兢，并在全世界知识界掀起了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热浪。萨特的盛年，他的小说在世界各地以百万计的印量发售，即便是他的最枯燥乏味的哲学著作，也被他那些狂热的崇拜者当成革命的圣经；他的演讲往往被热烈的群众包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引起骚乱；他巡回世界各地，受到国家元首一般的接待。萨特就是法国，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那位“从纳粹手中拯救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在萨特逝世时，数以千计通过阅读他的撰著才认识他的人，在获悉他逝世的消息后不约而同地作出了悲痛和震惊的反应，在巴黎为他送葬的行列也浩浩荡荡，这种情况反映出一位思想家由于他的榜样和思想而受到人们的敬仰。

萨特曾经给存在主义的价值做了这样的定义：“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深化。”存在主义剥去了人道所谓“阶级性”或“社会性”，也撇开各种社会规范，他研究人的具体的生存处境，特别是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会如何行动，像萨特的《禁闭》、《死无葬身之地》等。

萨特从人的主观性出发谈个人自由。他认为人在自主选择自己的本质时具有绝对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一切行动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自由是绝对的、无限的。他认为：“假如存在确实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简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人的规定，人的意志、情感乃至整个存在都是自由的。他认为，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无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都是一种选择，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即你选择了不选择。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的选择是无条件的，不需要什么根据和标准。因此人愿意自己是什么，他就能成为什么，“懦夫是自己变成的懦夫，英雄是自己变成的英雄。”萨特承认自由选择是“无目的”、“无着落”的，为选择而选择，为行动而行动，“除行动外，别无现实”，所遵循的格言是“不冒险，无所得”。

萨特主张人的问题才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必须把人召回来并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研究，从而解释现实世界。他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唯一给人以尊严的理论”，认为人有理想和愿望，既能否定也能肯定自己；人有意识、感觉和思想，既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还能意识到人之外的各种东西的存在；人才是真正的存在，必须把人及人的问题作为先于其他一切东西而存在，并从本体论上把人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加以研究。

萨特是法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强调存在先于本质，“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假如说人，在存在主义看来是不可能给予定义的话，这是因为人之初，是空无所有，只在后来人要变成某种东西，于是人就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造就他自身。”于是他断言：“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这一原理，也即是所谓的主观性。”

萨特的出发点是强调哲学应研究人的问题，并承认人生活在某种“环境”中，强调人的价值及责任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打破了上帝创造人的本质这一唯心主义观点，同时还反对人的本质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论观点。萨特注意到了人的主观努力及主观能动性在确定人的本质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有助于彰显人的个性，增强人的自信心。萨特强调人的自由是有一定意义的，它抗议了资本主义社会摧残人的罪恶行为，鼓励了工人阶级追求自己的自由，激发了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热情与斗志。萨特强调人应对自己及其行为负责，这是很有价值的。强调道德责任，有助于加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激发人们承担自己的义务。

萨特学说中还有一点不可能使人对它持批判的态度。萨特按照存在主义学说总的精神否定作为人的行动真正诱因的一切，即否定无论如何可以确定为外来的和个人之外存在的原因（其中包括人的行为的一切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的一切。这种对外来的和人的存在中客观上预有的一切不断加以简化的方法论态度，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人实质上丧失了使他与他人、与历史、文化和文化理想目标等有机地联系着的一切根源。人孤单单地，没有任何外来的支撑，必须独自决定，世界和人本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等等。因此，人类将朝哪一个方向前进，是毫无保障的，因为人的内部和外部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和指引他朝着确定的目标前进。萨特在持批判态度的虚无主义热情上与尼采非常接近。对任何规范、极微小的限制、甚至一点儿习俗和传统的迹象都表示怀疑，成了这两位哲学家思维的特点。事实上，揭示人对已选择道路的哪怕一点点忠诚不渝，确立某种规范，都被萨特宣布为“非真实”的，宣布为“逃避”责任。像尼采的看法一样，整个（已创造的和未来的）文化作为已确立的和人人赞同的规范的总和，都被认为是有疑问的，因为这里说的不是否定某些个别的规范，而是否定规范本身（我们注意到，在这些问题上也被萨特“揭穿”为偏袒“解释偶像”的弗洛伊德却要现实得多：我们看到，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文化首先是用来限制和禁止人的无所顾及的、“自由的”、内心深处的欲望的一套方法）。

萨特认为，通过“我”来研究意识，就意味着把某种不透明的“中心”引入了意识。照他的说法，这样一来意识变成了“沉重的”“有份量的”东西，从而获得了实体的特点。这一切整个来说破坏了胡塞尔本人提出的“纯粹”意识概念。此外，萨特认为胡塞尔在这里犯了笛卡儿犯过的同样错误，即把“我思”（cogit）看成为起始的行为，而主要是看作同一层次的行为。萨特说，胡塞尔认为“我”与“思”处于同一层次，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里把两种层次区别开来在原则上是十分重要的。萨特认为，“我”是我们意识中的第二性构成物，它只是在反射意识的层次上出现的。意识只有设法转向自身，才能通过反射行为构成“我”这个“处于”我们一切意识活动“之外”的东西。因此，并非“我”是我们的意识与其一切活动起作用的条件，“我”本身只有基于非反射的和（萨特又补充了一个特点）自生的意识才可能成立。萨特认为，只有从意识中排除一切哪怕一点点“非透明的”、“有份量的”东西，即排除一切可能在意识中形成意识本身的真正客体的东西，才能避免唯心主义。因此，萨特拒绝承认先验的“我”。从他的观点来看，先验的“我”这个概念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按照他的意见，这个概念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会导致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之所以不必要，是因为现象学的意识概念不必求助于“我”就能相当充分相当彻底地解释意识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这里萨特以为他对现象学的意识概念的理解比这一概念的创造者胡塞尔本人的理解更符合原意。

意识作为独特的存在方式，作为“自为存在”、“虚无”和人的现实，领悟到自己与世界不同，这就是自由。萨特认为，这就是人的现实和人的主观性的基本意义。作为自为存在方式或人的现实的意识，其基本规定之一在于，意识“是它不是的东西，不是它是的东西”。这就是说，意识永远处于自身之外，始终是超验的；最后，这就是说超验是意识和人的本质。在萨特的超验规定中居首位的是否定。对他来说，人的存在始终是个问题。否定是人的存在的主要结构成分，适合这种成分的程度便是这个存在“真实性”的主要标志。但是，越出自己的范围，又会通向无限可能性，可能成为随便什么东西。因此，这里没有客观的标准；历史，即过去发生的事，没有作出也不可能作出任何指示，一切取决于人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