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主义，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

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M.梅洛-庞蒂在《 辩证法的历险 》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 ，特别在1968 年的法国“ 五月风暴 ”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有两种不同的趋向：①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②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逐渐不适应历史运动，并对非马克思主义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教条主义 ，主张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批评恩格斯和列宁阐述的某些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借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混合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在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并且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缺陷。但是，由于它们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没有能够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真的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让一些人不可理喻，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那些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提出这样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然而并非如此。从一些专家学者的讲话和文章中，不时透露出另一种看法，那就是认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遗憾的是没有进行论证，因此不足以服人。本文意在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作一探讨，看看他们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

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迹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些国家二三百年的高速发展，难道还仍然停留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吗？早在一百六十四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加赞扬，认为“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至今一百六十四年过去了，在这一百六十四年中它们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远远超过了前一百年，确实已经今非昔比了。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必然会发生巨大改变。如果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延续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话，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所致；资本主义既然以如此巨大的速度发展了生产力，社会形态的变化就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缓慢爬行了。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实事求是地考察分析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以便正确地认识它、学习他、赶上它，甚至超过它，而不能总是用一百多年以前老祖宗的观点对待它们。这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只要这样做了，就会发现：现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再也不是一百六十多年以前的社会制度了，甚至也不是半个世纪以前的社会了。

起初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属于原生态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虽然萌芽于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但是得到大发展还是在十七、十八世纪英法资产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在扫除了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桎梏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解放，没有任何约束地发展起来。国家只起守夜人的角色，不介入经济活动。可是到了一八二五年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以后几乎每隔几年就重复一次，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面对这种形势，人们站在各自立场上进行了诊断，提出了治疗方案，都冠以“社会主义”的美名。所以从“社会主义”诞生那天起，就是以诊断和治疗资本主义的弊病为己任的社会思潮，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共产党宣言》对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有一种思潮是这样认识的：资本主义确实得了病，但绝不是绝症，只要经过适当的治疗，就会康复，主张通过改良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宣言》把这种思潮称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在这种社会主义的引导下，为了解决自由竞争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增强生产的计划性，减少盲目性，到十九世纪末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进入私人垄断阶段。为了争夺殖民地，国家从守夜人的角色转为公开出面保驾护航向外扩张，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虽然在其垄断的范围内增强了生产的计划性，减少了盲目性，但是整个社会的生产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结果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爆发了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险些葬送资本主义的性命。

为了挽救危机，在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引导下，以美国为首发展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前台直接操控经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垄断资本的固定资本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达到了17.4%——35.1%。这说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领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这期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领下，经济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繁荣；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同时也为了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竞争，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直接操控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而社会保障的刚性特征使其不能消弱，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滞胀型”经济危机出现了，促使国家不得不另寻新路。以往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同时发生，这次却恰好相反，是生产不足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这就暴露了国有经济只能起救急的作用，决不能成为经常性的经济形式。因为国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的主体对经济基础只能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不能越俎代庖取代经济基础的职能。至于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应该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来确定。面对滞胀性新的经济危机，人们在思考发生的原因，很快就认识到经济停滞是国家垄断经济造成的，但人们对社会保障的刚性需求是不能减弱的。出于这种认识，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过程，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同时腾出另一只手建立国际贸易新秩序，为经济全球化创造有利条件。资本主进入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新阶段。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两种新的所有权、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们是：中产阶级、法人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知识经济和股份公司。

在今天，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和知识的增长占了美国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这说明，知识经济已经取代了物质经济在生产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股份公司的出现，把原始私人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结合了起来；把资本家赶出了生产第一线，使“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而工人和资本家不再直接发生关系，前者是出卖自己劳动力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后者是把自己的货币资本以股份的形式投资给股份公司，两者都把自己的财产交给经理去管理，但前者较之后者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工人按照合同有固定的收入，合同期满可以收回；资本家的投资只能转手不能收回，与企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微观生产关系，完全改变了劳资之间的传统关系。如果说在一百多年前股份公司还只是刚刚兴起的话，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普遍的企业形式。由于经理阶层的形成，就使得工人阶级新增加了一个重要成员，从而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

一百六十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现了它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导致“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恩格斯《反杜林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和消除两大对立，在当时“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恩格斯语）还没有产生消除弊端手段的情况下，两位革命导师就开动自己聪明的大脑，把希望寄托在改变生产关系上，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打破国界的社会所有制的革命性主张。可惜这个主张至今也没有实现。苏式社会主义虽然在一国之内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所有制，但是并没有能够消除两大对立，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国民基本生活资料长期严重短缺，形成短缺经济，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就崩溃了、剧变了。这就证明，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要想通过改变所有制消除两大对立，是此路不通的。而股份公司这种新的微观生产关系的出现，显然已经为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指明了出路，因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资本论》第三卷493页）；法人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的出现，更证明在所有制上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知识经济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所有这一切，表明马恩发现并被继承者们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基本消除。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为生产企业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和及时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提供了物质手段，政府的宏观调控引导企业及时调整生产方向和生产计划，这就为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后基本上没有再发生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经济基础的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自古有之，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古希腊的民主只是自由民拥有政治权利，并不包括奴隶。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虽然推行宪政民主，但最初对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有财产、性别、种族等诸多限制，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才逐渐取消了各种限制。英国由大地主有选举权到全民普选用了300年，1832年才打开了资产阶级进入议会的大门，到1948年才实行一人一票、一票一价，1969年实行普选。美国1776年建国时只有拥有足够财产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约占当时人口的10%，1920年妇女获得选举权，1965年黑人获得选举权，1979年实行普选，前后用了200年。宪政民主的完善保障了全体国民都获得了民主权利和各项自由，使得民选的各级政府首脑和民意代表在立法和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广大选民的利益，在行使权力时受到三权分立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由于任何时候必定是广大劳动人民是国民的多数，民主的多数决原则也就决定了任何决策必定更多地反映他们的意志和要求。这样的政权难道还不是人民的政权吗？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政权，所以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才摆脱了奴隶地位，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正是由于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所以从出生到死亡的基本生活才有了法律保障，各项民主权利和自由才得以落到实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不再反对现行的国家制度。这些国家骄傲地自称是“自由世界”。难道在法无禁止国民即可行、法无规定执政者不可行的社会里，还不是“自由世界”吗？难道这样的国度还不是革命导师所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吗？对发达国家这种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已经预料到了，因此才与时俱进地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民主选举执掌政权，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再去改造社会，不再坚持武装夺取政权。

在发达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国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一个新的阶级产生了，那就是中产阶级，并且成了国民的主要成分，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领导着社会发展的新潮流。在这些国家，传统的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在减少，掌握高科技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收入除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要外还有剩余，有余力投资股票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成为有产阶级。在美国，持有股票的居民已经达到50%以上，说明大多数家庭成了有产者。中产阶级的形成和不断壮大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已经消亡。

通过上面的简略分析，我们确实应该转变对发达国家的传统看法，一些学者提出那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并非没有道理。在此文结束之际，让我们重温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中的一段话：

“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在为新世界创造这样的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的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在159年后的今天，资产阶级是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了呢？当今“最先进的民族”如果不在发达国家，又是在哪里呢？我们应该服从哪个民族的“共同监督”呢？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民族，人类的进步是否还要“象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