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即陕商，该词被认为是中国按地域亲缘关系最早出现的商帮。

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在野议·盐政议中论述：“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多数在这两个地区经过了早期的实践。

然而近代以来，山陕商人同归于没落。这种没落造成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以致于直到今天——山西和陕西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模式，以及商人的群体面貌上也有着不少相近的地方。

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多数在这两个地区经过了早期的实践。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曾经在明清时代形成两大驰名天下的商帮——晋商与秦商，它们的名字往往连在一起，统称山陕商人，它们在全国各地的会馆也往往建在一起，叫做“山陕会馆”。

秦商主要有三大历史贡献，一是“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其中西北丝绸之路国内部分被称为“拓北庭”；二是陕康藏茶马古道（以康定为中心）茶马交易，民间称为“蹚古道”；三是走西口，陕北民歌《走西口》家喻户晓。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间的融合，对稳定边疆、开发边疆意义重大。除此之外，秦商还去长江以南地区、宁夏、甘肃、新疆、河南等东西部地区做生意，有的甚止走向国外,在河南做生意的陕西商人以党姓最为有名。

汉唐宋时，为了加强军事力量，需要大量的马匹，而青藏高原的藏族同胞长期食用奶酪、牛羊肉等食品，需要茶叶帮助消化，汉藏茶马交易在以康定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展开。明朝时，当时陕南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之一，质优价好。由于陕南之外的有些地区的茶叶不好，影响了茶马交易，所以，明政府严格管制贩茶，其中最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秦商经“秦蜀古道”到达康定，康定商人主要来自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秦商进入最早，经济实力最雄厚，秦商踩出了茶马古道，称为蹚古道，“蹚古道”是当时可以在国内跨区贩茶的茶马古道，亦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秦商经“秦蜀古道”到达康定，康定城内商号达80余家，店铺挨店铺，形成一条特殊街道――名“老陕街。

“秦蜀古道”最早的开通时间已不可考，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用大将司马错的建议，通过古道出兵灭蜀，开始对大西南的统治，巴蜀之地成为秦国的大后方。汉中平原、成都平原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供给秦国，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秦蜀古道”的称呼在秦惠文王时已形成，此后数千年，在这千里古道上演绎着一幕幕军事、商业、文学等的传奇故事。

“秦蜀古道”是从长安（今西安）到成都的古道，全长1000多公里。从长安出发，分别经长安子午古道、周至黑峪口、周至辛口、骆峪口的傥骆古道、眉县的褒斜道、陈仓道（故道）出发，到达汉中，再由汉中到达成都。从宝鸡陈仓道出发的路线经金牛道可以直达成都。秦商经过“秦蜀古道”走向巴蜀（主要是康定，也有商人走向西亚、印度和东南亚。），因是在古道之间来回走，“趟”是次数之意，称为“趟古道”，“趟”还包含有踩山踩水路、试探、随大家一起之意，“趟”的异体字是“蹚”，所以书面上写为“蹚古道”，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用词的巧妙。

秦商在中国历史上曾据显赫地位。秦汉时期就以独立自由商人登上了经济舞台；唐代以“帝国商人”的身份傲视天下；明清时期，形成了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被尊为“西秦大贾”，在中国明清商业史上叱咤风云了近五百年之久，为中国西部的初期开发和明清以来陕西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陕西人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姿态，不论是立足三秦创大业，还是走出陕西谋发展，或是迈出国门成伟业，都为所在地和陕西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陕西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我们随后还要进一步分析。这里我们从商人群体竞争力的角度把陕西国营企业和尤其是民营企业中的商人给予同等关注。因为就中国很多地区民营企业的情况来说，出于各种原因，往往要努力去寻找政府资源，而国营企业则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无论是国营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假设他们都是由于在资源整合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优秀才华，从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那么陕西的商人把秦商过去的荣耀玩到归零状态，以致于被取消了“番号”，确实哪一方都难辞其咎。

过去的秦商不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被视为晋商的小弟弟，但是在很多领域双方是可以平起平坐的。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是长期研究并关注秦商的学者之一，他喜欢给媒体举《张连卖布》的例子间接说明秦商过去的辉煌。《张连卖布》是在陕西当地脍炙人口的秦腔剧，其中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鬟和小子装烟倒茶。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九顷水浇地百不值下。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其次，要注意的是，这些商人群体推动的经济成分都是民营经济，考察全球的商业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商业环境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商人总是可以从这种巨变中发现商业机遇。

“明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利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这是李刚教授给公众发掘出来的又一段历史。

当一群真正具备市场意识、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的陕西商人群体崛起之日，才是秦商重新归队之时。

不知如意此次复出，是否能够如愿以偿。也不知其他厂家是否也会有新的动作。对于这一片惨淡的陕西名牌，最应该反省的恐怕不是民众，不是政府，而是陕西的商人群体。

秦商的荣辱观与创业精神：

从陕商的“老规程”（店规）、“老话”里可以看出，老陕商的荣辱观既符合陕西人的性情，也适合工商业活动的需要。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这句话在陕西农村普遍流传，经久适用。“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老陕商将艰苦创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到兴衰成败的高度，这种精神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陕西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以智求财，深谋远虑是陕西人求财的老传统。正如兵家所提倡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老陕商具有“关陇军人”宏大气魄，比较善于研究市场变化的规律，从大处着眼，谋大局，首先取得战略优势。

“货真价实好为商，假冒伪劣难久长”。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为如此，陕西商人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在布匹行，陕西商人提供的货物质量优良，货真价实，信誉卓著，购销两旺，货敞其流，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

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陕商可贵的历史品格。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商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山陕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是陕商数百年驰骋四方的秘笈。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生活艰苦。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道光年间，赵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见有一瓦屋招待行旅，进店问老板，乃知为一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军贸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独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户人家，所以叫“一道泉”。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陕西商人的袅袅炊烟，试问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呢？

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和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是陕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人生最苦为行商，异地求财，客地经商，困难和艰辛自不在话下。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明末清初陕西大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来一边业贾，一边读书，成为陕西有名诗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科，授官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扬州）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辞官归商，宁吏也贾，很是表现了陕商的敬业精神。

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信精神体现了陕商长线远鹤，功在持久的稳健经营作风。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市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三原商人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策”。

与其他各地商贾不同，陕商富贵后亦能保持富而不奢，生活朴素的厚重精神和热心公益，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一部分陕西盐商居扬州贾盐富厚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俭朴的淳厚民风，淡泊自守，不为声色犬马所动。梁竹亭号称梁巨万，居扬州时“广陵富贵鳞集，俗颈侈务以衣食居屋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娼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菜无重味也”。三原商贾捐资修建三原城中龙桥更被称为古今佳话。凤翔的塔寺桥亦是由商民1520余户，集资1600余缗，重新扩建而成的人车分道，三轨行驶的石拱桥。《两淮盐法志》曾记载，“两淮商人籍隶徽西，各为善于其乡，如建宗祠，置祭田，立义庄，义学以及修理学宫，兴复书院，于夫桥梁道路一切利济事各有其郡志可考”。

1、礼泉商人梁玉树，家贫年19就下四川做生意。由于颐性勤俭，能耐劳苦，善经纪，帮东家赚得不少钱。熊氏为表谢意，欲帮其买官入仕。对此，玉树对东家说，“我初弃儒而学贾你处，仅为养家罢了，如今你帮我买官，‘毋乃自戾’，非我初意”，谢而归乡。

2、三原商人张居士在苏州做生意，“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是故“张居士名满邑里及如苏”，大家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取得了经营成功。

3、泾阳商人张香享，在渭南雨金镇做典当生意。其质直朴讷而宅心仁厚，做生意待人以诚，立娇欺习，久而久之，一镇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贷无争，向他借贷银钱，从他的当铺出来，连检校都不需要。这样好的商信，当然使他的生意“贾日赢”很红火。

4、三原商人胡汝宽，仪态丰美，做生意豪放不羁，笑口常开。开典当一般利息是息本相埒，宽减息之半，低息招徕，树立良贾形象使求贷者多仰给他。他又宽其期限，有以土地或牲畜为抵押，汝宽固辟不取，认为不能断人生路，收获之时，有以粟抵息者来，无粟者亦来，告知一声即可，在陕西和山西商人中赢得了商信，人们“多倚公”，久之家业大起，被称为“以济人饶积蓄”的典范。

5、陕商王宗鹤，在甘肃静宁做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驮布的驴丢失，很后悔。有一日，一匹驮布的驴误入其家，家人欲执之。王宗鹤上前查看，见不是自家丢的驴，认为非己之物，不得为己，如是则无法取信于人，“为布商累也”，遂牵驴访主，送还失主。

6、三原商人周双柏，先祖在河北东光县做生意，由于商运不佳，亏本负债以数百计。双柏子承父业，去东光县顶生意，为人诚恳，生意公平，很快发达起来，不仅偿还了旧债，还将家中旧屋拓稀改观。致富后更是好行其德，一言之诺，损数十金无悔。乡党们都愿意随他学做生意，他尽力相助，有不少致富和他相当，对他感激不尽。

7、任家溪，男，汉族，陕西省周至县人，唐开元六年（718年）生于庐江郡英地（今湖北英山县一带），世代经商，英山县盛产茶叶，丝绸，唐朝时，大批任户贩运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前往长安与中外商人交易。为了交易方便，任家溪携全家定居在长安县，安史之乱后，为免受战争之苦，举家迁往周至县。直到现在，在周至的湖北任姓人家很多。任家溪在经商方面颇有成就，是唐朝时秦商代表人物，卒于贞元元年（785年）。

8、周莹（1869-1909）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据传天资聪颖，进入泾阳安吴堡大户吴家，并嫁给吴家少爷吴聘，后其夫吴聘和其公公均因故去世，吴家逐渐家道中落，她历经坎坷建立起陕西吴氏“商业帝国”，也成为当时唯一把生意做到富可敌国的成功女商人。

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从而形成了秦人忠厚为本，诚实不欺，不尚空言的高尚品格。做生意丁是丁、卯是卯，不投机取巧，不拐骗坑人，而是以稳健持重著称于商界。

从历史上的秦商人物轶事中也可以看出，诚信经营、仁义耿直是秦商人在中国商界最大的本色性格，这也是陕西商人留给我们最富有教益的历史遗产。

秦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在北方修筑了从云阳达九原的“直道”，新修了从咸阳到成都的 “栈道”，在咸阳城设“咸阳市”，作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场所，还设置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专业市场，秦对国外商人采用“轻税”政策，使各地贩运更加频繁。同时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增长，使陕西商人进入封建社会后，获得了第一次发展机会。

秦因暴政，二世而亡。汉兴，承秦制，商品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高赀商人的后裔于长安周边地区，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使陕西商人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有力地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束缚。汉王朝建都长安，使“长安商人”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流播于世。长安规模庞大，是罗马城的三倍，有人口24.6万人，是国际大都市和全国商业中心。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强盛，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使陕西商人以天子脚下，首善之民的优势获得了第二次发展浪潮。隋炀帝大业元年“迁天下富商大贾数万于东京”，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进入唐代后，唐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长安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区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

陕西商人以“帝都商人”的雄姿，在唐帝国的广大区域内纵横捭阖，将大唐商人的雄姿释放得淋漓尽致。隋时的陕西商人已是“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进入盛唐后更是“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在通商贸易中，陕西涌现出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贾，形成了陕西商人历史上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明朝以前的秦商，位居三大商帮之首，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国商’。

明政府为巩固边防，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直接诱使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网络的形成。同时，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为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陕西商人抓住了明清中央对陕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历史机遇，以西北川贵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西，贩盐于江淮，运布于苏湖，销皮于江南，在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迅速崛起，号称“关陕商人”或“西客”，成为明清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中活动的主体。出现了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三次高潮。

明清时期形成的陕西商帮，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沟通东西部贸易为己任，树立起了 “陕商”或“西商”的形象。江苏扬州是明清陕西商人的起身之地，在“食盐开中”的政策下，陕西商人输粮换引，赴扬州贩盐，使陕西商帮在明代中前期成为扬州的第一大商帮，“淮盐以西商为大宗”，淮扬盐场的陕西商人势力重于徽商和晋商。清初为恢复川盐生产，清政府实行“招商引领，计口受食”的食盐产销政策，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挤入川省贸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量陕西商人携资入川，开拓商贸经营的新天地。“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客”，“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

陕商勃兴于明初，衰败于清末。清末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给陕商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渭北各县陕商财富几乎被掠夺一空。清军入陕作战后，征粮派饷，陕商积累百年的财富被搜罗殆尽。当此之时，胡雪岩正鞍前马后为左宗棠及湘军筹措物资，帝国第一红顶商人正逐渐引领徽商走向高峰。土焦瓦砾上的陕商荣耀从此淹埋。

陕商之所以被淡忘，与其环境与发展态势也有关系。进入清朝后期，陕西商帮内外交困，迅速走向瓦解，其也是明清时代全国十大商帮中最先瓦解的商帮。“究其原因，内因是封建商帮的保守性，在清末整个时代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缺乏应变，很难和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外因是清末陕西多发的战乱，使得许多商业家族数百年的资本积累消耗殆尽。”这是李刚教授对陕西商帮迅速消亡的大概总结。

第一是陕西盐商在面对新形式的大分化、大改组中失败，盐商从此一蹶不振。在两淮盐场，由于不能和徽商竞争，而陆续退出，陕西本土市场则被晋商占领，四川的盐井业也由于战乱导致资本不够，市场迅速萎缩。茶商由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陕西茶叶大不如前。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迅速死亡。在明清之际贩运江南或楚豫土布到西北各省是陕西商人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但到清末后，土布市场受到外国洋布洋纱的排挤而迅速衰落，经营土布的陕西布商在洋布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歇业，清末已是“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经营兰州水烟的陕西烟商也在外国机制卷烟打击下纷纷破产，只有在市场投机中惨淡经营，从原先最盛时的大小烟庄130余家，锐减到只剩十数家的悲惨境地，兴旺发达了百年以上的陕西兰州水烟从此飘零散落。此外，陕西秦巴山区植被资源的枯竭对陕西商帮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第二清末多发的战乱则成了陕商迅速衰败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中陕西各县的富贾巨商，数百年贸易通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焚掠殆尽。而清军入陕征剿十余年的征粮派响，捐资助剿以及陕西商人的重建家园，使陕西商人又把数百年积累的货币财富搜罗净尽，资本存量一扫而光，失去了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当时，国库已经空虚，入陕清军每年的9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致使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关中的富商大户首当其冲。同时，清军还实行“劝富分输”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许多陕西富商为保平安只得挖肉补疮，将大量营业资本化为军费开支，使资本存量耗散无余；面对家乡的破败，各地陕西商人为解救家乡乡亲父老，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成为陕西商人在外省经营萎靡的直接原因。最后关中富室巨户几乎都是因外资耗折，内藏悬罄而元气大伤，数百年的积蓄倾囊而出，再也无力重整旧遗产

第一,他们创造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覆盖陕西和整个西部的“双层次西部市场网络结构”。一个层次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龙驹寨、凤翔为横坐标，以汉中、延安、榆林为纵坐标，覆盖陕西县镇市场的陕西市场网络结构。再一个层次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兰州、西宁、宁夏、乌鲁木齐为次级市场覆盖西北地区县镇市场的西北市场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促成了西部地区五百年经济的正常运转，其标志就是每月阴历二十八、九两日，西北各地商家将银两纷纷缴解各地座庄，再由座庄将银两压回陕西泾阳、三原总号的“标期”，从而整个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动态发展，使陕西的兴衰关系着整个西北地区经济的逆顺运营。这个“双层次市场网络体系”对今天发展西部的市场经济仍有现实意义。

第二,他们创造了遍布渭北地区的商宅大院。陕西商人万里征程、含辛茹苦，梦寐以求的就是在家乡能构建荫避子孙的高房大院，这是他们商业成就的物象反映。这样的高房大院当年遍布渭北川道，其规模并不小于今天山西的商家大院。著名的有：三原孟店的周家大院、三原的安吴堡吴家大院、泾阳王桥的于家大院、武功的路家大院、旬邑的唐家大院、渭南板桥的常家大院、吝店的焦家大院、程曹村的曹家大院、渭南西原上阳郭镇的贺家大院、姜家大院、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大院、韩城的党家大院等。这些商宅大院对我们构建陕西商家的“大院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第三,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地区。周公创立的周文化，深深铸就了陕西人的灵魂。家族亲缘关系的血肉联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宗法村社制度，是陕西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加上陕西商人多以中小商人为主，资薄利单，这便注定了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外商帮人的欺辱，发展自身的商贸业务，抵抗商海的不测风险，化解缕缕乡愁，而抱团构建以陕籍乡土亲族关系为纽带的会馆，形成“会馆最多数陕西”的局面。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文字记载和历史遗存的陕西和山陕会馆多达247所，现今被辟为文化旅游景点的57所，遍布全国各地。这些大量现存的陕西或山陕会馆证明了明清中国商界流传的“会馆最多数陕西”的历史结论。

第四,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共同创造了“合伙制”的经营体制，这是明清之际中国商界的一个大事件。陕西商人靠“财东与掌柜的分权制经营体制”，将自己的生意做强做大，一个常年住在渭南绿荫覆盖小山村的陕西商人，其生意却在天山南北，长江上下，靠的就是“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创新。而且他们机智地解决了掌柜与投资人的“利益一体化”问题，利用“人身开股制”即掌柜人身入股，将掌柜的利益与企业捆绑在一起，利润“银六人四”，使掌柜、职工效死为企业卖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制度创新。特别是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创造的以“日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可提供实际的可供操作的历史经验。

第五,陕西商人以“诚信厚重”为主要内容的经营理念，是陕西商人五百年标榜商界的基本品格，这是陕西商人诚信精神的物像反映。陕西商人是中国明清商界首先提出“贾道”，即按商业规律办事的中国商人。“贾道”一词就是由陕西商人康海家族提出来的。

第六,陕西商人形成以“周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店堂文化和经营风格，体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和谐的“天人合一”观念。陕商名店“德懋恭”，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形成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店主专门请李进士题写店名。李进士以店主小李为人作题，给店铺定名为“德懋恭”，选用“予懋乃德”的诗经名句，寓意注重商业信用，谦恭待人，勤奋好学，期盼事业兴盛发达。小李便请李进士泼墨题字“德懋恭”，将其悬挂在店首，从此“逢人驻足看，齐声皆言好”，一个以主营“水晶饼”的食品店开始在西安食品市场名声鹊起。

第七,陕西商人热心公益，提携乡党的传统美德，为家乡建设作出了贡献。陕商三原商人友槐公“出数百金，分散三党之戚”；师庄南“以百麦输泾阳，以粮百二十石输三原，又输谷种数十石，输缮城二百金，修缮河桥二百金”；员维新“万历壬辰葺邑城郭，捐助二百金”；富平李月峰捐赀重葺县北石桥，乡党皆碑；三原商贾捐资修建三原龙桥更被称为古今佳话。凤翔塔寺桥亦是由商民1520余户，集资1600余两重新扩建而成。

最初在明清时期“走西口”从事跨区贸易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影响明清陕西商帮商业智慧和商业文化的主流群体。“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如此表扬过秦商。

很显然，这些来自体制内或者接近体制的文化人，对于陕西商帮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从遍布全国的200多处关中或者“山陕会馆”，就可以大致领略他们在历史上达到的高度组织性。

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陕西商人，其出身大致接近，其性格也前赴后继。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的对陕西人的评价。

善于从各种事件、场合和时间上挖掘商机。

在两千多年前，陕西长安就与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蒙古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发展到明清时，陕商与西藏等地区进行茶叶、马匹交易。悠久的经商历史，使陕西人天生具有一种商业意识。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陕西人在发掘商机上丝毫不比前人逊色。川菜、粤菜及外地特色食品在西安扎下阵势，不知赚走了西安人多少钱。从吃文化中受到启发，陕西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饺子宴，此项目一经推出，使嗜面食的各地食客闻香而来。

传统秦商来自黄土高坡，大多保留着农家子弟的淳朴品质。近代的陕商虽然在身份上有变化，但仍保留着仁义平和这一特点。一方面，他们在与人交往中绝无霸气，平等互利;另一方面又很豪爽，耿直磊落，使得贸易中的摩擦大为减少。

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为如此，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陕西商人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忠厚不欺，言不二价，这在明清时的商界有口皆碑。清末文人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榷算不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 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地方，那里的人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得此名。

陕西商人将自己的名节看得比利润要重，为利毁誉，乃陕商所不取。他们尊重商人操守，不为利违法、投机取巧，不伤害商人名誉，这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无奸不商”社会存在的反叛，表现出陕西商人自重名节、不毁商誉的时代精神。

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商人的自负根源于祖宗辉煌的历史。自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以后，直到唐朝灭亡，关中地区一直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存在。尤其是省会西安，十多个王朝的兴衰演变以及文化积淀，赋予了陕西人一种贵族精神。虽然西安自唐以后风光不再，但千年帝都臣民的荣光使他们从自尊终至自负。时至今日，陕西商人的骨子里仍去不掉帝都意识和皇家派头的优越感。

历史上的陕西商人敢于冒险，他们曾为追逐商利，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开银号、当铺，放高利贷，贩运川丝、夏布、药材，以敢做敢为著称。他们往往敢于孤注一掷。

回馈家乡是陕西商人的传统。“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句名言用来形容陕西商人毫不过分。20世纪80年代商品可以流通以来，陕西走出去的较多，他们富而思乡、富而思家，并尽力建设家乡。

在中国的十大商帮中，陕西商帮是成立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更重要的是，陕西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因此陕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很好的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陕商的核心价值观可用八个字总结：厚重质直、忠义仁勇。“厚重”讲的是陕西文化的积淀，“质直”体现了陕西人的性格特点，淳朴耿直。“忠义仁勇”表现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陕商所具备的“仁义、诚信”等特点是经过历史验证认可的，而这一特点，也是当前社会商业活动中所需要具备的素质，陕西商人在商业素质方面具备“先天条件”。

秦商叱咤千年，不仅仅留下了辉煌的历史与回忆，也在陕西八百里秦川上留下了许多秦商的记忆。例如吴氏庄园、周家大院、陕西丹凤船帮会馆等等。

《三原县志》记载，三原商人经商远出，数年不归，父母妻子分居两地，生死未卜，全凭飞鸿传书。从清代乾隆年间《商贾便览》摘录出的两封家书，颇为真实的描绘出两地相思：

家妻寄丈夫书

送别后妾心时刻牵挂，关山远隔未卜，贵体康健否？家中大小情吉，不需过虑。但老亲在堂，虽难言孝道，而柴米油盐逐日不可缺少也。且母亲寿诞界在，某时，备货乏资，望夫君银信早寄，源源而来，以使妾自珍备。

夫外地答妻书

觅利远方，殊非我愿。只缘食指累人，不得不去父母之帮而为风尘中之劳人耳。接来音知家中四字缺乏，并贺寿缺钱，只得暂挪银两若干寄回，儿女要为抚恤，我稍得银两，自当频寄，便羽赋音，善体为要。

外地夫寄家妻书

家贫亲老，欲托无由，不得不觅利远征，风尘奔走。虽身在异地，而心未一刻忘家也，二亲在堂，幼于子怀，多望贤妻维持调护，米珠薪贵，借贷艰难，家中苦况，自不待言，今寄去银两若干，请查收，暂充家用。等吾归家再办物接济，临行言以谆切，不附赘词。

家妻答外地丈夫书

寄来银两已收，知夫婿幸获安康，妾心喜慰，只是银钱艰难，家徒四壁，告贷无门，些微之物，实不够用。伏望设法续寄家用。至于事姑婶，抚儿女，此妾分内之事，各尽其道，无烦夫君顾虑。余情缕缕，笔不能尽。

柴米油盐，家庭琐事，叙述朴实无华，毫无卿卿之语，但分别千里之远，数年之遥，夫妻间首以父母儿女为重，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也反映了秦商浓郁的以“孝悌”为本之儒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