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审，是清朝对于死刑案件的复核制度，从明代发展而来。

秋审 qiūshěn

清代复审死刑案件的一种制度。因于秋季举行，故称。清制，各省于每年四月，对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案犯，再行审议，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留养承祀”五类，报送刑部。秋八月，刑部会同大理寺等，对上述原判死刑的四类案件集中审核，提出意见，最后奏请皇帝裁决。《清史稿·穆宗纪二》：“谕停本年秋审，朝审勾决。”

例：余经秋审。——清·方苞《狱中杂记》

经秋审入矜疑。

秋审开始执行于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首先要求各省的督抚将自己省内所有被判处斩监候（相当于现代的死缓）的案件和布政使、按察使会同复审，分别提出五种处理意见：

（1）情实。罪情属实，罪名恰当，奏请执行死刑。

（2）缓决。案情虽然属实，但危害性不大者，可减为流三千里，或减发烟瘴极边充军，或再押监候办。

（3）可矜。案情属实，但有可矜或可疑之处，可免死刑，一般减为徒、流。

（4）可疑。指案情尚未完全明了的，则驳回原省再审。

（5）留养承祀。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有亲老单丁情形，合乎申请留养者，按留养案奏请皇帝裁决。

然后将有关案件的情况汇总报送刑部，而囚犯则集中到省城关押。在每年的八月，中央各部院长官会审后，提出处理意见，报皇帝审批。如果确认了情实，到秋后就要处决。缓决如果连续了三次，就可以免死罪，减轻发落。如果是可矜，也可以免死减等发落。可疑的则退回各省重新审理。在雍正时期，还增加了一种叫做“留养承祀”的减轻发落的方式：如果死囚犯是独生子，如果处死其父母和祖父母就无人供养、送终，经过皇帝批准，改判重杖一顿再枷号示众三个月，免掉了死罪。但是这种“留养承祀”在实际情况中较为罕见。

秋审最主要的目的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将人犯的生杀大权集中到中央政府乃至皇帝本人。其次，秋审也是一种皇权的表现形式，通过最高级别的会审和皇帝亲自勾决等仪式，体现了皇权的至上性，大大加强了皇权的威严。再次，秋审体现了对死刑的重视，因为人死不可复生，判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朝廷和皇帝的威信。

关于秋审的作用，应当辩证的分析。首先，由于死刑判决的严肃性和死刑的不可逆性，皇帝必定会很重视，甚至必要时亲自审理个别案件，以防出现冤案；其次，由于皇帝的重视，地方上的死刑判决也会相对慎重一些，毕竟如果出现冤案而被皇帝或中央政府发现，可能会导致主审官员受到处分；再次，由中央政府乃至皇帝的亲自把关，可以统一全国死刑的适用标准，从量刑上做到相对的公平。

但是也不能对秋审做过高的评价。首先，从量刑上来说，死刑的适用标准往往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如果是治安混乱时期，乱世往往用重典，可能造成一些罪不至死的人被判了死刑；如果太平时期，有时为了体现皇帝的仁慈，判决可能会法外从轻，使得作恶多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其次，从复核的程序上来说，秋审基本上都是依据各地上报的书面材料进行复核，案犯很难对书面材料的内容提出质证，而书面材料本身可能就是虚假的。

即便是京师地区的秋审，虽然会提审犯人，但是各种关节错综复杂，案件的判决会受很多因素干扰，很多时候皇帝是被蒙蔽的。而且按照惯例，一般在数日内就要复核完所有的案件，其复核的质量可想而知。此外，由于各种腐败原因，秋审的黑幕是很多的，从各种笔记如清代文人方苞的《狱中杂记》，和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中就可见一斑了。总的来说，秋审基本上只是一种皇权至上的形式而已，受冤枉的人能够通过秋审洗冤的几率是很小的。

秋审和朝审号称一代“秋谳大典”，专门以死刑监候（斩监候、绞监候）案件为审录对象。明代在天顺年间确立朝审制度，但初期并不完全规范，往往流于形式。自嘉靖年间开始，皇帝常常凭借个人喜怒好恶停止当年的朝审或勾决。至清朝顺治年间，秋审及朝审制度逐渐趋于规范化。每年大量的死刑监候犯人经过秋审和朝审，获得进一步的处理结果。所有的结果，“各别于情，以通其类”。明代将本年参与会审的死刑罪犯分为情真，可矜，可疑，有词四类。最后一类“有词”（即尚有疑问，不服判决）往往占比最多，造成司法难度加大。因此在清朝顺治年间取消了“有词”而改为“缓决”，至雍正年间又加入“留养”一类。可矜与可疑两类往后常合并为一项。据《光绪会典》载，“凡秋审之别有四，曰情实，曰缓决，曰可矜，曰留养承祀”，此乃当时之通说。

乾隆中叶，阮葵生所撰《秋谳志稿》堪为清代第一部详细介绍清代秋审和朝审制度沿革的书籍。由于阮氏身为刑部郎中，精于刑名之学，该书自成书后，不胫而走，在当时影响很大。该书记载秋审和朝审的结果较为详细：“秋审之类凡五，一情实，二缓决，三可矜，四留养，五承祀，各别其情以于类。按国初分情真应决为一项，缓决为一项，可矜可疑为一项，矜者减等，疑者覆问。

雍正三年间，改情实、缓决、可矜三项”。可见，清朝秋审和朝审结果的分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几次变化。以此材料为根据，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其一，从顺治十年恢复朝审至雍正三年以前，分情真应决、缓决、可矜可疑三类；其二，雍正三年后，分情实、缓决、可矜三类；其三，乾隆年间，复改作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五类。

结合《光绪会典》和《秋谳志稿》两书的记载，则清代秋审和朝审结果的分类至少有了三种说法，即三类说（情真应决、缓决、可矜可疑，或情实、缓决、可矜）、四类说（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和五类说（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而在这三种说法之下，还有更为细致的处理方式。清末律学名彦吉同钧指出：“情实之中又分数种办法，有情实即勾决者，如命盗案中情伤俱重之类是也；情实声请免勾者，如命盗案中情有可原之类是也；又有名为情实，非从严声叙，向来不予勾决者，如官犯及服制各犯是也。

至于缓决之中，又有一次即准减等者，有三次后逢恩始减等者。而查办减等，又有减军、减流之分”。然则，清代秋审和朝审结果在司法实践中的分类，比现今通行的说法要复杂得多。其实，在每年的秋审和朝审过程中，以及在此过程之前后，皆有若干情况没有在《大清会典》中被完整记载，而有些特殊的情况甚至就没有支字谈到。首先，还是将主要的几种情况分别叙述。

明朝及清朝前期，此类称为“情真”，即情真罪当之意。乃在清雍正时期为避皇帝胤禛的名讳，将“情真”改为“情实”。一字虽改，而意思不变。

《秋谳辑要》择要列举了在秋、朝审中应该拟为情实的二十八种情况，如下：谋杀，故杀，侵盗钱粮，枉法赃，开棺见尸，羞愤自尽，贿买顶凶，匿名揭帖，光棍为从（有分别），强盗为首，强奸已成，夺犯伤差（有分别），聚众械斗，私盐窃盗，拒捕杀人，伪造印信（有分别），诈假官，诬良为盗、逼毙人命（有分别），捕役私拷吓诈、非刑致毙人命，监候不应矜减人犯越狱，因奸盗威逼人致死，窃盗衙署赃至满贯，仆窃主财满贯（有分别），偷盗蒙古马牛十匹以上，私铸钱十千以上，左道惑人，满洲杀死满洲，及各项由立决改为监候人犯。

而如吉同钧所言，在每年秋审和朝审之后，情实又分予勾、未予勾两种。予勾者当年即要执行死刑。而未予勾之死刑犯命运则有所不同，至少要等到次年秋审或朝审才能有结果。而有些时候，“不予勾”也有惯常的规律。根据大清律例规定，“官犯俟十次免勾之后，服制、常犯俟两次免勾之后，大学士会同刑部堂官将人犯招册复加详勘，其有实在情节可宽者，摘叙案情，确加看语，请旨改入缓决”。据乾隆皇帝自己讲，“夫金刃杀人，所以令入情实者，原以此等人犯彼此逞忿，辄用金刃杀人，不可不严行惩儆。至其中情罪稍有可原者，勾到时原可不致予勾，此等人犯经十次秋审，便可入于缓决。各该犯久坐囹圄，可抑其强悍之气，使众人亦知所儆惕”。对于“强奸未成、本妇因调戏而羞愤自尽”之案，“既经一次免勾之后，下年即可改为缓决”。虽拟情实而不与勾，凑足“免勾”年数即可改缓，实际已与缓决无异，连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死刑监候犯人在秋审或朝审中如果得到缓决的处理，该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多数死刑监候犯人在经历几次缓决后即可请旨减等发落，少数者可能要捱上十几、甚至二十几年才能得到减等，而更少者虽经若干次减等，而在某一年也可能由缓决改为情实予勾，命丧黄泉。

嘉庆年间王有孚的《秋审指掌》记载了若干当时秋审和朝审拟缓的情况，如下：殴因夺赃，死系罪人；扎由顶撞，死系悍妻；殴由义愤，死系图奸罪人；衅起索欠，扎由情急；死者强乞逞凶，扎由先被按殴；伤由误中，死出不虞；棒由夺获，死系理曲；殴由还抵，死非徒手；衅起护父，伤系他物；殴因辱詈，伤非致命，死越旬余；趋劝被殴扎情急；理直被骂，一伤适毙；衅起疑奸，杀由泼骂；伤非金刃，死系奸淫；死者逞凶肇衅，伤由自碰刀尖；死虽缌麻服兄，但被殴回掷，伤止一处，情非逞凶；鼠窃赃未至五百两；强奸刃伤本妇伤轻平复，妇未奸污，情稍可原；窃贼拒由图脱，刀划一伤，尚无护赃格斗；受伤格殴，械系夺获；先被刀扎，情急抵砍；理直扭论，死由失跌；情切救父，拦抵一伤适毙；掷由被追，死由伤溃；死系不顺之妻，杀由先被詈殴。然而，缓决减等的处理方式是逐渐成熟的。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查办秋朝审缓决三次以上人犯条款”出现，使缓决减等有了比较定准的依据。沈家本遗著《叙雪堂故事》中记载颇为详细。如规定缓决三次以上准减流者有：“斗殴，共殴，擅杀罪人，殴妻致死，奸夫拟抵，奴婢殴死良人，殴死本宗、外姻卑幼，殴死兄弟妻，奸妇不知情，殴死妻前夫子女，受贿顶凶，背夫逃走，良人殴死他人奴婢，殴死夫妾，羞愤自尽，殴死功服雇工，威力主使制缚致死，比照大逆缘坐之伯叔减流、其祖父释放”等18项，其后又有三次以上减流近边者5项，边远者4项，极边四千里者6项，伊犁、乌鲁木齐等处2项，黑龙江等处11项，合前项共计46项条款。除此以外，该条款又规定缓决三次以上不准减者32项，如图财强嫁、因奸谋杀本夫、谋叛未成、减等人犯复犯死罪，奸职官妻、枉法赃、监候待质、威逼期亲尊长致死等等，皆情罪重大者。这78项条款，在每年的秋审和朝审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对于秋审和朝审入于缓决者，《大清律例》规定：“旧事缓决人犯，摘叙简明略节，依此汇为一本具题，俱不必叙入问供，以省繁冗。至九卿会审时，……其旧事已入缓决者，不必重复备册，分送会审，止于会审时逐一唱名。进呈秋审本内，亦开列起数、名数具题”。此为乾隆三十四年（1768）所定例文，而由于乾隆四十七年“缓决三次人犯减等条款”出现，后来“前拟情实、后改缓决，前拟缓决、后改可矜”者渐渐减少，及至清末，历官西曹的薛允升记述道：“从前间或有之，近则绝无此事矣”。缓决人犯的处理，日趋程式化了。

即有情可原之意，在清代司法文书中常常矜减并称，言外之意，可矜者即可减等发落。《秋审指掌》同样列举了几种“可矜”的条件，如“死系图奸罪人，拘捕有据”、“一伤适毙，死系不孝之妻”、“衅起戏谑，伤由适中，并无争斗情形”。死刑监候犯如果能被归为可矜一类，则通往阴曹地府的大门就向他们暂时关闭了，在这些人面前的将是一条活路。而真正把他们从牢狱中拯救出来的并不完全靠皇帝的仁慈，更主要在于案情要“有一线可原”。清朝皇帝在秋审和朝审过程中不断强调“凡有一线可原，即予减等发落”，说来简单，其实不免要在每一件死刑监候（包括立决）案件上颇费斟酌。然而，究竟什么是“一线可原”？可以说，当时任何人，包括皇帝在内，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标准，更没有像“缓决三次人犯减等条款”的类似规定出现。

今人的理解也只能从一个个案例中去体会。下举一例，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的一天，乾隆皇帝接到刑部具题四川省秋审案件的题本。待他“逐案详加披阅”，发现其中“绞妇杜氏因奸好之僧元净揢死伊夫梁大潮”一案有“一线可原”。案情大致是这样的：“元净因奸败露，将梁大潮揢伤毙命。杜氏见梁大潮揢毙，即行哭喊，被元净用言吓禁，回家隐忍并不告知尸父”。乾隆皇帝认为：“此案杜氏因奸起衅，致伊夫被元净揢死，又惧恐吓，隐忍不言，覈其情节，本无可宽。但杜氏见伊夫被元净揢毙，即行哭喊，有不忍致死伊夫之心，尚有一线可原”。根据《大清律例》“杀死奸夫律”律文规定：“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监候）”。

而乾隆四十二年新纂例文同时规定：“凡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而当时喊救与事后即行首告，将奸夫指拿到官，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者，仍照本律定拟。该督抚于疏内声明，法司核拟时夹签请旨”。薛允升案语道：“伊夫之被杀，实由伊与人通奸所致，虽不知情，律亦拟绞，严之至也。例改从宽典，虽系衡情办理，惟一经夹签，即可免死减等，则所得流罪应照律收赎”。此处虽律与律不甚相符，但又根据“断罪依新颁律”中乾隆五年（1739）新增“小注”：“若例应轻者，照新例遵行”，因此，杜氏应从宽典，减等收赎，这是可以肯定的了。此案中杜氏以一柔弱妇女，看见亲夫被奸夫无情揢死，“即行哭喊”，是惧怕？是悔过？还是其他什么？但不管是什么，总因这一声哭喊，喊出了一线生机，喊出了一条生路。

“犯罪存留养亲乃国家法外之仁，其在年逾七十老人，桑榆暮景，朝不虑夕，而笃疾、废疾者，举动为难，卧床待毙，倘侍养无人，就衰垂死，举目凄凉，茕独情形，诚堪悯惜，缘设留养一门。所以矜恤罪人之亲，以广孝治也”。在《大清律例·名例律》中，因袭唐律和明律，将“留养承祀”列为专条，并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康熙四十五年《大清律例朱注广汇全书》记载是这样的：“（此条乃法中之恩）凡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中，再）家无以次成丁（即与孤子无异）者有司推问明白，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取自上裁”。并加朱注：“此条优及其亲”，意即对“亲亲”关系的维护。引文明白指出了死刑犯存留养亲的条件：（1）非常赦所不原；（2）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3）家无次丁，只有这样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有司方能在推问明白后，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请旨，最后由皇帝来决定。《大清律例》规定：“凡人命案件于相验时，即将凶犯之亲有无老疾，该犯是否独子，讯证明确，一并详报”。

留养又可分两种：（1）随案声请，“定案时，系戏杀及误杀、秋审缓决一次例准减等之案，并擅杀、斗杀情轻及救亲情切、伤止一二处各犯，核其情节，秋审时应入可矜者，如有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及孀妇独子、伊母守节二十年者，或到案时，非例应留养之人，迨成招时，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兄弟、子侄死亡者，该督抚查明各结声明具题，法司随案核覆，声请留养”；（2）秋审和朝审时核办，“秋审并非应入可矜，并误杀缓决一次，例不准减等者，该督抚于定案时，止将应侍缘由声明，不必分别‘应准’、‘不应准’字样，统俟秋审时取结报部，刑部会同九卿核定，入于另册进呈，恭候钦定。……朝审案件一体遵行”。据薛允升的考证，康熙年间，秋审原为实、缓、矜疑而设，与留养并无干涉，经雍、乾两朝留养始入秋审和朝审。“以秋审应入可矜及例应一次减等者，俱准随案声请留养。余俱于秋审时取结，分别办理”。可见，留养作为秋审和朝审对于死刑监候犯的一种处理结果，其出现晚于其他三种。另外，从“秋审应入可矜及例应一次减等者，俱准随案声请留养”这一点来看，迨其出现之时，清代的秋、朝审制度已经趋于成熟和完善，不然就不会预先分辨出“秋审应入可矜及例应一次减等者”。

此处仍要强调的是，清律对存留养亲条款的适用一般都要斟酌具体情况，也具有相当衡平、对等之观念，并非不分事实，一概留养。如“杀人之犯，有秋审应入缓决，应准存留养亲者，查明被杀之人有无父母，是否独子，于本内声明。如被杀之人亦系独子，但其亲尚在，无人奉侍，不论老疾与否，杀人之犯，皆不准留养”。而“凡曾经触犯父母犯案，并素习匪类，为父母所摈逐，及在他省获罪，审系游荡他乡，远离父母者，俱属忘亲不孝之人”，实所不赦，如果留养就与“教孝敦伦”之宗旨大相违背，因此也“概不准留养”。清律并且把“留养承祀”之适用范围推及满洲旗人，做到一视同仁，规定“凡旗人凡斩、绞、外遣等罪，例合留养承祀者，照民人一体留养承祀”。而对于蒙古，《蒙古律例》内虽无留养之条，大清皇帝也“无分中外，一体施恩”，常予留养。但是，“犯罪存留养亲”的律文中并未言及“承祀”，例亦无犯死罪准其承祀之明文，薛允升也认为“留养已属宽典，若推及承祀，则未免太宽矣”。实际上，在每年秋审和朝审过程中，死刑监候之案因承祀而得减免的案件并不多见。

整个清代对于死刑监候犯的处理，除了法典中有明确记载的以上四至五种情况之外，在秋审和朝审程序进行之前后，还有其他几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试撷其大要，归纳如下。

其一，永远监禁。在秋审和朝审中以此处理者，或因疯杀人，或情切天伦，或为避人复仇，法律上曲予保全。清末刑部秋审处的一份档案就记载了两件这样的案例。

一. 斩犯蓝映奎与胞兄蓝映相素睦无嫌，该犯素患疯病，时发时愈。该犯之父蓝正芳与邻约张天明等因其并未滋事，未经报官锁锢。嗣该犯用力劈篾，疯病复发，执刀乱舞，蓝映相瞥见声喊，赶拢拉夺，该犯用刀乱戳，伤蓝映相右肋、右后肋倒地，旋即殒命。该犯到案，验系疯迷，覆审供吐明晰，将该犯依“因疯殴死胞兄”律拟斩立决，具题奉旨，改斩监候，情实二次改缓，永远监禁。恭逢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五日恩诏，因疯殴死胞兄，似应不准援免，仍永远监禁。

二. 绞犯童氏与童养媳涂易姑先无嫌，该氏与王汲三通奸，氏之夫涂正兴与子并不知情，嗣王汲三往与该氏续旧，被涂易姑撞见斥骂，并谓该氏不顾颜面。该氏用拳殴伤其额颅，涂易姑倔强，该氏用掌殴伤其左腮颊。涂易姑称公公回家，定欲告知。该氏恐奸情败露，起意商同王汲三将涂易姑致死灭口，王允从。该氏当将涂易姑掀按在地，姑挣扎喊叫，王用膝盖跪住其左、右膝，两手按其左、右手，该氏左手按其上下唇吻，右手用刀割其咽喉，当即殒命，依“因奸将媳致死灭口”律绞侯缓决，永远监禁，恭逢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五日恩诏，因奸将媳灭口情节较重，似应不准援免，仍永远监禁。

上述档案是有关死刑监候犯人“永远监禁”的一份清单，除四川省外，还有云南等省，可惜残缺不全，仅存二十来起，基本上都属于以上因疯、因奸致死两种情况。另据《清高宗实录》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刑部议驳陕西省赵宗孔殴死赵粃麦改拟斩候一本。此案赵宗孔因父被赵粃麦扎死，赵粃麦拟绞监候，后遇赦减流，十年无过，释回原籍。触起前忿，赵宗孔将赵粃麦致死，为父报仇。而乾隆帝很是反对这种“复仇”行为，他说：“赵粃麦前已问拟绞候，国法既伸，只因遇赦减流，十年无过，释回原籍，并非幸逃法网，是揆之公义，已不当再挟私雠。……若尽如赵宗孔之逞私图报，则赵粃麦之子，又将为父复仇，此风一开，谁非人子，皆得挟其私愤，藉口报复，势必至仇杀相寻，伊于何底”？结果，“将赵宗孔入于缓决，永远牢固监禁”，并著“嗣后各省遇有此等案件，俱照此办理”。

实际操作却未必尽然。有极少的犯人老死囹圄，有的将瘐毙其中，而有的则在被监禁若干年后，有机会减刑释放。更有甚者，在判决之初实际上已经给犯人留了活路。如乾隆皇帝在处理“留养”之案件时，一般并不急于开释，相反秋审或朝审中或情实或缓决，并不勾决，均“俟其拘系经年，驯其桀骜之气”，再“量为末减”。清末法部的一份奏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六日，法部奉旨查办秋审永远监禁各犯，浙江省上报开列的清单中，“有汪有葆一名，系为父复仇，监禁已经九年”，法部认为“似应准予释放”。而直隶省上报的清单中，有“栗氏、周氏、赵氏三犯”，但“均系情节较重，监禁未及二十年”，所以“似应不准援减”，皆“奉旨依议”。以上四川省的两个案例及这份奏折告诉我们，秋审永远监禁的犯人还是有机会死里逃生的，并且从法部所言的“九年”、“二十年”字样推理得知，清朝对这些犯人的处理也逐渐形成了某些司法惯例。

此乃属于从重处决。根据《大清律例》“犯罪事发在逃例”规定：“凡该斩绞之犯事发到官，负罪潜逃被获者，如原犯情罪重大，至秋审时无可宽缓者，改为立决”。据乾隆朝律学家吴坛的考证，此中“无可宽缓”字样为乾隆朝加入，在雍正朝《大清律集解》中没有，乃是遵雍正遗训的结果。雍正皇帝曾注明“不许擅用”，但流弊甚深，乾隆朝修律时特加注意。乾隆四十年（1775）更为立法，命刑部酌定科条，将何者应由监候改为立决悉心核拟，成条款二：“斩监候改立决条款”、“绞监候改立决条款”，并于乾隆四十三年馆修入律。其中“斩监候改立决条款”，如“谋杀人造意者”、“故杀人者”、“犯罪拒捕杀人者”、“兴贩私盐拒捕杀人者”、“殴宗室觉罗死者”、“因奸盗而威逼人致死者”等，共四十九条；“绞监候改立决条款”，如“诬告人斩罪，所诬之人已决者”、“狱卒凌虐罪囚，克减衣粮，因而致死者”、“斗殴连毙两名者”、“因事逼迫期亲尊长致死者”等，共十八条。并注明“以上各项人犯情罪较重，如事发在逃二、三年后被获，即改为立决”。此两项条款，指明了监候改立决的逃犯在逃时间比较模糊的下限，即“二、三年”，但并没有同时规定上限，因此这样的立法的确存在罅漏。

不太容易把握。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刑部审拟“窦十调奸拒捕逞凶毙命”一案，案由：窦十乘张氏之夫夏三与子夏喜外出，用言调戏。当经夏三邀同妻弟张禄并携子夏喜赴窦家理论，窦十即持刀开门，将夏喜砍伤毙命，并砍伤夏三、张禄等四人，畏罪逃逸。旋赴热河地方拿获，审明定拟。刑部等以“窦十情罪可恶，仅按律拟斩监候，不足蔽辜”，请旨即行正法。乾隆皇帝虽也觉得凶犯仅拟斩监候、留待次年，实有所不当，但并不同意将之即行正法。其言道：“此等淫恶凶犯，情罪固为可恶，但按律拟以斩监候，于法已无可加。若因其情罪较重，只须赶入本年秋审情实，不使久系羁诛，尚非决不待时之犯”。乾隆皇帝觉得“凶顽之徒，纠众抗官，死刑不法，自应明正典刑，以示惩创”，遂从陈宏谋所请，并传谕各该督抚：“凡遇此等案件，俱照此办理”。而乾隆四十二年前述窦十案件发生，乾隆皇帝更下谕旨：“嗣后如遇此等案犯，按律定拟后，即夹片声明赶入本年情实”。但嘉庆四年（1799），刑部认为，“以应入下年秋审人犯声明赶入本年，既罪名仍按斩绞本律，而问刑之官遽请赶入秋审办理，即属加重之意”，与体制不符。即使“间有情节较重者，亦应断自宸衷，临时酌量赶入，非问刑衙门所应声请”，应请嗣后“均毋庸先行声明‘赶入秋审’字样”。实际上，刑部声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皇帝的死刑最高决定权下移，一方面也含有与地方督抚争权的目的。因为，亦有由刑部声请者，凡是一方先声请赶入，另一方则在皇帝面前陷于相对被动的境地。但是，夹签声请赶入者到后来一直不见减少，尤其对于官犯，在清朝后期更发展到“概入本年，无所谓例应入、例不应入”的程度，可谓大失制律之本意。后来夹签声请赶入的做法渐成惯例，有的刑部秋、朝审官员精于此道，分析更为细致：“此等抚题内已经声明之案，不徒以‘本年’二字之有无为别，宜以月份为断。其有‘本年’二字者，必入本年，断断无疑，即无此二字，而奉旨在七月以内者，皆宜提入。若进（黄）册以后，自当入下年矣”。

如孕妇，如新疆人犯等。孕妇缓刑之例，据清代赵翼的考证，“妇人当刑而有孕者，许产后百日乃决”，本汉魏之制，乃法外之仁，后世屡废屡行。清康熙元年（1662）题准：“凡奸妇有孕犯死罪者，俟生产后立决”。自此以后，乃至清末法律改革，亦未能变。宣统二年（1910）《大清新刑律》第一编第七章第四十条规定：“凡孕妇受死刑之宣告者，非产后逾一百日、经法部覆奏回报，不得执行”。前后虽执行机关名称发生变化，但实质未变，如出一辙；其孕妇产后必要执行死刑，又与现今的刑法精神不合。“新疆人犯治罪应较内地为重”，在清代是不易之成规。内地秋审人犯缓决三次者方准减等，情实未勾十次未勾者，方改缓决。而乾隆四十二年（1777）定律：“嗣后新疆秋审人犯缓决者，必俟五次之后；情实者，必俟十二次未勾，方准于新疆地方互相调发为奴”。又嘉庆四年（1799）八月秋审，“和阗回民莫罗爱底勒强奸十岁回女色克呢已成”一案，经办之官奏“莫罗爱底勒凶淫已极，新疆又非内地可比，请将该犯即行正法，以惩淫风”。按强奸本律，应拟斩监候。又若内地之犯，情况特殊，自应重加惩创。因此，皇帝觉得经办官所述“尚无错误”，“著依拟应斩监候”。但同时命令“即行正法”，名为“监候”，却立决执行，这样的事情也真够特殊的了。

上列四类情况，均不见于《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法律文本。只有深入司法层面，从其他一些司法材料中才能发现。第二类和第三类皆发生在秋审与朝审进行之前，而第一类和第二类就实际发生在每年的秋审和朝审过程中，皆长期存在，且为数不少，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由此，我们发现不仅今人的研究可能存在认识的局限，就是古时的记载也未必完全可靠。在研究中法史的许多问题时，现存的文献材料既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便利，有时竟也会引导我们走向研究的歧途，甚至布下认识的陷阱。有时恰恰因为我们对某些材料过于信任，局促了我们研究的视野，一度不能认清研究对象的庐山真面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