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主义也叫男权制，其与男权、男性主义等名词在学术定义上重叠，表达方式交互使用，是男子在家庭、社会中的支配性特权，不管在东方或西方，都存在男权主宰社会和家庭的历史现象。

在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而不是相反。例如，在报纸上出现对总统的这样一句评价：“我想知道他是否能够像女性那样做个好总统。”所有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根本没有人会这样说话的。与此同时，在报纸上对一位女性总统竞选人做这样的评价（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够像男性那样做个好总统）却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司空见惯。这就表明，男尊女卑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既定事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把一个常见的陈述中的男性换成女性，才能发现日常生活逻辑的触目惊心的荒谬。

男权制强调男性统治的自然基础，认为男女的差别是自然的，因此男性的统治也是自然的。男权制是一个控制女性的性别结构。男性对资源的控制限制了女性的选择。

社会的核心文化观念对社会正态的、褒扬的、有价值的认定，总是与男性气质相联系。从而导致了普遍认同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分工模式，把在公共领域的有报酬的、劳动视为劳动、事业，而社会普遍不认同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无报酬的家务活。

核心文化观念关于什么是好的、值得向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总是同男性和男性气质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用的“他”字代表两性都在内的人类；男人在前台，女人是背景，使女性边缘化，把女性变为规范之外的人和例外；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前提下，把挣钱的工作当作劳动和事业，不挣钱的家务不视为劳动和事业。

男权社会对男性气质和理想男人的文化描绘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十分接近，如下列特征：有控制权，强大有力，有效率，有竞争性，有强迫性，爱拿主意，有理性，能自立自足，能控制情感等。女性气质、理想女性同男性气质、理想男性相比则是次等的。当然，女性的价值也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女性的美丽被视为男性性欲的对象，许多文化将女性浪漫化，尤其是将母性浪漫化。

在男性事务与交易中，女性成为客体，剥夺或限制女性获得知识、提高认识、发挥创造力的权利。

在男性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不让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领域。男权制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否定女性的性；将男性的性强加于女性；统治和剥削女性的劳动力，控制其产品；控制两性共同生育的孩子；肉体上限制女性，阻止女性的活动。社会上常见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信息总是将女性摆在次等的地位，贬低女性的角色，女性的工作、产品和社会环境均低于男性。各类传媒中的符号设计暗含对女性的贬低。社会结构安排从社会最高权力机制上排斥女性。

包括两分思维，把男女对立起来；等级思维，认为世界万物间存在等级，男性处在最高层，女性在其下。

其中包括两分思维，即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将所有的事物分为黑白两极，忽略中间状态。例如：阳刚与阴柔、主体与客体、浅肤色与深肤色、理智与感情、心灵与肉体、善与恶。线性思维：时间和历史都依线性前进，忽略了循环。等级思维：忽略了只是不同没有高低之分的事物。崇尚直线发展型模式：认为现 在永远优于过去。由于社会的进化和选择自有规律，如果采取社会行动、革命或改变社会秩序的行动，就会打断进化进程，导致社会的不平衡。

一句话，男权制认为男女间不但存在身体上的差异，在气质上、理性认识深度上也有鸿沟，也正是这些差异（其实说的都是女性在各个方面都不如男性），使得女性只能处在被男性统治的地位，男权制把女性的被压迫状况看作一种自然现象。

而这种男权制在历史上的思想家那儿有很明显的体现，有不少著名的哲学家对女性的评价是有贬义的和歧视性色彩。如亚里斯多德就认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男人天生高贵，女性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而提出“人生而平等”、攻击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的法国思想家卢梭也忽视了男女之间巨大的不平等状况，反倒认为女人是为男人而生的，是依赖男人而活的，没有男人女人难以生存。可以说，男权制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进这些思想家的精神骨髓之中。激进女性主义对男权制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没有任何生物学、生理心理学、人类学的证据证明男权制的合理性；而相反，男权制所具有的以上四个特点都是男性思想家自己虚构的神话。基于对传统家庭制如此的认定，即认为它是进行性别压迫的工具，所以，激进女性主义者号召要打破家庭制。

作为家庭中较为弱势的妇女和儿童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往往自动选择逆来顺受。究其原因，还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在作怪。中国素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隐蔽性高，很难被发现，发现之后也往往面临取证难等问题。而“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和夫权思想统治贯穿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三从四德”一直被传统社会视为妇女的优良品德。虽然男权主义和夫权思想在当代中国已经没有法律上的支持，但传统是一种惯性势力，其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深远。在大多数家庭中，男性依然处于中心地位，在家庭生活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从而使干涉和侵害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从而造成“受害者不维权”的悖论。

自古以男权逻辑治国治家，都是那种“我负责征战天下，你负责貌美如花”的男权色彩。尽管近些年来呼吁男女平等，但是女性在职场抑或家庭分工上依旧处于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如温岚所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男尊女卑”的价值观根深蒂固，成就了让男性担当领袖人物、一家之主的“男权主义”。他们仿佛与生俱来就是被拥戴的，从不对女性表达顺从，也不对女性讨要关心。

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内部，男性作为富余劳动力首先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农业生产呈现女性化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女性化直接影响着土地流转的发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女性的决策权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婚姻流动时，女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剥夺；在父母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子女的过程中，女性的继承权时常得不到保障。对于女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权益被损的现象，女性应当与男性一样被赋予同样的权利。

文化形塑说认为，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女性权益损伤的主要原因是男权主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村规民约以及传统婚嫁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制度诱因说认为，土地流转中女性权益被侵害的制度根源在于土地权益的身份化。由于土地权益和成员身份相关联，女性身份的改变（例如出嫁、离婚等）会影响到其土地权益的获取。法律缺陷说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土地政策是中性的，不含有歧视女性的条款，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社会性别视角，这些法律条文实际上把土地的分配权和再分配权给了男性，使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给女性带来了不利。在素质制约说的学者看来，除了上述文化、制度与法律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外，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有限，她们对自身权益认识不足、维权意识薄弱，因而在土地流转权益受到损伤后无法及时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有效保障。

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因为可以被认为是扎根于长期沿袭的父权体制、性别歧视关系和身份政治认同而不断增长，从而被赋予了“男性气质”或“男性文化”特质。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理论家瓦克曼(Wajcman)认为，“男子气”的意识形态意味着男人与机械之间的密切联系，意味着男人就是机械或机械象征男性力量，因此“技术作为男性文化”意味着“男性技术”总是优越于“妇女技术”（如园艺、厨艺和保育等）。这种技术批判源于传统偏见框架中的男性/女性二分方法或二元论方法，也源于男性主义的“全能之梦”。

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曾存在男权主宰社会和家庭的历史现象。男权的实质就是个人专制，是对两性自然关系的压迫。在一个男权社会中，男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虽然男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在现代社会仍未绝迹，但毕竟失去了合法性，丧失了曾包裹于其外的各种伪道德的遮羞布。然而，冷静地观察人们的现实生活，可以发现男权主义意识借助某些日渐合法的两性权益（比如新《婚姻法》中增加的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的男性生育权），正悄悄地滋生、膨胀起来，以致于家庭离婚率上升、妇女合法权益受损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

身体伦理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行动。作为自己被轻视的回应，女性主义者建立了本体论、认识论尤其是伦理学的可以选择的模型。这既挑战了普遍的男性主义的主体优先权，也挑战了主体生存的传统模式，对普遍主义假定的中立性进行了批判，特别关注特殊群体的性别、种族和阶级，以尽量避免在进行抽象的同时损害涉身和情感的特殊性。

传统的男性运动是反对女性主义的保守的男权运动。自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起，与女权运动的立场和主张针锋相对，新右派的立场是：赞赏家庭价值，反对堕胎，反对妇女解放，反对非传统家庭，反对青少年性活动，反对福利国家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

到了80年代，在美国是保守的里根政府上台，在英国是保守的撒切尔夫人执政，女性主义的乐观主义情绪退潮，回复到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女性运动在80年代以后进入低潮，西方各国出现反女性主义回潮。法卢迪(Susan Faludi)在1991年出版《回潮》(Backlash)一书，在《纽约时报》排行榜上连续数周位居榜首，为保守的男性运动点了题。这个保守的男性运动在学术领域的表现是男性研究，在社会上的表现是男性觉悟群体的出现。

保守的男性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次，保守的男性运动力争在现实生活中夺回女性已经争得的权利，如合法堕胎的权利；限制女性升迁，如“玻璃天花板”；推动以压制女性为目标的运动，如原教旨主义；对女性施暴；将女婴流产掉等等。在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回潮时代，很多女性以为已经永远获得的权利又重新受到攻击，比如合法堕胎的权利，离婚的权利，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权利等。

一时间，一种“女人回家”的思潮甚嚣尘上，希望女人能够回归传统女性角色。这种观点认为，女人在公领域与男人的竞争造成了双重的伤害：一方面她们把男人逼成了工作狂，以便能够留住自己的好工作，如脑力劳动的职位;另一方面使男人更容易接受坏工作，如体力劳动的职位。由于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运动的普遍展开，女人腾出了许多时间进入劳动市场，从而改变了男性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也改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女人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男人了。女人不管怎样都是被人所需要的，因为只有女人能生育，而男人却没有这种不可或缺的功能。然而，男人也需要被别人需要的感觉。保守的男性运动因此指责女人进入社会生产劳动是“使男人失业，给女人增加负担”。

第三，保守的男性运动大搞男性权利游说活动，其男权制性质暴露无遗。男性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威特康(Roger Whitcomb)提出，要反击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维护男权制家庭，反对单亲母亲家庭，并且将社会的弊病全部归咎于单身妈妈，抗议英国上院1991年批准的强奸法案，反对“抚养儿童法案”，认为父亲成了没有权利的签署支票的机器。他们认为，离婚时母亲得到抚养权，男性支付抚养费，这是对男性的歧视。他们还提出了男性气质和男性权力的问题，争取由男性辅导员来辅导少年罪犯，特别是针对女性和儿童的犯罪当事人。

1993年底，英国的男性运动不断在报刊上写文章，攻击女性主义。到了1997年，英国的男性运动变得更加有组织，他们攻击“平等权利委员会”，反对所有的平等权利立法，主张堕胎刑事化（非法化，认定为女性谋杀），对强奸危机救助中心发起直接的攻击。

保守的男性运动抱怨所谓“颠倒的性别歧视”，专指那些保护女性的法律。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男性白人在总人口中只占39.2%，但是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拥有265,000,000美元以上财产者）的人当中却占到82.5%，在议会中占到77%，在州长中占到92%，在大学终身教授中占到70%，在日报编辑中占到90%，在电影新闻导播中占到77%。(Wood, 97)女性对男性不但谈不上有什么性别歧视，就连起码的平等地位也还远远没有争取到。

第四，强调家庭价值，倡导回归家庭。布雷(Robert Bly)版本的“男性运动”具有极为强烈的本质主义倾向。保守观点认为：男性和男性气质从本质上不同于女性和女性气质。它依赖生理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希望恢复传统的男性统治的核心家庭，让女性重回家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发起反堕胎运动。

这一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于1990年春天出现的所谓“承诺运动”，该运动由比尔·麦卡尼(Bill McCartney)发起，他是一位基督教保守派人士，他在运动中大声疾呼，号召那些主张回归家庭价值的男人们承诺作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社区成员。

承诺运动在1991年有4300男性参加;1993年增加至5万人;1994年278000人;1995年727000人;1996年增至100万人以上。运动号召男人做虔诚的基督徒;反对男性不负责任，抛弃家庭和不忠。

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批评这个运动中的人是“对男尊女卑感觉良好的人，是一股危险的政治潜流”。(Nelson, et al., 509)因为承诺运动始终在强调：男性是一家之主。当夫妻达不成共识时，男人要负起责任，而所谓“负起责任”被批评为压抑女性的声音和权利。这些新好男人还认为同性恋是罪恶，坚决不能接受，因此他们被批评为保守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代表着社会的健康精神的运动。

第五，提倡男性价值，表现形式之一是神话时代运动。以布雷为首的这个运动倡导回归神话时代的价值，重新去发现男性思维和感觉的深刻的神秘根源，认为这样会重塑男性的精神、情感和智力的健康肌体，使男性变得自信、强大，在情感方面既活跃又敏感。

倡导男性价值的《钢铁约翰》一书在30周的时段名列美国出版物排行榜首。这些男性举办大规模的读书活动，倡导男性与自然在一起，摆脱女性与文明，恢复他们的兄弟情谊，寻找男性的独特感觉，摆脱工业化和女性主义的压迫，在回归自然的活动中，男人们集体到森林里去击鼓、放歌，聆听诗歌和神话故事，接近狩猎祖先，宣泄男性想同另一男性建立深刻的精神爱侣的渴望。

在中国，男性主义形成大致经历了周代到汉代的过程。《周礼·郊特性》说：“男率女，女从男，……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春秋·梁传》：“妇女不专行，必有从也。”汉代董仲舒更明确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继后，班固对“三纲”中的“夫妇”作了诊释，“夫妇者，何为也？夫者扶也，一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进而认为妇人不应有爵，“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夫尊于朝，妻荣于室，随夫之行”。这样，在汉代时封建礼教就已定型化了。此后中国社会基本都认为男尊女卑，直到近代社会，西方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观念的不断传入以及清末民初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男尊女卑的观念才逐渐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