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雁南，1977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3年毕业于美国阳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曾任国防部外事局翻译、北京长城饭店副总经理。

1992年，时任长城饭店副总经理的王雁南对文物艺术品拍卖的认识仅仅只是报纸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常报道外国公司怎么卖印象派的巨作，“类似梵高的《向日葵》卖到日本的保险公司，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保险公司”，王雁南说。

王雁南与拍卖并非毫无交集。上世纪80年代末，有外国公司来长城饭店做拍卖，她觉得挺新奇，“还有当场砸小提琴的”，后来她才知道那是行为艺术。那场令她印象深刻的拍卖发生在1988年，那年，苏富比拍卖公司试图将触角伸进中国，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拯救长城威尼斯义务拍卖”。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私人收藏文物除送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但1992年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上，经过多方努力，2188件上至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玉器，下到近现代书画等被推出，这成为“破冰之拍”。

几乎是同时，中国嘉德创始人陈东升开始四处招兵买马。王雁南因为没受过相关训练而感到犹豫，但陈东升说：“不找你还是要找别人，别人也是没学过的。”从此，她转战到拍卖领域。

1993年5月18日，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了成立仪式，成为第一个“中国”字头的全国性股份制现代化拍卖行，公司全名缩写是“CATA”，陈东升依读音想出了“嘉德”二字，王雁南则想出“GUARDIAN”与之对应。

王雁南回忆，最初为征集拍品，大家想到打广告，“选择的报纸都是《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都是老户人家，这些人可能有东西。”嘉德也请文博专家开研讨会，很多人认为政策不行，但时任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的秦公等人挺看好这事。那次拍卖征集在王雁南看来是用“两条腿走路”，一条是民间，一条是机构支持。

1994年3月27日，嘉德首场拍卖会在长城饭店举行，“当时我们懵懵懂懂，不知道行业内的规则。用得着在五星级酒店拍吗？很多人士捏了一把汗。”当天，除了香港资深藏家张宗宪外，王雁南还看到了不少香港年轻一代、新加坡、马来西亚藏家的面孔，她回想，或许是当时合作的一些机构起到了作用。

这场拍卖会出现了两件超过百万元的文物：齐白石的《松鹰图》以176万元成交，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图》以209万元成交，且创下了当时中国书画拍卖成交最高纪录。东西全都卖出去了，整场拍卖成交总额达到1423万元。

国内藏家也大受鼓舞。在王雁南的记忆中，一个文革前就开始玩收藏的老干部一看完后就有意将其所藏的齐白石《十二开山水册页》推向市场，“这位藏家代表了最后一批文革前玩收藏的老干部，以前从未敢想这些艺术品还能堂堂正正交易。”这件拍品在1994年嘉德秋拍中以517万成交，创下当时齐氏画作拍卖世界纪录。

1995年嘉德秋拍，海外回流的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零本一册以143万元高价成交，创中国古籍善本拍卖世界纪录；1996年嘉德秋拍，傅抱石的《丽人行》以1078万元成交，这是中国近现代书画第一次突破千万元大关。

不过，在王雁南看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被认可的指标之一还是“海外的东西开始找我们了”，文物系统的人当时想着防止中国的东西出去，从没想过出去的东西还能回来，“于是政府也很支持，马上调整政策。”

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和翁同龢藏书也成为王雁南从业以来最值得回味的两件拍品。2002年，王雁南说屏着呼吸看到海外回流作品《写生珍禽图》拍价到了300万美元，“由于海外的参与，价格跳跃出了中国封闭的价格体系。这对市场是很大的教育，并不是说国内藏家拿不出那么多钱，而是当时大家看不到，这东西是值这么多钱的。”那一次，王雁南等人在国内便体会到国际市场的感觉。

2009年，中国书画三次打破最高成交纪录，中贸圣佳推出的徐扬《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以1.34亿元率先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带进亿元时代，随后，嘉德推出的朱熹等七家书法也以1.008亿元成交。此后，亿元拍品不断在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西泠拍卖中出现。

1997年4月，嘉德公司香港办事处设立。王雁南等人预计举行首场拍卖会，然而一场亚洲金融风暴将设想吹跑。15年后，中国嘉德在香港举办了首拍，并展现了其在中国书画和古典家具拍卖上的优势。王雁南说，最大的改观还是自己，“1997年我们还比较小、比较弱，这么多年后，应该是准备好了。”这也是中国嘉德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一步。中国美术馆南边的嘉德艺术中心正在修建，在王雁南看来，拥有自己的拍卖场所，是每个拍卖公司的梦想。在规划蓝图中，未来嘉德将根据业务需求举办各种展览、活动，全方位发展以文物艺术品为中心的各种活动。王雁南心中的拍卖显然不止于槌起槌落之间，“这个行业更多的还要靠艺术教育和艺术鉴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