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字旭，号陶然。山东蓬莱人。1943年9月13日出生于北京。于一九七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少时自力于学，弱冠肄业于北京体育学院。因腿伤转入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得诸前辈传授。一九六四年调北京市文物公司任职，经三十年累迁至总经理，兼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总经理、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书法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师范大学、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教授，一九九七年被选为北京人大代表等职务。是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书法家。

先生自入文物公司以来，每日博览群书，摩挲文物。于法书名画与铜瓷玉石糜不记览，尤邃于碑帖之学，曾往各地访碑逾万，著有《广碑别字新编》与《中国石刻大观》两书及学术论文数十篇，皆搜彩瞻博

有资考证者。

先生一生为国家征集文物无等。其一、二级精品达百余件。平时精于业务，勇于任事，奉公忘私，克勤夙夜，因而积劳成疾，遂于二千年五月十日以身殉职，春秋五十有七，于是岁六月廿七日葬于万安公墓。

1943年，秦公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人家。戏文《高公传》的主人公高公刚正不阿的气节打动了秦妈妈，于是她给儿子起名秦公，希望他长大后能够像高公一样正直刚毅。后来很多人都以为“公”是尊称，许多不明就里的年轻人都直接以“秦公”称呼他，他也不以为意。

上学后的秦公，天资聪颖而顽皮好动，体育成绩特别好，中学时代的很多时光都是在著名的什刹海业余体校度过的，那时候，他是个摔跤手。年长之后每当提起那段日子，秦公都显出异常的留恋——十几岁的他，连续的前空翻能一口气做30多个。

1963年，已经在北京体育学院体操专业学习的秦公因为一次严重的腿部骨折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他被转入北京文化局系统所属的文化艺术干部学校，进入了文物鉴定班。当时，在这个班任教的老师阵容可谓豪华：启功先生的碑帖、徐邦达先生的书画、耿宝昌先生的瓷器……从此，本来怀揣冠军梦的体操运动员，一头扎进了中国古文化之渊，开始了与体育完全不搭界的另一种学习。

在进行了一年的基础学习之后，秦公听从启功先生的建议，学起了有“黑老虎”之称的碑帖鉴定。一册册古旧的碑帖从观赏角度看远不及精致的瓷器，也不如曼妙的书画，但他决心下定，走上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此后的10余年中，他常常揣着馒头，严冬酷暑中在库房、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看过了无数拓本，记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直到197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释北魏高道悦墓志》，他才结束了自己的学徒生涯。

1981年，有人将一块石板拿到秦公任职的北京市文物公司收购部。这块石板一尺见方，上刻王献之书曹植《洛神赋》十三行。秦公研究之后，认为这块石板就是著名楷书帖《玉板十三行》的原石。当时许多老师傅并不看好，理由是既称“玉版”，材质就应该是玉的。但秦公坚持己见，一是清初学者杨宾曾亲见此石，并写道“石为碧苍色”，是石；二是根据字体变化，文中“衡”字的竖笔有外挑。他当机立断，以18000元的价格收购，那时一个普通国营单位职工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这个数字绝对是天价。如今，《玉板十三行》和秦公征集的宋拓《长沙帖》、宋拓《智永千字文》一起，被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首都博物馆，价值无法估算。人说文物是有灵魂的，它们应该还记得那个满眼虔诚、满心欢喜还原它们历史本来面貌的人吧。

碑帖之学外，秦公仍不满足，书画、瓷杂这些复杂精深的领域他都有研究。勤奋成就了这位鉴定多面手，他用业余时间撰写、编著了《广碑别字》《秦说碑帖》《写意画与文人情怀》《中国石刻大观》等专著论文50余种，百余万字。徒弟问过他，像《中国石刻大观》这样洋洋36卷的大型丛书，别说写，就是抄一遍也累死了，而秦公又当专家又当官儿又著书，哪来那么多精力？秦公的回答是，如果你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就不会觉得累。

在艺术品拍卖界，秦公先生是一位经典人物。很多人回忆起他总会做这样的设问：“如果没有秦公，中国艺术品拍卖业会是什么样子？”6月6日晚8时，翰海春拍将举办“文翰咸集——纪念秦公先生逝世十周年专场拍卖会”。本场拍卖所得佣金，将以公开形式捐赠，用于建立一项公益基金，从事有关文物及拍卖的学术性研究、展览和出版。

2000年5月10日上午，在和比他年少二三十岁的同事一起干了个通宵后，时任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的秦公因体力严重透支倒下，虽经全力抢救却无力回天，享年57岁。“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谈的仍然是7天前从香港买回的圆明园国宝。”时任北京市文物公司党总支书记温桂华回忆道。当时在香港苏富比春拍，秦公电话委托买下漂泊海外140余年的圆明园流失文物重宝“清乾隆酱釉粉彩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成交价为1980万元港币，在当时堪称天价。如今，其价值已无可估量，秦公先生的慧眼与魄力由此广为人知。

“在不同场合，秦公经常被人提起，不管谈什么问题，我们总能谈到秦公。”温桂华说。她认为，秦公和中国艺术品市场关系太密切了。“这次纪念专场中，许多藏家拿出秘藏珍品、重要收藏，就是为了纪念秦公。”温桂华说，在秦公身上有强大的凝聚力。在本期翰海春拍通讯上，除了温桂华，嘉德拍卖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和董事总裁王雁南、匡时拍卖公司总经理董国强、华辰拍卖公司总经理甘学军、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等纷纷撰写纪念秦公的文章。他们无不称赞秦公的大公无私：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初创阶段，他毫不避讳同行竞争，鼎力支持各家兄弟公司，“是一位有胆略、有情义、有修养的智者”。

在温桂华看来，秦公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将学术研究的风气引入艺术品市场。在此之前，只有博物馆才注重学术研究。“秦公先生学养深厚，他将文物研究考据的方法、体系引入拍卖业，像翰海1995年新辟的书法专场，图录编排以中国文字发展、演变为顺序，犹如一部书法史稿，其后的玉器、文房等专场也是如此。通过拍卖，人们了解的不只是价格，还有对艺术品历史、学术、文化价值的认知。”温桂华说。

“秦公是研究碑帖出身的，因而很注重考据。”温桂华介绍道，秦公的案头工作做得很足，还经常邀请专家反复论证一些学术问题，这种严谨的作风往往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作用。1995年，一位客人走进琉璃厂，在秦公的办公桌上，将北宋著名词人、画家张先的《十咏图》缓缓展开。见到这件作品，秦公认定它是一件国宝，激动不已，当即决定留下，并请徐邦达、刘九庵、启功、傅熹年、朱家溍等专家鉴定。专家一致认定，这就是当年那件溥仪从故宫带到长春、后来遗失在东北的宝物。1995年10月，翰海秋季拍卖会上，故宫博物院以1980万元的成交价把张先《十咏图》带回“娘家”，这一价格创当时中国书画拍卖成交最高纪录，也开启了国家博物馆通过拍卖市场购藏文物的先河。

秦公的研究成果丰硕，他发表《广碑别字》、《秦说碑帖》、《写意画与文人情怀》、《中国石刻大观》等专著论文五十余种，共计百万余字。他为翰海制定了“文翰咸集 艺海求真”的宗旨，开创的文物“三级审鉴”模式，被公司沿用至今。“三级审鉴，首先是从征集人开始，然后是公司内部专家，最后是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三级都要过关。”温桂华解释道。她对秦公的执著记忆犹新。一次，为了考察一批存于外省的文物，秦公组织了三批专家先后前往，温桂华全程陪同。“其中既有故宫博物院这样的学术派专家，也有民间的市场派专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专家。”温桂华说。

“秦公为了查证资料，半夜都给你打电话。”温桂华回忆道。如今人们怀念他，不是因为他当时拍卖的艺术品价格有多高，而是源于他对艺术品真挚的热爱和深入的研究。“他留下的不是纪录，而是一种追求。”温桂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