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蕃，又名锡藩，字季樵，号康候，清道光三十年(1850)生，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少年走科举之路，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翌年中进士。此后，在翰林院供职多年，由庶吉士上升至编修。光绪十七年(1891)，曾奉派主持湖南乡试。1893年，外放福建学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王锡蕃，又名锡藩，字季樵，号康候，山东黄县人。

19世纪90年代，中国不仅遭受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宰割，而且被东邻小国日本打败，被迫签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等有识之士，以西方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批判旧学，提倡新学，掀起维新运动，以求“变法图强”。王锡蕃亦深感八股取士已不适合现实需要，按经世致用选拔人才方为救国之策。为此，他在主持福建龙岩州的拔贡考试时，曾自以《孟子》的“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为题，撰写议论文一篇示之诸生，以为提倡。在福建乡试中，以文章议识明通选拔侯官青年林旭为举人。1896年，王锡蕃返回京师，任詹事府少詹事。这时，康有为连续上书光绪帝，强烈要求实行变法。1898年6月，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颁发上谕，令人臣举荐通达时务的人才，实行新政。8月下旬，王锡蕃将在福建发现的优秀人才周莲、沈翊清、严复、林旭等四人举荐于朝。4人均被朝廷任用，其中林旭被授予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同参新政，时称“军机四卿”。同时，王锡蕃自己也直接向朝廷奏陈新政，建议仿效西国，于设商部之外，“复于各处城镇口岸设立商会”，“于上海设立总商会”，以讲求出进口货物之利弊，详达各商家之隐情，与地方官及领事办理与洋商交涉事件，其保全华商之权利裨益甚多，商务必蒸蒸日上。9月5日，王锡蕃被耀升为署礼部左侍郎。

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推行新政，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意志和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杀害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等6人，取消新政。积极参加变法新政的王锡蕃亦被骑兵包围于本宅，候命逮捕。幸赖大学士李鸿章电请宽待，才免于难。但不久，福建道监察御使黄桂鋆劾其“保林旭适以增长递焰，助成奸谋，此当与发往新疆之李当棻一例重惩”。结果与李岳瑞、张元济同遭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被罢官以后，王锡蕃先应聘赴河南，主讲信陵书院。1901年，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内容多为戊戌变法的主张。1904年秋，山东巡抚周馥，以山东沿海渔产多系小本营生，渔利渐为外人所得，迭饬省农工商局督率官商设立渔业公司，考求东西洋善法，振兴山东渔业。省农工商局咨准周馥，聘请王锡蕃总办登、莱二府渔业公司，并先行拨给官股银1万两，以为提倡。王锡蕃应聘，在黄县劝集商股银3万两，于1905年4月在烟台创办山东渔业公司，自任总办(经理)。在王锡蕃的主持下，公司开展了学习先进渔业技术，创办渔业教育，保护渔业生产，维护国家渔权等工作。1906年春，公司租赁东海关的“靖海”号轮船，在龙口、虎头崖、庙岛等地梭巡护渔。同年，公司在烟台创办附设水产小学堂，聘任山东大学堂毕业生孙丹林等为教习。翌年2月，学堂开始招收具有高小毕业资格的沿海渔民子弟人学，首批学生20人，后增至40人，学制5年，课程有伦理、修身、水产学、渔业法规等。1907年，公司制作鱼品和船舶模型，参加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国际博览会渔业展，获得参展各国的一致好评。公司还进行测量海道、绘制海图等活动。从20世纪初开怡，日木渔船经常进人山东半岛沿海，大肆进行捕捞作业，并妄图占据岛屿，严重地侵犯了我国的主权，破坏了我国的渔业资源。王锡蕃在与日方交涉中力争我国的领海渔权。山东登州与朝鲜半岛隔黄海相望，当地渔民因缺乏国际知识，前往韩国的仁川地方捕鱼，受到日韩当局处罚。王锡蕃令公司撰写张贴告白，介绍韩国渔业法及日韩通渔章程，劝说登州渔民勿再前往捕鱼。山东渔业公司开展的这些工作，受到清廷的奖励。1907年冬，商部在给公司的信札中称:“该公司留心实业，考究精详，于渔业前途大有裨益。”王锡蕃在创办山东渔业公司及附设水产小学堂期间，还参与登(州)莱(州)青(州)胶(州)教育会的工作，利用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协调各种矛盾，推动学校教育发展。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翌年宣统改元，王锡蕃得以复官，补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时，山东渔业公司因靡费过巨，扩资难筹，陷人停业状态，附设的水产小学堂也被迫停办。

1912年初，清朝灭亡，民国成立。王锡蕃因参加过戊戌变法，被山东部分官绅以先觉者相待，聘请他担任多种职务。当年5月周自齐任山东都督后，聘请他为议绅，向他咨询施政意见。1913年，山东当局聘他为曲阜学校监督。1890年，山东巡优张曜奏准清廷纂修《山东通志》，在济南设立通志局，聘请著名学者孙葆田为总纂，开始编修《山东通志》。后因人事变动，工作停顿，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方才写出书稿。书稿尚未校订，款项用尽，孙葆田病逝，辛亥革命爆发，从此无人过问。民国成立后，清末曾任兵部、外务部尚书，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山东掖县人吕海寰，建议当局继续完成《山东通志》的纂修，并发起集资开局。1912年12月，山东都督周自齐呈准大总统袁世凯，就原有山东通志局酌量改组，聘请张英麟、王锡蕃、于宗潼、毛承霖等4人为总校，着手校订工作。王锡蕃等对孙葆田总纂的《山东通志》书稿“详加勘订、补网、正讹，期臻完善，未敢稍涉疏率”，历时3年，于1915年完成定稿并刊行于世。

与此同时，王锡蕃也以先觉者自居，主动进行文化和政治活动。在文化方面，他于1912年6月，以“本圣道完美之义理，融各家发明之学说，以陶淑人民道德，促进文明，扶持世道，进于大同”为宗旨，发起组织尊孔团体孔道会。9月，他亲赴北京晋见大总统袁世凯，申述创办孔道会的缘起及会内组织情况，受到袁世凯的赞许，交国务院审核，由内务部批准立案。12月22日，孔道会在济南李公祠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会员多人出席，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代表到会诵读祝词。王锡蕃向大会致词，阐述了他的文化观点、尊孔主张及创设孔道会的动机与目的。关于文化观点，他认为:“从前中国学问其所论之义理，极其精微。但空言多而实用少，其学术易涉于空疏。至于近年之新学，则专从实用上注意，较之旧学有虚实之分，似足以救旧学之流弊。但学问之道，莫不有体有用。西学是用，中学是体。若专重西学，置中学于不顾，事功虽能争胜，而道德夫足服人。”关于尊孔主张.地认为“东西洋各国学界中人，于别国之学说时常广加研究，而于本国之国粹无不加意保存，从不敢稍有轻视之意。我中华数千年之国粹，均不能出孔教范围之外。凡我同胞，岂可不加意尊崇孔道以保国粹之根据。况中国伦常之理，乃万世所不易，而讲明伦常之理，惟孔子之言至精至切。若要保存伦常之理，必须尊崇孔子之道，此乃一定道理。”关于创设孔道会的动机与目的，他宣称:“自共和成立以来，各省各界议会林立，维新进步日见振兴，惟是建设甚多，而崇奉孔道者尚不多见。圣学不能昌明，亦是儒者之耻。窃思凡我同胞，莫不受孔门之教育，若不组织团体以尊崇孔圣，恐学者于尼山之教不复加意讲求，为

日既久，恐渐忘学问之根本。”创设孔道会就是为了“维持圣教”、“广育英才”、“正人心”、“保国粹”。大会票选王锡蕃为会长。孔道会正式成立后，王锡蕃曾致书康有为，介绍孔道会组织情况，邀请康出任会长。康有为复书对王锡蕃组织孔道会大加赞赏，但以“才质朽钝，渐辱大命”为词，婉拒出任会长。孔道会成立之初，总会拟设在曲阜，1914年移至北京，在山东、河南、直隶、陕西等省设立支会。孔道会与同时及稍后成立的宗圣会、孔教会等团体，虽然都属尊孔，但具体主张有所不同。孔教会等主张以孔子思想为宗教，定孔教为国教。孔道会不以孔子思想为宗教，不主张专讲宗教。1914年，王锡蕃代表孔道会几次向北京政府呈文，“力辟以孔子为宗教之非”。

在政治方面，王锡蕃曾于1912年8月运作当局，谋取山东藩司之职，因遭人反对，未能如愿。此后，他积极拥护袁世凯制独裁。1915年8月袁世凯授意成立御用团体“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筹安会”通电各省派代表到北京讨论“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王锡蕃以山东商民代表的名义参与讨论，并加入劝进袁世凯称帝的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11月20日，袁世凯袁世凯宣示接受“民意”，承受帝位。12月15日，王锡蕃又代表孔道会发表上大总统书，内称:“自闻君主问题之表决，皆盼我皇帝应天顺人，不日即正大位……锡蕃等既以孔道为宗，即以经训为重，懔非后周事之义，惧无主乃乱之危，用敢公电恳求，敬乞迅锡筹维，再行劝进。”袁世凯帝制段祺瑞建立独裁统治。

1918年，段祺瑞拒绝恢复因张勋复辟而被解散的民初国会，组织御用政客团体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成立新国会。王锡蕃积极参加新国会议员竞远，当选参议院议员。

王锡蕃晚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乘欧战爆发之机，以日英同盟为借口，对德国宣战，悍然出兵山东，由其故乡龙口登陆，横穿胶东半岛，攻占青岛，强占胶济铁路，并妄图永久霸占原德国攫取的山东权益。他对日本的侵略义愤填膺，强烈反对，在当时作的一首诗中写下了“上国偏逢蛇豕害，强邻先逞虎狼心”的句子。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外交失败，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王锡蕃与其他新国会鲁籍议员也联名发表通电，呼吁“青岛一隅，关系全国命脉”，必须“力争由我国直接收回，恢复完全领土，保存独立国之资格”，“不达到直接交还的目的不止”。王锡蕃于20世纪20年代初因病去世。遗著有《经义约选》两卷(已刊)，诗集一册。另有校勘《马端敏公(新贻)奏议》一种。其夫人汪佩琦著有《桐华吟馆诗抄》一卷(已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