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又称文中子，祖籍山西祁县，后迁至隋朝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通化镇1972年由山西河津县划入万荣县），隋朝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学者。王通从小受家学熏陶，精习《五经》，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王通的六部著作：《续书》、《续诗》、《元经》、《礼经》、《乐论》、《赞易》，在唐代就全部失传了。只留下他的弟子姚义、薛收编辑的《文中子说》。《中说》系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体仿《论语》敷衍成书，由王氏家人定为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10篇行世。此书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为后世所重视。在哲学上此书提出以气、形、识分别作为天、地、人的特点，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流传版本有《子书百家》本、《明世德堂》本。宋代阮逸作《文中子中说注》，有《四部丛刊》本和《续古逸丛书》本。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忧愤病死，年仅三十四。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王通生于运城。

九年（589年），其弟王绩出生。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忧愤病死，年仅三十四。

王通死后，众弟子为了纪念他，弘扬他在儒学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编《中说》（又称《文中子中说》《文中子》等）一书，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话，共为10个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际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等。

《中说》虽在形式上仿效《论语》，但在内容上却有所创新，并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兴儒学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记有：“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述作何其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必须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要依靠各种人才，而人才的养成必经学校的培养，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学才能振兴。

其次，王通认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这在人身上体现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广大的社会中则称作天理。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帮助人们养成完全的人格，达到“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的境界，最终被造就成“君子”“圣贤”。

第三，王通处于儒佛道三教争衡碰撞的思想动荡时期，传统儒学教育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现陈旧和僵化的现象。为了振兴和发展儒学，王通认为一味地排斥佛道并非良策，而应探索一条融汇三教的合理途径。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长，为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在《中说·问易篇》中就记载了王通的这一思想：“（一日王通）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他在回顾了儒佛道兴衰和古代学术发展的历史之后，认为这三教可以在相互吸收、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朝着“使民不倦”的目标努力，共为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出力。在此，王通并没有明确提出援佛道入儒的思想，只是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可被利用的共同点，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世良方。当然王通的立足点还是在振兴儒学上，认为佛道的某些内容应该适应儒学的传统。

第四，王通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与发展。他一生著述颇丰，在隐居教授之余“续孔氏《六经》近百余类”（王绩《游北山赋》自注），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经学辅助读物。至于他为什么著《续六经》，在《中说》里他自己说：“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非常明确地说明地是依据儒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主要结合两汉以后社会、习俗、学术、思想以及历代的统治得失等具体情况，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阐发的。

所论虽然在大的框架上不出孔子思想的范围，但在思想内容上确有不少新的见解，特别是注意了历史变迁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变化，读后可以开阔思路，从多角度深入地钻研问题。比如作《续诗》，王通认为是表明“化俗推移之理”，其基本精神是与传统儒学的主旨一致的，他说：“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他在吸收前人《时变论》思想的基础上，看到晋、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六朝的文学作品已不像《诗经》那么古朴纯美，已经变成王道不明，风俗不正的“俗品”。因此，他改变了《诗经》风、雅、颂的结构排列方法，而细分为化、政、颂、叹等四大部分，借以体现美、勉、伤、恶、诫五种情感意识，突出强调了诗的政治倾向和说教特点。

在教法上的改进，主要从《中说》的具体教学记载中可以看到一些，和孔子教育思想在《论语》中体现大致相同。首先，王通认为，教学和研究必须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可以不断充实和改善教材的内容。否则，不纵观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只限于一孔之见、一家之言，不变通而只钻牛角尖，就会在治学和教人时处处碰壁。正所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为了适应他自己提出的“三教可一”思想，在教学中他注意吸收佛、道等其他教派和学派的思想。他虽然批评道教，但又肯定道家的“至德之世”及自足无为之治：“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他就是要以佛道的某些可借鉴的内容来丰富和充实儒学，调节思想界长期以儒学为一统的单调乏味的情况。

在教学中王通注重因材施教与兼收并蓄。对于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他的讲说和论证就会有所变化。比如在论述天的问题时，他曾与薛收谈天与圣人的关系，认为天的功能在于造物；在与杜如晦、董常、贾琼论天时，则把天解释为自然；在宇文化及问到天道人事时，他又说“顺阴阳仁义”；并在其他场合把天解释为“气”、“鬼”等等。如此说来，是不是王通言无定论，论无定据，非也。王通以上述诸物作比，都是为了说明天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应该顺应他，如果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说明或限制它，在当时的认识发展水平上还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王通根据自己对学生和问学者的了解。因人而异地加以解释，效果是很好的。而在另一方面，王通也注意向各方面学习和请教，他曾说过“吾将退而求诸野矣”。把求学的重点放在在野的学者、隐士以及佛道高人之中，从他们的各家之言里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教学。通过这种兼收并蓄，就可以适应各种各样学生和朋友所提问题的挑战，在论道教学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他提出了穷理尽性的道德修养方法。王通在一生为振兴儒学奋斗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尤其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他首先说明了“人心”与“道心”的矛盾，以及如何防止“人心”泛滥和“道心”扩充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的道心即是人类性善的本源，由此善性便可派生“仁、义、理、智、信”五常。如薛收“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在此基础上，王通根据《尚书·虞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说法提出了“思过而预防之”的道德修养任务，欲“存道心，防人心”，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以性制情”。王通曾慨叹道，在世人中人心掩盖道心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以性制情者鲜矣”。为此，在道德修养方面，王通极力提倡“穷理尽性”的理论。他曾说：“周公之道，约而当，和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性乎！”并对董常也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其后学姚义也曾转述王通对穷理尽性的看法，他说：“尝闻诸夫子矣。《春秋》以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面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其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蒙养之具耶。……知命则审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易》，则完神；可以圣人知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已，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他把“知命”→“穷理”→“尽性”看作一个完整的修养过程，以《易》这一古代哲学的典型著作和其他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认为通过学《易》可以掌握穷理的方法，卦可“著天下之时”，爻则“效天下之动”，卦爻结合，即“动以乘时”，产生六种吉凶，概括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某些规律。因此，不学《易》不可知命，“无以通理”。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并不轻易与弟子言《易》，亦是看到了《易》哲学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把它当作某个学派，某个阶级，某个国家或某个圣贤思想高度凝炼的结果。如果在读《易》知命的基础上真正作到“穷理”、“尽性”，则可以做到符合时代的要求。

王通还提出了与“穷理尽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张“正心”“诚”“静”“诫”“敬慎”“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这些主张是颇有特点的，一方面，他是在儒学讨论的传统问题上加以强调与发展的。如主张“正心”、“诚”、“闻过”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庄佛释的某些思想，主张“无辨”、“无争”、“寡言”、“静”、“诫”，使传统的儒学道德修养的理论更加丰富。当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张并不像后来宋儒强调得那么过分，走极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静时，他也强调说“动失之繁，静失之寡”。应该主张动静适中，并非片面追求静。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提出的道德修养的种种主张，并非只针对文人雅士和黎民百姓的，也是对君主帝王的要求。王通始终强调行王道要首先做到“正主庇民”，而注重道德修养是“正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古之明王谁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隋唐之际许多著名政治家，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能抗颜直谏，多是受王通这一思想的影响。虽然，不少史家考证魏、房、杜等人和王通没有师生关系，但在交友、谈论与切磋之中亦不免受其影响。

除了一般道德修养的问题之外，义利关系这个自孟子以来长期争论的问题也受到王通的关注。在他看来，仁义道德是与功利私欲相对立的。在《中说》中，他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了仁义道德与功利私欲的关系，突出表现了他要存道义、去私利的主张和卫道精神。尽管魏晋以来，名教衰落，但王通对儒学及道德伦常的复兴颇有信心，欲弃世人之所争，“取其所弃”。应该指出，王通在此强调的道义和利欲的对立，并非宋替代学家为欺骗广大人民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而主要是针对魏晋以来士风的腐败和道德的沦丧。他斥责和讥讽那些只知“聚财”，不知“聚德”的豪门贵族和“靡衣鲜食之士”。赞扬了那些“重道义，轻王侯”，“遗其身”而“至公”，能“恶衣薄食，少思寡欲”的君子。王通这些思想的提出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一方面顺应了国家统一，民心思治的历史趋势，痛斥了产生战争和动乱的根源——为追求功利利欲，认为南北朝以来之所以战乱频繁，即是因为大家都争利而舍义。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接受了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和佛道的某些主张，如儒家提倡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佛教的出家修行，诫欲苦行；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等等，都对他有直接的影响。总之，王通有关道德修养的主张是其为实现王道而进行的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不少概念和提法是有创造性的，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影响，并为后世学者广泛地借鉴。和一般佛、道之人不同，王通并非不识人间烟火之徒，而是比较实际的学者。他所提出的理论既有时代特点，又可避免偏差。他认为，在当时名消道长，身退道进，个人便可增进道德修养水平，国家才能安定发展。但他在批判王侯贵族纵欲享乐的同时，并没有和佛道之人一样提倡遁入寺观，不理世事。他主张无为无功，是希望人们不要为了功名利禄才去务人事，对于弟子“请绝人事”和“请接人事”的作法进行了教育。认为只要“庄以待之，信以从之，去者不追，来者不拒”，顺应自然而不人为地弃取，便能达到较高的境地。既不为功利私欲所左右，又能为王道实践贡献才智。在这方面，他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以及佛教的主张是不同的，但又包含着它们各自的某些特色和因素。

隋唐时期是政治、经济的大变革时期，也是儒家学说从传统向革新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都在对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清理和审查。首先，在隋唐之际，学者们开始对汉魏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神化儒学（包括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为新理论的提出、为儒学从传统桎梏中摆脱出来，看清自己在与佛、道争斗中的不利地位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基础工作。从王通开始，儒学讨论的问题逐渐由探讨天人关系转向伦理方面，理欲问题开始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王通曾将《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话引入道德修养领域，将“道心”和“人心”对立地提出来，并同时提出了道与欲、道与利、德与功等对立的范畴，为唐宋诸儒探讨理欲等后世的理学核心问题提供了重要范畴。虽然从王通讲学和著述的形式上看，是简单地恢复和振兴传统儒学，但这一恢复和振兴的对象并非汉魏儒学，而是孔孟等儒学始祖，要从传统儒家的经典中寻找出适合当时社会政治需求的，能与佛道思想影响相抗衡的内容。因此，王通的努力就是唐代儒学改革的滥觞，是宋替代学的先驱。在他之后，刘知几、韩愈、柳宗元、李翱、皮日休等人都相继探讨理欲（或道、欲）问题，经过不断地讨论和研究的积淀，才有了宋替代学的兴起。北宋初年，对理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著名学者石介，曾高度评价了王通对儒学复兴和发展作出的努力，称赞他是与孔子、孟子、杨雄一样的圣贤。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王道失叙，礼坏乐崩，三纲将绝，彝伦攸 ，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删《诗》《书》，定《礼》《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杨墨塞路，儒几灭矣，孟子作四十篇而辟之。新莽篡汉，道斯潜矣。杨雄作《准易言》五万言，《法言》十三章而彰之。晋、宋、齐、梁、陈并时而亡，王纲毁矣，人伦弃矣，文中子《续经》以存之。释老之害甚于杨墨，悖乱圣化，蠹损中国，吏部独立以排之。……《六经》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存。杨、墨辟，孔子教化行。《法言》修，莽恶显。《续经》成，王纲举。释、老微，中国义。是知有时弊则圣贤生。圣贤生，皆救时之弊也。”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杨子。杨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存阙道于亿万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若孟轲氏、杨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将王通放在杨雄之后，韩愈之前，在“王纲毁”、“人伦弃”的重要时期，能够力挽狂澜的重要人物，是儒家道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石介的这一评阶是比较客观的。

此外，王通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后来成为理学思想的观点、范畴和命题，如“道心”与“人心”，“道”与“欲”，“德”与“功”，“正心”，“化人”，“诚”，“恭”，“正性”，“敬”，“慎”，“静”、“穷理尽性”等等，为隋唐儒学从传统的汉魏南北朝经学和玄学中脱胎出来，成为探讨新问题、运用新方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儒学”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础。到宋代，理学中道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程颐曾盛赞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卿），杨（雄）所及也。”时人邵博亦记载曰：“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杨雄也。”将王通的地位摆在荀卿和杨雄之上，直承孔孟，充分肯定了他对儒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到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阳明对王通也极为赞赏，认为王通是远远超过韩愈等人的“贤儒”。据《传习录》记载，“（徐）爰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他认为《续六经》“未可尽非”，若不是王通早逝，定可“圣人复起”，对儒学作出更大贡献，明确了王通的重要历史地位。

其撰著的目的在于“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扯起振兴儒学的旗帜。《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有“河汾门下”之称。不仅及门弟子多达千余人，还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名流，其中学生薛收、温彦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均为隋唐之际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王通教学，分门授受，“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通过“通学”和“兼学”两种形式，培养出一大批各色人才，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注入新鲜内容的儒学理论。

王通教学主要以明“王佐之道”为己任，希望能在魏晋动乱和儒学衰败之后能重振孔学，为儒学在隋唐之际的恢复与发展作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其死后，众弟子将他奉为“至人”，称“王孔子”或“文中子”，后世更有“河汾道统”之誉，充分地肯定了他在隋唐儒学变革和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王通在讲学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在自然观上，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及后来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抨击，在一定程度上使汉代以来神学化的儒学向理学天理论转变，成为“前理学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历史观上，他以“道”的主宰取代了“天”的主宰，成为理学天理史观的前奏，在伦理学上，他较早提出“穷理尽性”和“主静”的修养方法，对唐代儒学，特别是宋替代学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开了理学某些重要概念范畴，治学方法以及修养方法之先河。可惜王通仅活了33岁，未能充分展示才华和发挥作用。

自宋代以来，文中子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除20世纪30年代汪吟龙的《文中子考信录》和王立中的《文中子真伪汇考》，文中子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80年代，才出现了尹协理、魏明的《王通论》，9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骆建人的《文中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李小成的《文中子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