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遗书序》这篇文章是曾国藩为《王船山遗书》所写的序文。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䌷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推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十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代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外门内必）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到了清代末年，面对理学不能应付日益复杂的局面。尤其是内乱，曾国藩不同于倭仁等迂腐的理学家，而是切于实际，开始讲求经世之学，主张提高经济之学的地位。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曾国藩多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消灭内乱，儒家士大夫不但要内圣，而且要外王。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就要宣扬湖湘文化，从而提高湘军这支乡军的凝聚力。曾国藩就把目标对准了湖湘前贤王夫之。

曾国藩在幕府里设有采访忠义局、编书局等机构。设立采访忠义局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表彰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死难的官绅，来激励更多的人同太平天国对抗。编书局于1864年（同治三年）设立，曾国藩亲自制定章程，挑选学识渊博、擅长校勘的幕僚专司其事。书局初设于安庆，后移往金陵。主持金陵书局的便是刘毓松，死后，由其子刘寿曾总领其事。书局是曾国藩、曾国茎等为出版《王船山遗书》而设，当时仅称“书局”，并不叫做“金陵书局”。至1880年（光绪六年）以前的十几年间，该书局出版图书三十一部，其中经部十种、史部十八种、子部七种、集部六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刘毓松的主持下，刊刻了《王船山遗书》。王夫之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张子正蒙注》等，其主要刻本就是曾国藩和曾国筌的刻本，即金陵刻本。

刘毓松根据所刻的《王船山遗书》，还编有《王船山年谱》二卷。曾国藩让刘氏父子编辑《王船山遗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继承湖湘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效法前贤。澄清天下”。刘毓松校刊的王夫之著作，极大地满足了曾国藩对湘乡民风的诉求。这位湘乡前贤遗说的介绍，有助于提高湘乡的威望。崇祀先贤远祖并非是湘人独有的文化特征，但先人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却可以映射出不同的传承意义。对于湘人而言，奉祀祖先、修撰族谱等社区活动首先是一种聚宗收族“联其宗姓而益笃其其亲爱之谊”的文化使命。所以曾国藩非常看重《王船山遗书》的修撰与校刊。而刘氏父子丰厚的家学功底使他们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项重要的修书工程。使得曾国藩不仅完成了荣耀先贤的乡约，以此规劝其乡民建功立业，同时他本人也从《王船山遗书》中汲取营养，也效仿王夫之光复明室的举动，通过严格的修身程序来强化自身的个人魅力。使其言行体现出清教徒式的精英化倾向。

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系词传上》中说：“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立焉。”这段话可以看出湘籍学人的行事的原则，换句话说，这就是湖湘学派的源流衣钵，他们大都讲究事功，认为“立言”必须落实于“立功”才有意义。而曾国藩正是按照王夫之的这一原则来为人处事。王夫之遗书中的内容非常推崇老庄之道与德，这与另一位湘籍人士王闽运引庄子之旨进入儒学广义“道统”的殿堂相类。由此体现出后世湘籍学者对王夫之学说的继承。王闿运首先把庄子归入能继承孔子“经世学”的宗师行列。所以近代湘系集团有不少人强调“立德”与“治术”的衔接关系，都来自于王夫之的学说精髓。总体而观，王夫之之后的魏源、王闿运到曾国藩都以霸术的权变运用为主旨。曾国藩能屡败屡战，而最终打败太平天国，实现“同治中兴”的局面与湘人这种事功精神是分不开的。

王夫之的学说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而刘毓松父子编修王夫之著作的功劳也很大。但正是被曾国藩用来为其乡土做宣扬的船山遗说后来却成为革命派宣传的有力武器。而被章太炎斥为“大盗”、“汉奸”的曾国藩，他也能敏锐地识别出在那被扭曲的灵魂中残留的种族意识。王夫之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但因僻处山泽，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他的思想鲜为人知，而曾国藩却将其书刊刻播扬，遂成为清末反清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曾国藩所刻的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格以避之”，其实是欲盖弥彰。因而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其种族之辨，“心固知之矣”。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1821—1850）进士。1853年初（咸丰二年末），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残酷镇压太平军，被清廷视为“同治中兴”的功臣，并因此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死后谥文正。为文推崇姚鼐，早年在京师曾攀附梅曾亮，并与朱琦、王拯、吴敏树等桐城派人物相往来。后以桐城派为号召，网罗人材。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等都曾充其幕僚，并以曾门弟子相称。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编有《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