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经（1852年—1927年），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创办人。原名景生，字小鹤，福建龙岩永定高陂镇富岭村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录为候选知县，并于戊戌变法时，接受了维新变法的思想。然戊戌变法仅维持百日遂告失败，王绍经遂绝意仕途，转赴南洋经商，寻求教育救国的道路。

1852年，王绍经出生于福建永定的一个出生在一个乡儒商贾之家，也是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王友鹤是该村历史上的第六位举人，在22~28岁，王友鹤就通过县试、岁试、科试、乡试等科举考试，获得了庠生、增生、廪生、举人的功名；35岁时通过举人大挑的考试，以二等的成绩作候补教谕用；但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57岁的王友鹤才获得实缺，被真正任命为福州永福县训导；不久以病假请归，逝于1878年，时年60岁。在等候任职的漫长岁月中，王友鹤前往广东老隆（今广东龙川县）做生意，倡建福建会馆，担任会馆主席（王绍经晚年也到老隆担任过会馆主席），老隆福建会馆后来在抗战时期香港沦陷时，为香港大营救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在老隆，王友鹤还做了一件大善事：在太平天国败退时，出资保全太平军被俘虏者二千余人，分别予以钱米、雨具、路票，打发他们回家。

王绍经是家中长子。早期的王绍经，跟他的父亲一样走科举之路。同治十一年（1872年），王绍经以府试第一名的成绩取得庠生资格，光绪二年（1876年）科试以优等的成绩取得增生资格，光绪十七年（1891年）科试以一等第二名的成绩取得廪生资格，光绪十八年（1892年）岁试获得一等第一名成绩，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次年考取会典馆誊录官，保分省补用知县。

王绍经的科举之路基本上与他的父亲一样大体顺畅，而且最终获得的候补知县资格也比父亲的候补教谕要高。一时间，“父子举人”的名声在闽粤客家地区传为佳话。正常情况下，一个科举出身的封建底层官员即将诞生。

1894年，江苏籍的著名翰林江标任湖南省提督学政。尽管此时的王绍经尚未中举，还仅仅是一名廪生，但江标闻听王绍经品学兼优，十分器重，把他请到湖南，聘为幕僚，视为心腹，帮助襄校试卷，选拔人才。江标在湖南任上所选拔出来的士子，后来俱成名士，如后来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蔡锷将军，就是1895年春，江标带着王绍经到宝庆（今邵阳）举行岁试选拔上的秀才。民国永定县长、嘉禾奖章获得者胡献玙撰写的《王绍经七十一岁寿序》中说：“苏之江公建霞督学湖南，闻先生品学，甚器重之。以蒲轮延致幕府，襄校试卷，所得皆知名士。湘人咸颂江公之鉴衡审，而不知先生襄校之大有功焉。”

当时，维新派人士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一手规划的湖南新政，对王绍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提督学政江标的心腹幕僚，王绍经与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唐才常等有了密切交往。

1897年，王绍经随江标回到京城，听从江标劝导，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次年戊戌变法前，考取会典馆誊录官的差事，保分省补用知县。

戊戌变法仅维持百日，遂告失败，这给了王绍经当头一棒。在变法过程中，各省督抚（封疆大吏）中唯一公开表态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1900年卒然去世；变法中即将担任四品京堂、总署章京上行走的江标——王绍经的恩师，尚未就职，就被革职，永不叙用，于1899年卒于家乡。

戊戌变法的失败彻底改变了王绍经的人生道路。从此，他绝意仕途，开始游历南洋。

永定华侨众多，大部分侨居南洋各地，主要从事商业、厂矿和橡胶种植。由于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小商贩和工人出身，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较少，同时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深恨清政府腐败无能，容易产生革命情绪”。胡子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这位学徒出身的锡矿大王，少年漂泊异邦，饱受祖国贫弱的苦难，因此发达之后，爱国热情特别强烈。受传统观念影响，他的爱国思想最初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曾两次各捐五十万银两给清政府。

王绍经来到南洋后，以同乡关系和举人身份，深得胡子春的信任和崇敬，被胡子春奉为上宾，以予重用。胡子春从王绍经那里了解到了清廷后党残民卖国、腐败无能的种种内幕。王绍经与胡子春从此由相识到相知，成为知己，开始了长达一辈子的友谊。在王绍经的影响和帮助下，胡子春长期热心于实业救国，曾对京沪、苏浙、漳厦、粤汉等铁路及琼崖地区的垦矿事业连续投资几十万，这些在国内的各种实业，均委托王绍经一手代办。但是晚清的腐朽统治已濒于灭亡，实业难以救国。彷徨之际，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使王绍经明确了救国的方向，他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认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才是救国的真正道路。于是，王绍经发挥自身是知识分子的特长，劝胡子春从教育入手，从长远计议，走教育救国之路。胡子春也常说：“当今之世，中国非发展教育、昌明科学，无以振兴。”于是，胡子春又先后捐资三十余万，委托王绍经创办南洋各埠的侨民学校和家乡的永定师范、劝学所、犹兴学堂（位于下洋中川）等。这些学校除教化侨民子弟外，客观上为革命党人宣传革命道理，进行秘密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新生的革命力量。

华侨们逐步明白了革命道理，对祖国和家乡革故鼎新的期盼与日俱增，对祖国和家乡正处在酝酿阶段的民主革命变得十分关注。到南洋活动的革命党人，抓住这大好时机，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王绍经深深地服膺孙中山的主张，并结识了大批的革命党人，协助他们在华侨中阐述救国道理和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胡子春则秉承一贯热心爱国的传统，屡屡带头捐给巨资，华侨们踊跃支持。

1910年底，孙中山为组织准备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亲自来到南洋。王绍经代表胡子春与孙中山见了面，并给予了巨额资金支持。

1911年武昌起义前，王绍经又受胡子春等之托，购买枪械弹药，并亲自从新加坡运送回国，以应起义需要。

胡子春不但自己带头、还吁请广大华侨慷慨解囊，在经济上大力支持革命，并且在实际行动上也有大手笔支持革命。1911年11月，他和王绍经一起倡议建立一个包括嘉应州（今梅州）、潮州与汀州的保安会，协助广东、福建两省在上述地区建立革命政府。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为这三个地区的最终光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曾有诗人写诗赞颂胡子春、王绍经这批华侨“捐助共和非易事，嘉潮光复又汀州”，后一句写的就是这一事实。

1911年12月，广东都督胡汉民，给予胡子春、王绍经领导东南亚华侨社会筹款支助革命北伐的任务，胡子春、王绍经又继续积极投入这一光荣任务之中。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百年前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当时海外华侨华人支持辛亥革命的努力与积极贡献最高程度的肯定。自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其间除了宣传革命和建立组织外，还组织发动了十次起义。第三次至第十次起义的经费均以华侨资助为主，约占80%，尤其第十次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其经费全部为华侨资助。孙中山先生曾由衷感叹：“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

1911年，胡子春和王绍经筹集到一批枪支弹药，由王绍经亲自秘密运送回永定，创立永定地方保安团，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配合革命党人光复永定做好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福建省是1911年在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由都督孙道仁传檄各县，号召响应的。但是汀州知府来秀等却冥顽不化，负隅顽抗，在永定和上杭地区集驻了重兵，妄图垂死挣扎。

随着广州的光复，与闽西相连的潮州、汕头也于11月10日响应。11月13日清晨，闽粤边境的革命党人，一举光复了大埔。为保卫韩江流域的胜利果实，必须尽快彻底推翻清朝在闽西的顽固势力。因为闽西的汀江下趋潮汕，如果不消灭汀江流域的清兵，必为潮汕之患。所以，大埔光复后，客家籍革命党人成立了埔（大埔）、永（永定）、杭（上杭）光复联军，担负光复汀江流域各县的任务。光复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永定县城。

为避开峰市清兵重点封锁的锋芒，联军决定取道下洋中川。这正是爱国侨领胡子春的家乡，革命基础相当好。到达下洋后，由中川革命党人胡建扬带领一带人马做开路先锋，直奔县城，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正是那支用华侨资金购买、王绍经亲自运送回来的枪支弹药武装起来的队伍。这是王绍经对光复永定所做的巨大贡献之一。

先锋队伍于11月14日清晨出发，傍晚顺利进入县城。在城内，革命军受到的欢迎比沿途还热烈。这就是王绍经对光复永定所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即福建一宣布光复，他就到县城，以他的身份和威望，在县城文教界努力扩大革命影响，争取到许多人士同情或参加革命。胡建扬先锋队伍的到来，他马上组织这批人起来策应，使和平光复永定得以成功。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争取到同是举人出身的金秉琮知县，事前他即表示，只等革命军一到，就敞开城门迎接，并宣布巡防队起义和交出所有枪械。11月15日，永定光复庆祝大会在县署衙门举行。

11月19日，大埔革命党人李宗尧率军攻破了清军的峰市防线，与胡建扬先锋军会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休整和扩充后，革命军于11月23日开往上杭、长汀。不久，闽西全境遂告全部光复。

王绍经坚持走教育救国之路。王绍经曾受知友胡子春委托，在马来亚各埠创办华侨学校，并处理国内的办学和实业投资等事务。

永定光复后，王绍经实施教育振兴中华的理念，致力于发展家乡教育事业。民国元年（1912年），他与廖海航、陈霭丞等人在原道山书院的基础上建立太平里道山高等小学，并担任校长。民国二年（1913年），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前身——永定县立中学成立，他担任首任校长，同时兼任永定师范讲习所所长。

谁知，民国初立，百废待兴，时局却依然混乱，永定县立中学由于经费支绌，翌年即告停办。县立中学的停办，让王绍经着实心灰意冷。

晚年，由于广东老隆（今龙川县）的福建商界人士力促王绍经前去赓续其父亲王友鹤创立的福建会馆事业，便在龙川居住了几年，担任会馆主席，为当地福建商界兴旺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王绍经一如既往地尽力资助家乡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逝于家乡富岭。其子王缵初同样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在广东教忠师范毕业后，曾在南洋各埠华侨学校任教多年，回国后担任太平初中首任校董事长，为培养华侨子弟和家乡子作出出了毕生的奉献。王绍经的曾孙王为干，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考上清华大学，成为富岭村第一位清华生。正可谓“书香门第，科甲连绵”。

考中举人、参与维新、支持辛亥革命、创立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等。

时任永定县知事的胡献玙对王绍经极为尊崇。民国三年（1914年）胡献玙刚到永定时就说：“即闻先生道德文章独出冠时，及晤于上洋百尺轩，见其……邻里尊重，仰之如山斗，珍之如麟凤也。”。在写给王绍经的七十大寿序中，胡献玙说：“民国二年，合邑创办中学，佥以校长一职非先生莫属，并举充教育会长。开风气之先，树人师之望，学务发达，先生与有力焉！”

“纵观王绍经的一生，书香世家、儒商事业伴随终生，但他游历南洋、协助胡子春支持革命，并在光复永定中作出巨大贡献，无疑是他人生中最光辉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