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管制是由政府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行统一的工资物价准则。

稳定物价就要稳定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稳定CPI就要稳定粮食肉类等“基本生活用品”，这似乎已经成为了“通识”。但CPI不等于物价，它只相当于一根温度计，我们可以让这跟温度计显示我们想要的数字，但搞定物价并不像搞定CPI一样简单。对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及其制品、牛奶、鸡蛋、液化石油气等重要商品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提价需申报政府批准，调价须备案。这一政策使得受价格管制的商品范围，从能源和公用事业进一步拓宽到食品。

政府的初衷显然很好，限制涨价后，老百姓至少能够买到限价商品。这些商品关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因而，价格管制政策的民生蕴含不言自明。并且，管制物价的一个结果是物价水平的确可能得以控制，考虑到限价商品在消费物价指数中所占的比重，价格干预的效果会很快在cpi指标上得到反映。

2009年8月30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广电总局发文要求全国各地“加强有线电视收费管理”，其中明确对用户申请办理开通、移机、过户等手续的不合理收费项目要予以取消，对城市低收入用户，要实行收费减免等。

这已经是发改委8月份以来，第四份关于“价格”规范的文件，这些文件涵盖水价、油价、液化气、电视收费等，据称，其总体思路是“物价需稳定，提价要谨慎”。在发改委8月份连续下发的通知中，多次要求各地切实加强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要审慎出台调价方案，避免出现集中提价、提价幅度过大，增加群众负担的现象。8月30日的通知还强调，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采取提醒、告诫、警示等手段，引导经营者合法行使自主定价权，遏制跟风涨价和不合理涨价。重点开展食品、液化气、游览参观点门票、交通运输、停车收费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监督检查。然而发改委管价格没管住自己，就在第四次发文稳定物价的两天之后，9月1日晚9点发改委发布通知，决定自9月2日零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300元。

一方面，人们把“保护本国农业”放到一个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农产品价格幅度的忍受力极小，稍有涨价即呼吁政府进行价格管制。2007年猪肉价格上涨，国民对政府动用“国家储备肉”来平抑价格的呼声众口一词，他们忘记了“保护本国农业”，更忘记了中国的猪肉价格其实涨价以后仍然是全球最低。

人们已经对几十年来享受本国廉价农产品的特权习以为常，而在管制农产品价格的呼声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始终是最好的理由。的确，中国的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极为脆弱，但农民凭什么必须以低收入者能承受的价格卖出农产品？这只是政府将本该自己负担的民生责任转嫁于农民肩上。

而牺牲农民收益来换取国内农产品市场的“稳定”效果如何？稍加思考即会发现，对农民的不道德行为并不会带来额外的收益，。我们不能不考虑农产品消费的机会成本，当国际市场的粮价高于国内，其实可以认为国民仍然是以国际市场的高价、而不是以国内市场的低价格在消费这些粮食，因为这些粮食本来可以在国际市场获得更高的收益。倒不如放开价格，使农民在收益上不吃亏，同时给难以承受粮价上涨的低收入人群以充分的补贴，以一国为单位来说，其总体利益并不受损。

农产品必须便宜，以免CPI全面上涨，这样才可以维护市场稳定，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但无数人却都成为它的信徒。人们对2009年上半年物价的上涨感受深刻，央行针对50个城市的2万名储户的月度调查显示，消费者对物价水平的满意度自今年（2009年）上半年以来不断恶化：至2009年6月，消费者对物价水平的满意度指数已达-39.8%。然而同时，CPI却连续下降。

原因其实只出在CPI统计本身，我国CPI商品和服务“篮子”的组成及其比重分别是：食品为33.2%，烟酒及用品为3.9%，衣着为9.1%，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为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为10%，交通和通信为10.4%，娱乐教育文化为14.2%，居住为13.2%，显然，稳住食品价格对稳住CPI意义重大，其实上半年CPI走低也与猪肉价格下降关系明显。

我们的CPI计算方式，显然过分“轻视”了教育、医疗等占人们支出大头的部分，而虽然它也计入了居住价格这一项，但“居住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央行公布的房贷利率，但房贷利率与房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向波动的，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房价上涨，然而此时居住价格在CPI中的表现却是下降。这使得人们所说的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的压力在CPI中无法展现。

食品作为所有八大类商品中权重最大的分类项，猪肉又是食品分类中最重要的子项目，约占CPI整体9%的权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CPI对房价、油价、水价的上涨极不敏感，而对猪肉价格的反映却分毫毕现的原因。所以，“控制食品就控制住了CPI”，这确实是“有效”的政策思路：只要控制住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哪怕交通、医疗、能源、通信、住房的价格满天飞涨，CPI仍然可以有“好看”的数据。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个货币数量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共识。国家货币发行速度过快，超过商品的增长速度，就会造成通胀，反正则造成通货紧缩。因此，在通胀的问题上埋怨农产品涨价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货币不是猪身上长出来的，也不是农民和商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国家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去追逐过少的商品，当然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将物价上涨作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可能来自于一个感性经验，即人们一般将CPI指数快速上涨作为通货膨胀的标志，而如上所示，农产品尤其是猪肉价格对CPI影响显著，使得人们在农产品价格上涨，CPI指数升高和产生通货膨胀三者之间划上了等号，更得出“管住肉价有助于管住通胀”之类的荒谬结论。

长期来说，通货膨胀本身并没有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因为每一个人在市场中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购买方，同时也是一个劳动或者商品的售卖方，人们在支付更高的账单的同时，收入也相应的提高了。在理想状态下，如果国家发行了超过现有数量一倍的货币，所有人只需要把自己的收入和卖出商品价格乘以二，就可以平稳渡过这一轮通涨，这被称为达成了“货币中性”。

然而真正的麻烦在于，货币中性在短期内是难以达成的，先得到货币的部门总是对后得到货币的部门造成掠夺，因为价格是一步一步传导的。这也可以部分的解释中国的房地产业为什么比任何一个行业都产生更多的富豪，因为它是热钱和贷款的主要流入方，率先得到了通货膨胀以后的价格。

抑制物价，就是对那些被抑制物价的部门接受通涨以后的价格设置门槛，使之迟迟无法达成货币中性，通涨带来的震荡由此被扩大了：能得到外商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房地产和国企继续占便宜，被管制价格的企业则继续吃亏。此外，西方的经验是物价管制还可能加大被管制企业的经营压力，使之无法求援于资本市场，只能寻求银行融资，进一步刺激银行增发货币。

在中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央行宣布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一方面则宣布管制物价，这可能是一套最差的组合拳——在货币数量恒高的情况下去管制价格，结果只能是使得被管制的生产者吃亏，很可能导致生产不足，通涨破坏力被放大的同时，通涨形势也更为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