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健公（1908年―1938年），原名文淦，曾用名杰雄、湘萍。广东梅县人，河北抗日民军总部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抗日英烈。

温健公（1908年—1938年），河北抗日民军总部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原名文淦。曾用名杰雄、湘萍。

1908 年10 月10 日出生于广东梅县松口镇车田村一个贫农家庭。

1922 年秋，考入广州南武中学，担任该校学生会会长，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

1925 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带领一百多名同学参加广州各界的反帝示威游行。

1936 年考入中山大学预科，因参加学生运动，被迫离校。

1927 年秋，考入南京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举办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结业后，到河南郑州，被聘为中州通讯社社长。不久，调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监察委员会当秘书。

1928 年夏，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 年初，赴日留学，考入日本秋田矿山学院。为把留日学生团结起来，与左派学生成立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任宣传部部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率领学生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示威。不久返回上海，成立留日学生救亡会。

1931 年11 月7 日，参加救亡会举行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活动中被捕。在法庭上，温健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行径。

1933 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在狱中，他将日文版《资本论》译成中文，化名出版。

1934 年，在北平参加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程》等“骆驼丛书”，编写了《现代哲学概论》，对马列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的解释。由於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於年底被迫离开北平，到山西讲学，后被阎锡山聘为顾问，从中做统战工作。

1935 年夏，到天津法商学院当政治经济学教授，直接受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从事秘密工作。

1936 年初，受党派遣到河北各县组织训练青年与民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后到阎锡山开办的军官教导团担任政治总教官。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回到河北做统一战线工作，与保定专区保安司令张荫梧合作组建河北抗日民军，担任民军总部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促进了当时华北的抗日运动。9 月，民军举办干部养成所，由温健公主持。他亲自挑选教官，安排课程内容，主讲政治课，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抗战输送了三百多名基层干部。

1938年12月26日，温健公在吉县抗日线开展工作时，不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壮烈牺牲。时年30 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遗骸迁葬於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温健公，梅县松北乡车田村人，1922年夏在松口公学毕业后，考人广州南武中学就读。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又是学运积极分子，不久，当选为学生会会长。时他与广东省新学生社联系，在校内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

1925年6月23日，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10万多工人、农民、学生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温健公不顾学校当局的反对，带领100多名同学参加省港大罢工。受粤东诸革命前辈的影响，参加到国民革命运动的“北伐”行列。

1926年在南武中学毕业后，到台山县当小学教员。同年秋回广州考进中山大学预科，并在物理系当技术员，半工半读。

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因他是学运骨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是年秋出走上海。旋又转赴南京，考进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与杨宪生结为知己。结业后，应杨之邀，到河南工作，任郑州“中州通讯社”社长，仅月余，被人告密说是共产党分子，温健公拟离豫。杨宪生以其父是河南省知名人士、辛亥革命元老和本人的身份（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常委）担保温健公的安全，并调温健公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秘书。

1928年，他离开河南，到了上海，与一些进步人士稿新文化。他抓紧时间学习日语、英语等，翻译文章、书籍，在启智书店翻译出版了苏联小说《赤恋》（署名是“张孝峰”），并在暨南大学讲授日语课。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住在“亭子间”的笔耕生活，更不羡慕那些官场贵客的耀武扬威，而且没有被反革命叛变和屠杀所吓到，他认为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需要坚持革命的宣传，组织革命力量，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辛勤的创造性的工作。就在这年，健公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党组织后，他更是不顾身患疾病，经常到上海郊区的学生、工人中工作。

1929年5月1日，当他按照党组织指示，在白渡桥一带，散发传单，搞“飞行集会”时，被租界巡捕逮住，由于从他身上搜不出证据，后经律师交涉释放。

在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许多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知识青年，为了追求民族生存，社会进步，都想从理论上寻找正确的道路、经验、方法。那时，日本知识界对苏联报刊文章的书籍翻译出版的比较多。

1929年底赴天津。

1930年春，东渡日本求学。到日本后，温健公考入秋田矿山专科学校，并获得官费。但他却用最多的时间去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并经常把名著译成中文，以“天行”、“文淦”、“湘萍”等笔名投寄国内各报刊发表。

1931年秋，在东京的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接受党组织的决定，准备召开一次留学生和华侨参加的群众大会，定名为“东三省死难同胞追悼会”，以谴责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罪行。经过学生会负责人秦元邦、温盛刚、张友渔、李葆华等商定，安排大会主讲人由温健公担任。

追悼会是在东京神田中华青年会举行的，温健公在大会上讲话，揭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博得全场与会群众的热烈鼓掌。当讲到日军炸轰沈阳城，中国老百姓与军队死伤无数，我们要为东北死难同胞报仇时，群众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警察十分惊慌，多次阻止群众喊口号。这次大会后，举行了游行，群众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包围起来，要求大使“降旗回国”，与日本断交。此后，日本刑警经常到温健公住处侦查，认为他有参加“赤化”活动的重大嫌疑，却总是拿不到证据。最使他们决断不下的是温健公各学科成绩都异常出色，有的超过了日本学生。他们估计一个中国留学生，能获得这么好的学科成绩，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搞政治活动。不久，日本政府还是以种种借口，驱逐健公出境。

1931年冬，到达上海，温健公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很快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工作，继续奔走呼号，发动进步的留日同学成立救亡会，继续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

当年11月7日，救亡会举行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温健公和闻永之从救亡会刚出来，就被敌探抓住，从他身上搜出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被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反动当局以“破坏睦邻关系”罪，判了健公两年半徒刑。后经于右任等保释，被提前释放。

1933年，出狱后，温健公回到上海参加社联工作，后因环境恶劣，才转到北平从事文化运动。温健公调到北平搞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后，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他在北平世界学会编辑的《世界日报》副刊《社会科学》。

1934年5月到8月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介绍苏联新兴社会科学，特别是借评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公开提出，要把正在经历着伟大变革的中国放到科学的解剖台上，从精神生活现象、经济生活现象进行剖析，用历史唯物论方法，通过精心研究，从而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温健公还应北平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聘请，分别担任现代哲学、经济学等课程，还在一些进步青年组织的日语班教授世界史。他在大学讲坛上认真地实践马列主义通俗化的尝试，讲话能放得开，联系当代社会现象与问题，不论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例或阶级矛盾的事例都能顺手拈来，讲得实在、尖锐，深受听课者欢迎。有时连外校的学生也挤到教室中听课去了。温健公由此而得“青年哲学家”尊号。

1934年秋，温健公与几位教授和青年积极分子，筹办组织“骆驼丛书社”，意在沙漠似的中国学术界进行长途跋涉，把沙漠化为绿洲。这个丛书社是个没有固定体制的综合性丛刊编辑部，温健公等人合作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程》就是其中的一本。

1934年北平的理论战线上，马列主义者的外境也是严峻的，斗争对象不但有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而自己的阵线内部，甚至有暗探混在里边。温健公虽有大学教授的合法身份，也处于艰难的境地。

1935年初，他应张友渔邀约，赴太原讲学。当时由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分析了在太原的任务，主要是做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参加反蒋抗日，并利用他给予“客卿”的礼遇，做些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

1935年夏天，温健公受聘天津法商学院，任研究室主任，并讲授世界经济问题，受到学生的欢迎。当时院内组织了时事讨论会，请健公指导，对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举行过多次讨论，健公每次都做总结性发言，全院学生争着去听，有时校外的学生慕名前来听讲。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他不顾日蒋特务和汉奸的威胁，公开批判“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为广大救亡心切的青年指示了民族、国家的出路。

同年12月9日，北京各大、中学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天津法商学院学生在健公、杨秀峰、闻永之等同志指导和启发下，也积极参加了12月18日的伟大反帝爱国斗争，并以法商学院为中心推动了天津各大、中学的抗日救国运动，与北平的爱国热潮，遥相呼应。在天津学生游行示威中，温健公、秀峰都站在学生队伍的最前列，迎接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1936年2月，温健公等被逼退出天津法商学院，张荫梧邀他去河北，以开办河北省民众教育实践学校的名义，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影响。温健公任该校秘书长。不久冀东自治政府成立，温健公、杨秀峰促使张组织了一个“抗日联盟”，邀许多河北名流参加，做了许多抗日准备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保定、定县、石家庄等地失陷，张荫梧出任河北民军总指挥，温健公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与山西牺盟会一起，共同促进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培养基层骨干，他开办了一所干部养成所，招收300多名京、津、河北一带由中共地方组织派来的学员进行培训。同时掌握1个保安团，作为抗日的武装力量。在抗战初期的兵荒马乱中，不仅顺利地联系各方完成退却、转移任务，对地方党组织与抗日武装的建设，也给予了方便与支持。是年11月，日军继续入侵，民军被迫转移。张萌梧主张南撤，温健公则主张北撤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双方争持不下，温健公乃离开民军，前往武汉，后转山西。后来，战局急转直下，河北民军总指挥部遂西进转入山西陵川境内。不久，张荫梧准备向蒋介石靠拢，搞片面抗战，吃“磨擦饭”，以求保存自己实力。温健公不为所动，特别是在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后，他更加坚决执行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反对抗战的路线和反共政策进行斗争。

1938年9月，温健公到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山西吉县，在组建政治部中负责宣训课的工作。这时，《政治周刊》已刊行；民族革命大学正在探求提高教学质量，认真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民革通讯社已建立，开展正常工作；黄河出版社的编、印、发行已初具规模；政宣队才开始筹办，拟向全国征调。此外，军队政治工作的教材，对广大抗日群众的宣传材料，已组织人员开始编写。也正是健公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然而，在日军正面进攻武汉时，对二战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也进行了狂轰滥炸，加紧威逼，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2月26日，日寇空袭吉县城，温健公在驻地不顾个人安危，组织群众疏散防空，自己却牺牲在敌机炸弹下，鲜血洒在中华大地上。牺牲之日，温健公年仅30岁。

温健公殉国，党内外知晓他的人，无不为之痛惜。二战区政治部发了讣告，召开各界追悼大会。

妻子：宋维静，中共女特工。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温健公宋维静演绎广州版《悬崖》 假“表妹”探监一见钟情结为真伉俪。

为了营救身陷囹圄的革命伙伴，妙龄清秀的宋维静扮作“表妹”前往营救“表哥”温健公，两人一见钟情。不幸的是，纷飞战火残忍地摧毁了这段珍贵的革命爱情，结婚仅5年，温健公即牺牲。其时，宋维静仅28岁，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丈夫无限的爱，她继续坚持革命工作，直至生命的尽头。

2001年6月30日，宋维静老人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离世，享年91岁。其后夫妻二人合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他们的革命爱情故事，和热播的电视剧《悬崖》很相似，却更精彩动人。

1922年秋，生于广东梅州贫困家庭的温健公考入了广州南武中学，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担任该校学生会会长，组织了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1927年秋，考入南京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举办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

1927年12月11日夜，清脆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广州夜空，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在这铁流队伍中有一个大眼睛、留短发的女孩，这就是起义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女战士———年仅17岁的宋维静。

敌人疯狂反扑，公开屠杀5600多人，革命失利了。但宋维静从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看到了未来人民胜利的曙光，她小心藏好起义的红领带，清理好党的文件和物资，转移到香港，去找省委机关。

“表妹”探监 革命志士与巾帼英雄一见钟情

1931年11月7日，温健公在参加救亡会举行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活动中被捕。受党组织的委托，宋维静以温健公“表妹”的身份去探监。

第一次会面，温健公给她的印象十分深刻，高挑的身材，苍白的脸色难掩五官的清秀，残酷的监狱生活，他仍然那样乐观开朗。虽然初次认识，健公像老熟人一样，一口一个“表妹”地打招呼，机智默契的配合，弄得狱警真以为是那么回事。

其后，宋维静常常带药品、食物去探监。健公对维静的关怀备至十分感激，更佩服这位素昧平生冒险来探监女子的勇气和胆量。健公的坦荡胸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渊博的学识深深地烙在她心里。后来，温健公知道这位女子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广州起义的巾帼英雄时，心灵为之一震，由感激变成爱慕。

几个月的来来往往，两个年轻人已经心心相印了。出狱后，1933年6月，他们在上海虹口四川北路友人丘哲的家中举办了俭朴的婚礼。

李克农：你和老温这个夫妻店开得不错嘛

1935年，温健公和维静受党的派遣赴山西开展对阎锡山的统战和情报工作，深入敌营，处境十分危险。不久，对阎工作小组的徐冰和张友渔两同志先后调走，全部的工作由他们夫妻两人负责，健公就是她的直接领导。在这段岁月里，上层活动的开展，情报的收集和传递，两人机智果断，配合默契，在敌营这个舞台上演得有声有色。他们的工作受到延安中央情报部的肯定。李克农曾赞许地说：“你和老温这个夫妻店开得不错嘛。”

1938年12月26日，温健公在吉县抗日线开展工作时，不幸遭日军飞机轰炸牺牲。其时，宋维静28岁，她一边参加革命，一边抚育儿子，以坚强意志和对丈夫无限的爱孤身度过了64年的漫长岁月。

温健公牺牲后，《新华日报》、山西《工商日报》和多家大报均登载消息和发表悼念文章，称赞温健公为中共优秀党员、青年革命理论工作者。建国后，中共中央将其遗骸迁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2015年8月24日，温健公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