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一般指浙江籍企业家的集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浙江面海通江，处在一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人多地少、单凭土中刨食难以维生的困境，使得从事工商业活动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这种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则离不开浙江崇文重教的地域文化优势，离不开浙东学派长期以来“工商皆本”的呼吁，离不开当地民众敢于冲破清规戒律的勇气，更离不开浙江人通过复杂的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构建起来的经商网络。

唐、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浙江被称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最先在浙江出现，形成了在中国声名远播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史有“遍地龙游”和“无宁不成市”之说。

鸦片战争后，浙商把握机遇，以家乡浙江为基地，以上海为中心，以全国乃至海外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经商活剧，浙商也成为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活跃的地域性资本家和企业家集团。

浙商，是19世纪推动中国工商业进程的强大商帮；是最早参与上海的开发，叱咤十里洋场，曾一度垄断上海大半产业的精英群体。浙商与粤商、徽商、晋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四大商帮”。

2003年9月3日，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三叹浙商文化基因。

习近平首先感叹浙江人在文化上敢于创新的传统。他说，现代浙商文化的历史起源中，充分借鉴了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这一文化基因以温州的永嘉学派和金华的永康学派

习近平认为，浙商的文化基因能够一脉相承，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优势与浙江的其它优势结合，政府、民间互动，一定能使浙江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裕。

浙商属于吴语区，浙商由杭州、宁波、温州、绍兴、金华等11个城市组成。浙商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轻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发展中逐渐确立了产业集中、竞争力强、优势明显的区域商帮品牌。浙商是永嘉文化的重要传人。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与能力，契合了马克斯•韦伯倡导的资本主义精神。温州商人是浙商的重要代表，表现出吃苦耐劳、事业心强、创新意识突出等商业特质，成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典型代表。宁波商帮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帮，受王安石“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意识的渲染，宁波商帮形成独特的“商文合一”“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域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浙商逐渐脱离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模式，建立起大规模的现代企业。浙商商帮既拥有传统文化的美德，又具当代创新精神，成为21世纪新商帮之首。

浙商的政商关系最强。浙商大多白手起家，务实的精神，使其重视与政府构建和谐的关系。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与钱塘江区域对儒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关。浙商则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反对抛弃功利谈仁义。浙商温州模式是中国近现代开放精神的典型代表。

浙商在“诚信取向、政商关系”两个维度均高于其他商帮。是传统与现代商业文化的有机融合，既重视和谐政商关系，恪守诚信取胜之道，又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与开放精神，使浙商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与发展潜力。浙商将传统与现代商业文化有机融合，既尊崇政商关系、坚守诚信，又重视开放与创新；闽南商帮兼具海洋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特质，家族意识强，重仁爱、崇政商；珠三角商帮的现代商业文化特质突出，重开放与创新，具仁爱精神。

主词条：南浔四象八牛、宁波帮、江浙财团

湖州人沈万三是元末明初的天下首富；清末镇海人叶澄衷是中国近代五金行业的先驱；以经营辑里丝起家的刘镛、张颂贤、庞云鏳、顾福昌这“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中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以虞洽卿、黄楚九、刘鸿生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曾经叱咤于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

表格参考资料：

浙江当代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有资料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浙商曾多次问鼎“中国首富”，他们分别是：宗庆后、马云、钟睒睒、丁磊、陈天桥。其中，马云和钟睒睒一度成为“亚洲首富”。

浙商有湖州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萧绍商帮、绍兴商帮、温州商人、台州商人、义乌商人等著名商帮及商人群体。

其中，最为活跃的商人为温商，最为吃苦敢闯的商人是萧绍商人，最为活跃的商人城市为义乌市，最有代表性的商帮为的宁波商帮，最低调的浙商是绍兴商帮。

湖州商帮（湖商），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在近代中国涌现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商人群体。与潮州商帮、宁波商帮同时涌现，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影响深远。

南浔镇的丝商在清末迅速崛起，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及较早开埠，使以南浔丝商为代表的湖州商界接触到西方近代思潮，并加入到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运动之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经费绝大部都由以张静江为主的湖州丝商筹集和捐赠的，而南浔的丝商成为支持后来民国财政支柱的江浙财团的中坚力量之一，也是蒋介石在财政上的主要支持力量。

湖州人是在上海开埠后较早前住参与上海开发的人群。大量的湖州商人在当时陈其美的上海督军府任要职。湖州的丝商在上海举办了大量的绸厂。

宁波商帮（甬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代表人物有：虞洽卿（旧上海）、叶澄衷（旧上海）、方液仙（旧上海，国货大王）、张尊三（日本，鱼翅大王）、吴锦堂（日本、关西财阀）、胡嘉烈（新加坡，南洋巨商）、包玉刚（香港，世界船王）、董浩云（香港、世界船王）、邵逸夫（香港，影业巨子）、曹其镛（香港，港龙航空）、邱德根（香港，娱乐业）、曹光彪（香港、毛纺大王）、陈廷骅（香港、棉纱大王）、张忠谋（台湾，芯片大王）、丁磊（网易创始人）等等。

绍兴越商（越商），是中国一大商帮，从民国时期逐鹿上海滩、控制金融命脉的绍兴帮，到21世纪叱咤风云，享誉海内外的越商，绍兴商帮继往开来，在全球市场实行资本扩张、并购重组，涌现了大批量的行业巨头和上市公司。越商奉行低调稳健、实业投资的理念，在新兴产业、全球化浪潮中继续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

得益于强大的越商团体，绍兴成为中国顶级的富豪集聚地和创业之都，大量的青年才俊，企业名家在绍兴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繁荣兴旺。

绍兴从商历史悠久，早在盛唐时期，绍兴就有“日出华舍万丈绸”的美誉，青瓷、绸缎、造纸远销海内外。截止2006年，绍兴在沪企业4000多家，总资产达2000多亿元，据上海方面初步统计，上海每百元零售总额中，有5元左右是绍兴人创造的，上海新矗立的每5座高楼中，有一座是绍兴人建造的。 截止2008年，绍兴商人在上海总资产达到3500亿。

越商这个中国唯 一低调实力兼备的文化理念带动资本扩张的商帮，在海内外创办了大批行业巨头和规模企业。

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主要指历史上今浙江境内金丽衢地区商人的集合，它以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龙游商帮于南宋已初见端倪，于明朝中叶最盛。明万历年间，它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各霸一方，名重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龙游商帮的商人主要经营书业，纸业，珠宝业等。

龙游商帮的兴起离不开龙游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四省通衢汇龙游”，历史上的龙游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且龙游自古多山林，盛产竹木茶粮，这些土特产品成为龙游商人最重要的外贸商品。

温州早有经商传统，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商人更活跃于国内外商界。温州商人（温商）有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级商会以及建有“温州街”、“温州商城”等。温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劳、敢闯敢干、得风气之先著名，即使是在条件较为艰苦的非洲，也能够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温州的产品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如著名的温州打火机。现有“温州模式”一说（见经济学家董辅礽的研究）。

史书记载“越人，喜奔竞，善商贾。”萧绍地区即古越文化的核心地区，萧绍商帮是指活跃在萧绍平原上的萧山，绍兴本土企业家群体，萧山和绍兴是浙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化纤制造基地。萧绍商人以“奔竞不息，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的气魄闻名于世。其代表人物有：鲁冠球、马云、陈天桥、金良顺、张志祥、冯亚丽、徐冠巨、虞阿五、姚新泉、宋卫平、陈建成、高志伟、阮伟祥、裘德道、陈妙林等。

台州早有经商传统，改革开放之后，台州商人更活跃于国内外商界。新台商有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级商会以及建有“台州街”、“台州工业园”、“武汉汉正街”、“浙商新城”等。台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劳、敢闯敢干著名，从东北、到新疆、南到海南，在中国只要有民营经济的地方就有台州商人的身影，台州的产品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如著名的台州塑料制品。

义乌以制造、经营小商品闻名于世，其小商品行销全球。现“义乌小商品市场”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认的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义乌商人“鸡毛换糖”的商业行为，被列为浙商标志性事件第一名。义乌商人以其“一分钱利润”的精神发家，在义乌商人当中信奉这这样一个原则：在自己赚钱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让合作对象也赚钱。 义乌商人遍布世界各地，人称“蚂蚁商人”。中东、欧洲、非洲、南美等等全世界都有着义乌商会。在这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土地上，义乌人正在创造世界的奇迹。 义乌商人特点“谦虚”“勤奋”“低调”“共赢”。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根源，使浙商生存困难，发展更是难上加难。以义乌为例。义乌的“货郎担”作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求利动机。但是，义乌的“货郎担”不是一般的商人，其求利本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求生存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也成了义乌商业文化的渊源。务实的创业精神使浙商生存下来，强烈的创新意识使浙商发展起来。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必然的途径。创新是永恒的话题，更是企业发展不懈的动力。小企业靠创新长大，大企业靠创新做强。创新是重要的，但创新的风险是巨大的。在这个道路上，充满着非常多的困难和曲折，但不乏智慧和创新精神的浙江商人紧跟潮流，通过创新来学习，通过创新创造新增长。

浙商精神就是：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开放精神、敢于自我纠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场优势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人们难以想象，浙江桐乡不出羊毛，却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浙江余姚不产塑料，却有全国最大的塑料市场；浙江海宁不产皮革，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浙江嘉善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市场。浙江人正是凭着这种“四千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无中生有”，闯出了一片创业模式的新天地，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辉煌成就，也使浙江人自己获得了“东方犹太人”的美誉。浙商身上折射出一种精神，“四千精神”是浙商精神的形象体现。她激励着浙江人去创业，去创新。浙商精神激励浙商去不断创新创业模式，推动和促进了浙江乃至国内外区域文化的丰富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繁荣兴旺。

如果说，一个由英特尔引发的改变已发生在社会中，那么，由浙商文化引发的创业创新能量正在影响和改变着区域文化。浙商的文化模式在区域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商文化并不是单纯的浙商创业历程的总和，浙商文化超过了浙商创业历程的总和，在其文化模式的组合中，蕴含着浙商文化元素中并不具有的特质，其行为范式也蕴含着裂变的能量，它好比火药不仅仅是硫磺、木炭、硝石的总和一样。别人还在犹豫，他们已经在行动，这就是浙商，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浙商文化是浙商在创业创新活动中特有的心灵历程、团队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是浙商智慧的结晶，是浙商人格力量的升华。

强烈的品牌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是浙商的创业核心。在创立品牌过程中，创牌意识是基础，自主创新是关键，人才培养是根本。浙商已经悟出其中的奥妙。浙商的努力，推动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区域教育、体育、旅游、电视、娱乐、经贸信息等文化教育产业和慈善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大大提升了区域文化软实力，促进了经济和文化良性互动和一体化建设。

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关心，是浙商成长的外在动力。政府为浙商构筑了一个施展身手的平台，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

浙商群体是一支生机勃勃的优秀企业家队伍，既然能够在如此艰辛的历变中取得成功，相信浙商也一定能够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创业使命的核心，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展现浙商的雄姿，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2004年6月1日，《浙商》杂志试刊号出版。

2004年6月6日，首届浙商论坛举行。

2005年6月5日，浙商网正式开通。

2005年6月5日，浙商论坛2005峰会隆重举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出席大会并讲话。

2006年6月3日，2006浙商大会暨浙商论坛在杭州举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大会上强调，在新的形势下，浙商要继续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争做科学发展的实践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改革创新的先行者。

2010年4月25日，欧洲浙商总会在葡萄牙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