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派即法律学派，是法学界对法学的一种分类方法，较常见的法学派有：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等，其中以自然法学派当今世界范围内居主流地位的法学学派。代表人物为如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等。

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是指以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为正义的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是在人类制订的协议、国家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们的协议产生的规则本身的法学学派。

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实质的法价值存在着，这个法价值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且作为检定此实定法是否有正当性的标准。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味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

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法学研究中表现为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以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传统法律理念，重塑时代法律神圣性的历程中，功勋卓著。但自然法的方法论如天空之流云，绮丽却飘渺，它宣言法的未来，但无力构筑通达未来现实的路径。更令人忧虑的是，自然法的自大与泛滥还有可能使法学笼罩于空泛与虚幻之中而难以成长与成熟。

在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强调自然法为特征的一个法学派别。一称自然法学派。所以称“古典”自然法学派，是为了与其它时代(古代、中世纪或20世纪)的自然法学说相区别，并表示自然法学说在17、18世纪最为盛行。

1. 提出学说的背景

拿破仑在统治区内对部分德意志邦进行的针对封建制度的诸项改革，大大激发了人们对这位年轻的天才皇帝的敬慕。好景不长，1806年法国占领者在不来梅施行思想专制，特别是拿破仑在占领区推行法语，打破了德国知识界和年轻人对于拿破仑者为“和平王子”的天真幻想。法德文化问题伴随着民族矛盾遽然爆发。人们要求摆脱法国人救世主式的民族主义，而代之以对于自身民族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自主安排。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第一次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反法同盟旋于维也纳召开会议，重商建立欧洲秩序。翌年，由于英、法、俄等欧洲大国担心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后如虎在侧，聚集在维也纳的政治家们遂决议建立一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作为德意志统一问题的暂时替代性解决方案。

拿破仑以《法国民法典》为利索而束缚各国，并将其强制施行于德意志各邦。在1814年拿破仑被推翻之后，该法典已经在多数省份施行。北莱茵各省保留实行该法，并且一直如此。在德意志其他部分，该法作为一种政治落魄的标志，几乎很快遭到抛弃。以何种形式取而代之的问题，随即浮现。

在当日德国，整个思想学术领域都正在从事对于往日民族生活的历史考察。不仅在法的研究中，而且在民歌、民间童话、民间话本、民间习俗以及语言、诗歌和宗教等等一切领域的研究中，民族意识均如沛然春水般涌流。

蒂博是德国哲学法学派的领袖，持守以温和的理想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传统自然法学说。其在拿破仑战争后倡议对德国进行法典化改造，反映了其理性主义的哲学诉求和经由法典化寻求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政治抱负，他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足以摹写人类的心思，并转而据此设计出人类行为的完美规则，为人世生活编制恰切法网，因而遭到了以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派的激烈抨击。

德国人从来不曾屈服于语言的羁绊，而且在有关词句的运用上，尤其是在那些具有确切含义、精审配置的语言结构的运用上，享有极其广泛的空间。德语的能量不会为任何语言的立法所限，而且德国人依然相当严重地徜徉、耽溺于神秘主义。

2. 主要的理论主张

所谓法律，不外乎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其本质为人类生活本身”。人类生活首先而且永远总表现为特定的民族生活。正是民族的历史所凝聚、沉积的本民族的全民的内在信念与外在行为方式，决定了其法律规则的意义与形式。

法律与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逐渐调试，契合不悖，从而赋予法律以自在自为的功用与价值，而法的功用与价值，也正在于表现和褒扬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法律因而成为民族历史凝成的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

法律的生命力，来自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法律之为良法，也在于此；法律的无效，失去民众广泛的信守，也正因失于此。“如果说有什么应予谴责的话，当是法律与民族两相背离。”

法律精神，一如民族的性格和情感，涵蕴并存在于历史之中，其必经由历史才能发现，也惟经由历史才能保存和扩大。丧失了与民族的初始状态的生动联系，也就丧失了每一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部分。

民族的存在和性格与法律之间的有机联系，并非只存在于法的发生论意义上。在萨维尼看来，此种联系，不仅积沉于历史，亦同样展现于时代的进步中；民族的当下生活，不过为民族历史的进行时态呈现。

法律，一如语言，乃是一个连绵不绝的历史发展过程本身。法律也同样受制于此运动和发展。此种发展，如同其最为始初的情形，循随同一内在必然性规律。简言之，法律随民族之成长而成长，随民族之壮大而长大，随民族对于其民族个性之丧失而消亡。

立法的任务，不外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经由立法形式善予保存与肯认。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决然不能创造出这一切。那种希望藉由一个详尽无疑的立法制度，即刻创造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强化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乖张，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

在民族生活本身尚未整合成型，关于民族现实生活的考察也未见成效之时即贸然立法，其法根基必然浅薄，等而下之者，甚至于民族生活两相忤逆，新法颁行之日，必是对生活本身的摧残之时。萨维尼反对制定法典，非法典本身，而是视法典若儿戏。

所谓循沿历史，体认、发现和重述民族生活及其规则形式，目标在于追溯每一既定制度直至其源头，从而发现其根本的原理原则，或可将那些毫无生命、仅仅属于历史的部分剥离开来，从而“涵咏其真正的精神，继续其未竟的事业。”

注释法学派 glossators 西欧11世纪末到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而产生的一支与神学法学相对抗的新的法律思想派别。该派以研究罗马法为中心，并以意大利博洛尼亚为发源地，因而又称意大利法学派或博洛尼亚法学派。中世纪初期，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在位)编纂的法律文献,已很少为人所知,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学说汇纂》曾湮没达几个世纪之久。从11世纪末，西欧各国以意大利为中心，开始对罗马法广泛研究，因为罗马法的适用不仅有利于以王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加强，而且也为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当时这种广泛研究，意味着法学正从神学中分离出来。与此相适应，一个独立的、世俗的法学家阶层逐步形成。他们主要代表新兴市民等级的利益，与代表封建制度的神学或教会法学家相对立。注释法学派的出现和发展，同西欧近代大学的兴起也有密切联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近代欧洲第一所大学，它主要就是从研究罗马法开始的，并长期成为传播罗马法的基地。西欧其他国家和意大利其他地区都有学者到博洛尼亚学习罗马法。12世纪中叶，在该校研究法律的学生有一万多人。该校创始人就是前期注释法学派奠基人伊尔内留斯（约1055～1125）。继博洛尼亚大学后创立的一些著名大学也都将罗马法的研究作为一门主要学科。

根据研究重点或方法的不同，注释法学派又可分为：①前期注释法学派（13世纪以前），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伊尔内留斯、阿佐（1150～1230）和F.阿库修斯（约1182～1260）。他们对罗马法的研究，首先是恢复查士丁尼时代所编纂的各罗马法文献、特别是《学说汇纂》的本来面目。《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这一名称就是他们首先提出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这些文献进行文字注释，以后发展为较详尽的注释，包括列举注释者之间的分歧意见、各方论据以及作者本人结论，为供适用法律规则参考的有关案例，为便于记忆而归纳的简要准则和定义，以及对某一法律领域的论述，等等。阿库修斯曾将大量注释汇编成卷，因而被认为是前期注释法学派的集大成者。②后期注释法学派（13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后半叶），又称评论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皮斯托亚的奇诺(1270～1336)和萨索费拉托的巴尔多鲁(1314～1357)。他们致力于使罗马法和实际生活相结合，对罗马法的研究已从注释转变为提出法律的原则和根据，建立法律的分析结构，促进判例法的发展。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通常泛指以19世纪A.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各派资产阶级法学，也称实证法学或法律实证主义。这个学派认为各种自然法学派和其他哲理法学派（如I.康德、G.W.F.黑格尔的法学派别）都是“形而上学”的，只有它才是以实证材料为根据的法律科学。从狭义上讲，实证主义法学就是指各种分析法学派。因此又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它强调的是实在法，即国家制定的法。这派法学的特征是：区别“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即区别实在法与正义法或理想法；它申明自己只研究实在法，着重分析实在法的结构和概念；根据逻辑推理来确定可适用的法；认为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分析法学派或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是19世纪英国的J.奥斯丁。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纯粹法学派的创始人H.凯尔森和新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H.L.A.哈特。他们的学说都是在奥斯丁的法学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的区别是：凯尔森的学说又以康德的不可知论作为思想基础，是比较极端的一派，在形式上与自然法学截然对立；哈特的学说则以现代西方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的概念和语言分析法作为特征，比较接近自然法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尔森的学说已趋动摇，但哈特的学说较为流行，从而使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有重振旗鼓之势。从广义上讲，实证主义法学也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学法学派以及历史法学派在内，因此社会学法学又称社会实证主义法学。它强调法与社会的关系、法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对法的影响等事实。就哲学上讲，所有资产阶级法学派别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广义的实证主义法学，另一类是与此对立的自然法学或其他哲理法学派。

分析法学则主张法律与道德相分离，认为法学仅仅是研究法“是”什么，而无须关注法“应当是”什么。分析法学的哲学的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其严格分开“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它只注重研究“确实存在”的东西，所以主张法理学的方法主要是分析，而不是评论或批判，法律的实现必须通过武力制裁。其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 ，依靠逻辑推理来确定可适用的法律，否认法律和道德之内的必然联系。

分析法学派是指将眼光转向现实的法律现象，以功利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基本研究方法，以边沁、奥斯汀为主要代表，在实在法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念分析、逻辑分析等种种分析的西方法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