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与疾病抗争、维系民族生存繁衍的过程中，以各自的生活环境、自然资源、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为根基，创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医药体系。我们少数民族使用的、以本民族传统医药理论和实践为指导的药物，称为民族药。

民族药发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传统。据初步统计，全国55个少数民族，近80%的民族有自己的药物，其中有独立的民族医药体系的约占1/3。建国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民族药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出版了一批全国和地区性民族药专著。据有关资料报道，目前我国民族药已达3700多种。

《中国民族药志》是在全面调查、收集我国少数民族所用药物的基础上选编而成的民族药的荟萃，已出版的第1卷收载了39个民族的135种药物，基原种511个；第2卷收载35个民族的120种药物，基原种42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版收载了11个民族的32种药物。1985和1990年版各收载了4个民族的12种药物，其中藏药有土木香、总状土木香、小叶莲（鬼臼）、毛诃子、余甘子；蒙药有广枣、冬葵果、草乌叶等藏药、蒙药共用的有沙棘；维药有菊苣、毛菊苣、黑种草；傣药有亚乎奴等。

《中药大辞典》包含的民族药有藏药404种、傣药400种、蒙药323种、彝药324种和畲药200种。

我国民族药的起源、发展、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用药种类等各有其特色，这里仅以藏、蒙、维、傣、壮五个民族药为代表，作一简要介绍。

藏药是在广泛吸收、融合了中医药学，印度医药学和大食医药学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医药体系，迄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我国较为完整、较有影响的民族药之一。藏药历史上有许多经典著述，成为今天研究藏药的主要文献和藏药种类发展的历史记录。

《月王药诊》是较早的一部藏药史籍，收载的药物包括植物类440种、动物类260种、矿物类80种，其中300多种药物为青藏高原特产，多数药物沿用至今，如螃蟹甲 、伞梗虎耳草、耳草、囊距翠雀、船形乌头、喜马拉雅紫茉莉、纤毛婆婆纳、水柏枝、翼首草、毛瓣绿绒蒿、蓝石草、乌奴龙胆、山莨菪、樟牙菜、青稞、熊胆、牦牛酥油和糌粑等。

《晶珠本草》是收载藏药最多的一部大典，涉猎广泛，有着浓郁的藏民族特色，被誉为藏族的《本草纲目》，该书收载的药物种类有75%为现今所用，其中30%属藏医专用，据统计，涉及1200个基原动、植物种。

现代藏药应用的地域，除西藏自治区以外，还包括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等省所属的一些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藏高原是藏药的主要产地，据有关单位的调查，藏药资源有2436种，其中植物类2172种、动物类214种、矿物类50种。青海占据着青藏高原的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广大地区，据调查，省内有药用资源1294种，其中植物类1087种、动物类150种、矿物类57种。全省常用的几百种藏药中有70%采自青藏高原，据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调查，全州有藏药资源1000多种；甘孜州1127种中药资源中有23%为藏医所用。

从有关资料的统计来看，目前我国有藏药3000种左右，西藏是藏医药的发源地，藏药应用历史悠久。这一地区常用藏药有360多种，主要来源于菊科、豆科、毛莨科、罂粟科、伞形科、龙胆科、蔷薇科、玄参科、十字花科和百合科等植物，重要的药用属有：绿绒蒿属、马先蒿属、紫堇属、报春花属和虎耳草属等。常用藏药中，含生物碱的种类约占50%，这些活性较强的成分多见于乌头属、翠雀属、唐松草属、莨菪属、槐属、龙胆属和小檗属等药用植物。例如，大黄是一味重要的藏药，青藏高原分布大黄属植物28种，其中藏药应用的有21种，藏药用大黄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君母札）的种除掌叶大黄、唐古特大黄之外，尚有藏边大黄 、喜马拉雅大黄、塔黄，西藏大黄等，青海、甘肃等地还用波叶大黄；中品（曲什札）有穗花大黄、歧穗大黄、长穗大黄、网脉大黄、心叶大黄、红脉大黄、卵叶大黄；下品（曲玛札）有小大黄。

藏药已制定了统一的用药规范，即由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新疆等6省区合编的《藏药标准》，共收载藏药227种，其中植物类197种、动物类17种、矿物类13种，主要种有：藏茴香、山莨菪、藏党参、藏紫草、水母雪莲花、唐古特红景天、堪巴色宝（阿氏蒿）、曲玛孜（打箭菊）、达玛（凝花杜鹃）、野牛心、秃鹫、紫草茸、紫胶虫等。

蒙药是在蒙古民族传统医药学基础上，汲取了藏、汉等民族以及古印度医药学理论的精华而形成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独立的医药体系，在我国民族药中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上，蒙古族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蒙医药学家和著名的蒙药典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8世纪的松巴·堪布—伊舍巴拉吉尔的《西勒嘎日·莫隆》（《识药晶鉴》）是蒙药的奠基篇，收载蒙药390种。同时代的察哈尔镶白旗的洛布桑·索勒日哈木著有《曼奥.西吉德》（《药物识别》），全书分为四部，共收集药物678种。19世纪初，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的占布拉通尔吉用藏文编著了《李斯尔·米格金》（《本草图鉴》），收载蒙药879种，成为今天学习和研究蒙药的主要经典。

现代蒙药发展较快。据统计，我国现有蒙药2230种。除内蒙古自治区外，我国东北和西北的许多蒙族聚集地也都使用蒙药。 内蒙古自治区经过多年的资源普查，初步摸清了蒙药资源，全区共有各类蒙药资源1342种，其中植物类926种、动物类290种、矿物类98种，其他类28种；本区内常用蒙药有500余种，商品蒙药约400种，还有民族专用药260种。内蒙古自治区制定的《蒙药标准》收载药材和成药522种。

蒙药中具有民族特色的主要药用种类有：森登（文冠木、乌和日_西鲁斯（蒙古山萝卜）、阿拉坦花—其其格（金莲花）、昂给鲁莫斯—毕日阳古（香青兰、敏吉一茵一苏日（紫筒草）、巴嘎一塔日奴（瑞香狼毒）、嘎顺—包日其格（苦豆子）、楼格莫日（糙苏）、汗达盖一合勒（肾叶橐吾）、敖朗黑布（绶草）等。

蒙药中，麝香、丁香、荜茇、豆蔻、香青兰、马钱子、水银和草乌等用得较多；配伍中凡用草乌，多数必配阿如勒（诃子）。

维药历史悠久，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采阿拉伯、古希腊等民族医药之所长，并受到中医药学的影响，是我国民族医药的独立分支，历史上为西域各族人民的繁衍和昌盛做出过重要贡献。

维药的应用基本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据新疆的调查，全区有维药600余种，较常用的360种左右，其中本地产资源约160种，占维药种数的27%。《新疆维吾尔药志》收载药物124种。

常用维药中，属于民族专用的约有30种，主要有：巴旦杏、索索葡萄，孜然、驱虫斑鸠菊，刺糖、洋甘菊、莳萝、唇香草、新疆鹰嘴豆、异叶青兰、雪莲花、胡桐泪（胡杨）等。

维药中习惯用芳香性药物，常用的有麝香、龙涎香、海狸香、黛衣草、丁香、豆蔻和荜茇等，此外，还较习用性峻毒烈的药物，如马钱子、曼陀罗、天仙子、骆驼蓬等。

维药中有许多药物虽然与中药材同名，但基原不同，多为本地产种类，如药用玉竹为新疆黄精、白鲜皮为狭叶白鲜、益母草为新疆益母草、荷花则为睡莲的花。诸如此类的还有防风、赤芍、羌活、独活、木香、茜草，党参、藁本、麻黄、威灵仙，等等。

傣药是我国古老的传统医药之一，远在2500年前的《贝叶经》中便有记载。傣族祖居云南西双版纳，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傣药提供了理想的药用资源，据统计，我国傣族药物有1200种。《西双版纳傣药志》收载了520种，其中最常用的有71种。

傣药中植物类药用种主要有：麻嘎喝罕（缅茄）、麻景（油瓜）、麻芒（芒果）、牙勇（马唐）、哥麻口拉（人面果）、哥丹（糖棕）、牙竹麻（朱蕉）、埋嘎筛（龙血树）等。动物药在傣药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药用种数多，而且药用部位也有独到之处。

壮药属于发展中的民族药，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基本上处于民族药和民间药交融的状态。 壮族居住区地处岭南亚热带地区，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壮族人早有喜食蛇、鼠、山禽等野生动物的习俗，因此动物药应用较为普遍，民间历来有“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的用药经验。壮药的另一特点是善于解毒，而且解毒的范围较厂，包括解蛇毒、虫毒、食物中毒、药物中毒、金石发动毒、箭毒、蛊毒，等等。广西著名的蛇药就是壮药的一大贡献。

我国壮族主要集中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据该区有关部门调查，壮药共有709种。《壮族民间用药选编》收载常用壮药500多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壮药主要有：广西马兜铃、千斤拔、龙船花、闭鞘姜，阳桃、两面针、鸡蛋花、刺芋、金锦香、南蛇簕、薯莨、马鬃蛇、褐家鼠、蟒蛇等。

壮族民间每逢传统节日，也开展药市交易。广西靖西县根据端午节壮族药市调查，整理出药市壮药名录246种。

我国民族药的发掘、整理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许多民族药了解不多。现根据一些有关资料和报道，以及本次资源普查所掌握的情况，介绍一下其他民族用药种数。

一些区域性资料也记载了民族药种类：《云南民族药名录》收载了省内21个民族的1250种药物；《广西民族药简编》收载了7个民族的1021种药物。

在中药资源普查中，部分民族地区收集和整理了民族用药情况及种类：四川阿坝地区整理出羌族常用药100种；湖南初步查出本省苗族、土家族、瑶族、侗族等习用民族药361种，云南德宏自治州收录傣药330种、景颇族药123种；广西《环江县毛难族药名录》收载药物556种。另据有关单位调查统计，广西有瑶族药555种、侗族药298种、仫佬族药259种、苗族药213种、京族药27种及彝族药21种。

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我国民族传统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各民族医药在独立发展、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彼此也相互借鉴，有着许多共同点，民族药之间联系最广泛的是在药物的使用方面。从历史上看，历代本草都程度不同地选择。吸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药物，如唐代《本草拾遗》中收载的“玳瑁”，就是来自壮族民间用药。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本草中收载的民族地区药物有100多种。目前中医药常用的许多药材，如冬虫夏草、麝香、人参、天麻、三七、枸杞、大芸、甘草、麻黄、红花、儿茶、砂仁、血竭、紫胶虫、贝母，等等，大多产在少数民族地区。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移植、应用了大量的汉族药物。

民族药融通的最好例证，是药物的交叉使用。据报道，目前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维汉共用的155种；佤汉共用的80种。民族间通用同一种药物的情况非常普遍，如诃子有7个民族使用；天冬有18个民族使用；用马鞭草的有20个民族；用鱼腥草的有23个民族；用车前的则多达29个民族。局部地区亦如此，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00种蒙药中，有70%与汉族药物相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洲常用藏药中，相同于汉族的种数占1/2；青海地区汉藏交叉的药物有121种。少数民族间的药物也相互沟通，如蒙药中约10%出自藏药。民族用药的交叉问题比较复杂，有的是药名相同，基原各异；有的则是基原相同，药用部位或功效却不同，如中医用刺猬皮，朝鲜族用刺猬胆；中医用蝙蝠的粪便，傣族则用其血。红花有活血通经、散瘀止痛的功效，而维族则用以止咳。白鲜皮能清热燥湿、法风止痒，而宁夏回族地区民间则用于治疗刀伤出血，并流传有“家有八股牛（白鲜皮之别名），刀伤不发愁”的说法。我国各民族医药并存发展、相得益彰，充分显示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睦、共同繁荣的大家庭关系。民族药的健康发展，必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