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是由阿尔托(Antonin Artaud)倡导的理论。他认为戏剧的功用就是使人摆脱文明的压抑，并把天生的能力解放出来。

在现代法国戏剧家中，对当代世界戏剧影响至深至远者要数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阿尔托的残酷戏剧（le théâtre de la cruauté）的核心理论主要来自他1938年出版的《戏剧及其重影》（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残酷戏剧理论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美学命题，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供实验和探索的内容，影响并造就了战后以格罗托夫斯基、彼得·布鲁克和姆努什金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先锋戏剧家，它与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一道被称为现代西方戏剧理论的两大经典。

他主张表演神秘的奇景，如呻吟、尖叫、脉动式的灯光效应、异常的舞台木偶和道具等，来震撼观众。在他的论文集《戏剧及其替身》(1938)中阐述了这个理论。虽然只有一部戏剧《桑西》依照他的理论上演过，但其观点对先锋派戏剧（如生活剧团、荒诞剧）有重大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戏剧革新促成了导演制的建立，戏剧从一个以演出为主的文化活动转变为一门以场景为主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新崛起的导演中心派在提升戏剧演出技巧的同时也强调戏剧演出要服从于戏剧文学。阿尔托在为残酷剧团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首先应该打破剧本对戏剧的奴役”，但他并非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捍卫戏剧演出主权的第一人。早期明确倡导由导演全面控制下的纯粹戏剧艺术的重要理论家首推爱德华·戈登·克雷格（Edward Gordon Craig，1872－1966）。

阿尔托所持的戏剧艺术观在很大程度上近乎克雷格，但对克雷格提出的让剧作只能如实传达导演的意图的观点持异议。在阿尔托看来，戏剧的理想是瘟疫。戏剧与瘟疫的作用相仿，都是将脓疮从机体中排泄出去，具有精神净化的作用。瘟疫在危机中以死亡或极端的净化告终，戏剧则使精神进入谵妄从而激扬自己的能量。因此，戏剧如同瘟疫一样是对某种精神性力量的强大召唤，具有狂热的破坏性。阿尔托的瘟疫隐喻没有中心和焦点，处于无法控制的无序状态。瘟疫既非人力亦非自然之力所致，它源于邪恶而神秘莫测的力量，其特征是任意、难以预料的非自然行为。由此可见，与克雷格着意消除戏剧演出中不利于导演权威的因素截然不同，阿尔托在不削弱演出力量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扶植多重权威。

阿尔托用“残酷”一词来总括他的戏剧特征并非偶然。他从印度教的宇宙论中获得某种感悟，认为宇宙本身是残酷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充满暴力，人性中隐藏着残酷的因素，残酷是一种全方位的存在，它无处不在、无法避免。具体而言，残酷被他比作“吞没黑暗的、神秘的生命旋风，指的是无情的必然性之外的痛苦”。阿尔托的残酷概念也与他的形而上学观念密不可分，它触及的是生活和生命本身的严酷本相，是对宇宙必然性法则的揭示和顺从，是对恶的直面和暴露。因此，残酷戏剧表现的是本体精神上的痛苦，它作为阿尔托的一种理想远非通常意义上的戏剧艺术。

阿尔托认识到，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戏剧中的话语向来用以表达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冲突，而舞台演出的目的并不是要解决这种冲突。在他看来，这种倚重于有序的话语来应对心理冲突的语言戏剧离戏剧的本质相去甚远。他断言，“真正的戏剧，正如真正的诗一样（但以另一种方式），诞生于自律的无秩序之中。”人们因此在混乱中接近了混沌。由此可见，阿尔托旨在确立戏剧所蕴涵的宗教仪式和神秘体验的本质，恢复戏剧古老的神圣性。在他的理想中，获得了彻底自由的戏剧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它需要以一种代表宇宙固有残酷性的宗教典仪的方式来组合各种因素，运用各种古老艺术手段和原始仪式的魔力去猛烈袭击观众并且迫使观众面对它，突破他们的戒备，直捣心灵深处，把观众暴露在他们自己隐蔽的罪恶、纠葛和仇恨面前，将人的潜意识解放出来，以此洗涤并净化观众内心深处的罪恶感，从而对社会和人起一种精神治疗作用。

残酷戏剧的功能不同于传统戏剧，戏剧从内容到形式都随之而变。首先，戏剧要展现自然力量和强烈的宇宙冲突，运用介于姿势和思维之间的独特语言进行即兴创作，因此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桩事件”。导演要成为一个新魔术师、新牧师和神话的制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恢复戏剧的神圣性和仪式性。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剧场也要进行彻底的改造，传统的镜框舞台被取消，演出场所只剩四堵光墙和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装饰和布景。演员戴上庞大的面具像巨型雕像般地进行表演，催眠一般地打动观众的感官，用经过训练的形体和呼吸来展示自己的感情以征服观众。观众或坐在大厅中央的平地上，或坐在可以移动的椅子上，演出在各种高度和深度上展开，从四面八方包围观众，舞台灯光要造成冷、热、愤怒、恐惧等各种感觉，同样地落在观众和演员身上，各种声音和音响效果要同时传入观众和演员耳中，观赏者和场面、演员和观众之间可以直接对话，空间本身被利用来表达思想。

阿尔托不相信语言能够表达人类深刻的思想情感，认为语言和剧本是导致西方戏剧堕落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们“只会截断思想、包围思想、结束思想”。阿尔托对新的戏剧语言的倡导与他对巴厘剧团的演出、柬埔寨舞蹈表演和印第安人祭祀仪式的接受密不可分。他曾撰文赞叹“巴厘人极其严格地体现了纯戏剧的概念”，“向我们显示了纯粹戏剧形象的神妙综合体，一种新语言已然诞生”。在他看来，重新界定戏剧语言并借助东方戏剧和舞蹈所具有的优势对演出进行再创造已经迫在眉睫。

在早期戏剧革新者看来，剧作家所写的剧本就是戏剧演出所采用的唯一文本，阿尔托则强调戏剧符号的价值和潜力远在书面文本之上。他把具有图像特性的戏剧符号比作象形文字，认为它既不会丧失文学文本性又具有引人入胜和无法破译的特征，这种神圣的书写可以搬演诸如祝福、诅咒、预言等感召性的内容，所产生的意义超越了理性思考的疆域，无形中使戏剧具有了宗教仪式的功效，戏剧因此不单单能够表现世界还可以创造世界。然而，宗教仪式旨在为神性建立秩序、划定疆界，阿尔托的戏剧却旨在打破秩序和局限，他要让戏剧既与神圣之力合拍又能适应渎神之力，在他看来，观众在演出中如果感受不到渎神的暴行就不能真正接近圣洁之地。

从上述观念出发，阿尔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以空间为主的戏剧语言。他着意强调演出的仪式性，想通过有效的手段和密集的动作迅速直接地达到所期望的思想精神状态。传统的文学语言将让位于舞台语言、符号语言，舞台上更多地使用了记号和符号，演员像是活的象形文字。这是一种向词语之外扩张、向空间发展的戏剧，演出用动作、灯光、色彩和声音来布满立体空间。这种“总体戏剧”超越了艺术与话语的通常界限，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来完成一个整体创造。观众不再受语言歪曲和话语障碍的影响，可以直接用心灵来领悟和体验，而且可以像演员那样成为创造性游戏空间的共同参与者。此外，阿尔托还极大地拓展了戏剧语言的范围，调动起音乐、歌舞、绘画、活动艺术、拟剧、哑剧、符咒、各种形状的物体和灯光手段，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示最多的活动，同时赋予这些活动以最多的物质形象和意义。另一方面，阿尔托所谓的象形文字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演员去创造，其中的材料是人的肢体、器官和其他成分，这种材料不仅可以反复使用，而且可以组成明确的象征，如各种嗓音、面部表情、动作、姿态、节奏、音响等等。演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灵活自如地运用这种语言，他的一招一式、每一种肌肉动作、每一次转眼都必须像东方演员那样进行精确计算，不允许无效动作的在产生。演员的一切都要服从于仪式，所有动作都必须产生完美无缺的效果。

在阿尔托的残酷戏剧中，文本、场面和演出的表现力都发挥到了极致。文本是闪耀着神圣之光的象形文字，场面由原来的画面扩展为观众无法泰然静观之地，演出充当了演员和观众心惊肉跳地进入冥想并展开形体交流的场所。就这样，“戏剧使我们身上沉睡着的一切冲突苏醒，而且使它们保持自己特有的力量”。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观激发了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德里达对阿尔托的戏剧语言观极为推崇。他指出，阿尔托要揭示的是“话语就是身体”、“身体就是剧场”、“剧场就是文本的存在”这样一些普通的道理，所有的作品文本不再受原有文本或原有话语的支配，这种剧场就是比剧场本身更古老的书写。

1964年，布鲁克的《马拉-萨德》在伦敦的演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布鲁克充分利用了“残酷戏剧”的表现技巧，他对于精神病患者活动的处理尤其令人难忘。其整部戏的导演特征是强调了夸张：剧情的最后，病人们受到极大刺激，一同起来造反，霎时间摆脱了看护的约束，向守卫者袭来，走下舞台，冲向观众，造成了一片混乱，令人胆战心惊。

《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

作者: 安托南.阿尔托

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93.1

本书是法国戏剧大师安托南·阿尔托论述戏剧的名著，其中包括论述的文章、讲座、宣言以及信件。阿尔托主张戏剧应该是残酷的，应该表现“生的欲望、宇宙的严峻以及无法改变的必然性”。戏剧的功力在于使观众入戏，观众不再是外在的、冷漠的欣赏者。在理想的剧场中，舞台与观众席应融于一体。此外，在戏剧的表现手段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段已不再是舞台对白，而是形体语言，通过形体语言表达有声语言所无力表达的一切。这就要求导演的作用举足轻重，他需要在舞台空间中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