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案是发生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一场有关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政治事件，此案与红丸案、移宫案并称明末三大案。

梃击案发生于明神宗朱翊钧时期，其历史背景与国本之争紧密相关。在古代家天下统治中，皇帝无嫡长子、只有庶子时，选择继承人便成了朝廷头等大事。神宗皇后王氏未育子嗣，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宫女王氏受神宗临幸后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后被进封恭妃。而神宗最宠爱的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并被加封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由于朱常洛和他的母亲均不受宠，朱翊钧遂萌生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然而，依照嫡长子继承制，朱常洛理应被册立为太子，其母王恭妃也应进封皇贵妃。但朱常洛迟迟未被立储，而郑贵妃却备受恩宠，群臣担心神宗“废长立爱”引发皇室内部争夺，危及朝廷安稳和与统治根基，于是纷纷上疏要求封朱常洛为太子，“国本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在这场“国本之争”中，众多利益阶层牵涉其中。首辅申时行等大臣多次上疏请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决要维护正统，以靖浮言。明神宗虽有废长立幼之心，但面对诸臣论疏还是有所忌惮，故采取拖延政策，长久搁置立太子之事。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神宗迫于压力才勉强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仍长期笼罩在“更立”的阴影里，随时忧虑皇父会以三弟常洵取代他。直到其弟福王朱常洵离开北京到洛阳封地，他的太子之位才暂时得以稳固。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申时（下午三时到五时），有一帮人在太监刘成的带领下，从厚载门进入皇城，之后又有一人再从东华门进入宫城。

酉时（下午五时到七时），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一根枣木棍（“梃”），径直冲向太子朱常洛所居住的慈庆宫。当时慈庆宫的守卫十分松散，“盖东宫侍卫落落，宫门仅老阉二，禁门虚无人，殿上才七八人”，守门的两个太监一位约七十多岁，另一位约六十多岁。男子手执枣木棍，将守门老太监李鉴打伤在地，又直奔前殿檐下，意欲行刺太子。太子内侍韩本用等闻变迅速赶来，见此情景大声呼救，宫人们纷纷响应。众太监齐心，一太监藏在左门后，一太监从后面试图抓住凶器，终将男子制服。

戌时（晚上七时到九时），男子被慈庆宫的六七个太监绑送至东华守门指挥朱雄处暂时看押。幸好太子朱常洛在午时（十一时至十三时）外出，才逃过被梃击的命运。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即梃击案案发当天，犯案男子在朱雄处看管时，朱雄即令左东把总赵国忠进行审讯。经审，此人名叫张差，是蓟州人，曾吐露“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等词语，说话模糊不清。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梃击案发的第二天即初五日，朱常洛将此事奏报给万历帝朱翊钧，朱翊钧旋即下令有司进行审理。巡皇城御史、浙党刘廷元在东华门守卫处“再三考讯”后报告：犯人名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是个吃斋讨封的人，其言语颠乱，状若疯傻。遂以“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之论上报刑部，建议法司严讯。刘廷元成为持“疯癫说”判审的第一人。

在梃击案审理过程中，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为推卸责任并窥测神宗意图，率先认定张差是疯癫之人，随后刑部署部事侍郎张问达、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刑部山东司员外郎赵会桢、刑部山西司员外劳永嘉、刑部郎中岳骏声、御史刘光复等朝臣群起响应。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十日，胡士相、赵会桢、劳永嘉、岳骏声等人共同审讯张差。张差供称被李自强、李万仓烧光柴草，心中气愤，于四月内入京，要赴朝喊冤。从东门入城，不识路径，向西走，正巧于路上遇到两个男子，骗他说:“你无凭无据，怎能进去告状呢?你拿一条杠子来，就可当作申冤的状纸”等话。张差日夜气愤，失去理志而发疯，于是在五月初四日，手持一根枣木棍，再次入城，从东华门走至慈庆宫门口，打伤守门官，冲入前殿下，引发了震惊天下的梃击案。胡士相、岳骏声等人据此给张差以“疯癫闯宫”论处，拟定“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石伤人律，斩决不待时”的处罚，并将审讯结果写成奏疏准备呈给明神宗，此时刑部署印侍郎张问达同意这一提法加入进来。而辅臣方从哲、吴道南等人因深知“时东宫虽久定，帝待之薄”，见神宗未表态，便采取不得罪郑氏的态度保持中立。

刑部高官的会审结果令刑部主事王之寀、大理寺右寺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以及工科给事中何士晋等人“心疑其非”，坚持彻查此案。巧合的是梃击案发生的五月份恰巧轮到王之寀当值监狱的提牢主事，为暗审案情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王之寀的授意之下，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九日傍晚起，刑部大牢狱官、狱典停供张差食物两昼夜。五月十一日傍晚，狱卒恢复供饭时，王之寀带领提牢厅唐狱官、孙狱典、顾库子等人观察张差，坚信其并非疯癫之人。王之寀见张差因饥饿“奄奄垂毙”且“昂首欲食之急”，就遣出左右的人，留两个差役扶着问他，令人端饭至张差之前，说:“吐实与饭，否则饿死”，趁机诘问梃击案详情与幕后指使。张差终于松口道出实情：“小名张五儿，有两个叫马三舅、李外父的人，叫我跟随一个不知姓的老公（太监的通称）行事，说事成后给你几亩土地。等到了京都，走进一座不知叫什么街道的大房子，老公给我饭吃，说：‘你先冲撞一趟，遇到人就打死。’就给我枣木棍，引导我从厚载门到东宫，把守门人打倒在地，因老公多，于是被抓。”王之寀将供词整理成揭帖，通过刑部侍郎张问达上奏神宗，称张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请求将凶犯缚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并抄录两份口供，一份准备呈神宗，一份准备在十二日刑部会审时传阅。王之寀由此判断张差是受人指使谋害太子，梃击案有组织有预谋，张差并非误入宫中，且有内应太监，并非一人单独行动。而郎中陆大受的疏文中有“奸戚”字语，皇上对此很厌恶，与王之寀的奏疏都不答复。于是，御史过庭训发文到蓟州追查张差的踪迹。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会集了十三司的司官和胡士相、陆梦龙、赵会桢、劳永嘉、王之寀等人，再行会审张差。审讯前，众人都不敢说话，刑部员外郎陆梦龙多次喊上刑具，才得以上呈。张差体格健硕、神态傲慢，毫无疯癫之态。陆梦龙命其画出进入东宫路线，张差随后招供，称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的老公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不知名街道上的宅子是住朝外大宅刘成的。并说：“两人对我供吃供穿已三年，给了我金、银各一个，要我打进宫门，打倒了被称为“小爷”的皇太子就有吃有穿。”还供出姐夫孔道为同谋，一共五人。于是刑部行文蓟州道，提马三道等，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鞫”。此次审讯，案情基本水落石出。庞保、刘成正为郑贵妃宫中两个得宠的太监，梃击案实与郑氏有着密切的联系。明神宗感到此事再也压不下去了，便也降下谕旨，准许严究。

梃击一案发生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郑氏集团，群臣纷纷上疏弹劾郑国泰。看到群臣之间日益紧张的互相攻讦，明神宗不得不以皇帝的权威来给梃击案定性，进行最后的了结。明神宗先谕令郑贵妃设法应对，郑贵妃惶恐之下，无奈向皇太子乞哀，以求自保。明神宗还亲自出面劝慰太子并让其向廷臣说明情况，太子朱常洛因顾及皇帝与贵妃意向，期望案件能迅速了结，故而表示仅追究张差一人之责，不再株连他人。

五月二十六日，宰相方从哲、吴道南等盼案件早日了结以安人心；五月二十八日已时，神宗于慈宁宫召见群臣、太子、皇孙等，着重强调皇太子地位已然稳固，福王（朱常洵）已前往藩国洛阳，不会对皇太子构成威胁。随后，明神宗与太子朱常洛在群臣面前刻意展现出父慈子孝的和睦景象，并示意太子亲自向群臣解释，太子于是向群臣表明张差不过是个疯子，从速处决就算了，诸臣不必小题大做；起初，神宗原本决定将张差、庞保、刘成一并处决，后改只处决张差。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处死；但是外廷部分臣子不甘罢休，仍疏论追查幕后元凶，加之张差临死前高呼同谋未被追究。六月初二，明神宗怕夜长梦多，最终还是传谕给司礼监，将庞保和刘成在内廷暗中处决；六月初七，刑部将孔道、马三道、李守才三人按蛊惑人心罪流放，李自强、李万仓进行鞭笞。

从五月初四梃击案发生到五月二十九日处决张差，一共不过二十六天，重要的提审只有三次，分别为十一日王之寀的私审、十二日刑部会审、二十日刑部十三司十八官共审。至此，震动晚明政坛的“梃击案”就此不了了之。

梃击案发生后，郑氏集团势力逐渐衰弱。郑贵妃在神宗的授意下，不得不向朱常洛示好，郑国泰也受到了群臣的猜疑和接连不断地指责。郑氏集团陷入被动局面，郑贵妃一干人等再也无力与太子争竞。经此争国本与梃击案，朱常洛虽稳固了太子之位，但其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却彻底破裂，为后续红丸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而随着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驾崩、太子登基，针对朱常洛的第二场阴谋“红丸案”悄然展开。

王之寀等人深入剖析梃击案使其真相渐显，这危及郑贵妃及其家族，也引起了明神宗不满。一些欲以“疯癫”结案的官员迎合圣意，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时，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弹劾王之寀贪赃枉法，皇帝遂削其官籍，使其罢黜为民。天启改元后，经人讼冤，王之寀又得以入京为官。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王之寀因崔文昇、李可灼用药致先帝猝死，联系到当年的梃击案上疏欲为先帝复仇，于奏疏中披露张差供状手本，回顾被掩办案细节并质疑“疯癫”结论，然天启皇帝批示“不必追论”。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专政，御史杨维垣构陷王之寀，致其入狱并死于狱中。陆大受、何士晋等其他主张追究梃击案的官员亦相继遭迫害。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魏忠贤等修成《三朝要典》，借三案打击政敌。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清洗魏忠贤一党，焚毁《三朝要典》刻板，重新平反三案。

梃击案虽成为历史，有人认为是郑贵妃谋害太子，也有人说太子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然后嫁祸于贵妃，随着张、庞、刘三人的死去，具体的真相已不得而知了。在熹宗朱由校当政时期，梃击案被再次提起，朝中大臣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而此案成为晚明三大疑案之一。

明末礼部右侍郎何宗彦疏言：“张差一事，真亘古奇变”。

清初李逊之在《泰昌朝记事》中评价道：“方事初起，中外惊骇，至疯癫之说，倡议者谓其有所为。而王之寀直发逆状，刑部尚书张问达深以为然，形迹愈露。然必穷究其由来，所伤实多。神宗念大臣中无足与计，不得已自行诏谕。曲为周旋，法正而宫闱安，所全甚大。”

学者刘国辉在《晚明“三案”与明廷皇权之争》中认为：“‘三案’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晚明统治阶级内部政治纷争特别是皇权之争的必然结果，而围绕‘’三案‘’的争斗，则是这种权力之争的延续。从‘’三案‘’所表现出的政治斗争中，我们看到了明朝趋于衰微的政治走势。”

学者赵刚在《晚明宫廷三案》中评价：“清人赵翼曾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三案’事件正是万历年间埋下的亡国祸种。”

学者张禾在《明“梃击案”述论》中认为：“万历怠荒，制度废弛，是梃击案出现的历史背景；言官扰乱，遇事众议，是梃击案争而不决的根本原因；郑贵妃与皇太子的和解，则使梃击案迅速划上句号。”

梃击案的发生，引发了皇权与臣权的对立，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大臣坚守立长立嫡祖训，与万历皇帝僵持不下，导致万历怠政，地方缺官严重，苛捐杂税泛滥，对后金的战事接连失利。官员揣测圣意而摇摆不定，明廷内党派之争加剧。内阁成员处境艰难，如申时行在“国本之争”中代表内阁请立朱常洛为太子，却因万历的推脱与群臣的不满而辞职，众多阁臣和官员也被卷入“国本之争”遭受攻击或处罚。

因万历不理朝政，内阁批红权下降，内臣（代表皇权）批红权提升，为后来阉党做大留下隐患，使得明朝政治决策制度中的权力平衡被打破，政治生态逐渐恶化。

本就存在后宫干政、宦官干政、党争不断、内有起义、外有入侵等诸多问题，梃击案及其相关的国本之争使这些问题愈发严重，太子长期悬而未决，朝廷赋税沉重、官场腐败缺官等状况持续恶化，整体政治格局混乱不堪，正如《明史》所评：“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梃击案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进程。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

《明通鉴·纪七十五·神宗万历四十三年》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明·文秉·先拨志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