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领导人之一。

1886年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朝留学生规则》，他在极为愤慨之下，毅然回国。

1906年春天回国后，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

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和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央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农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8年冬，12月12日，他告别延安，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十一”以后，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他对各地方政权建设也费出很大心血，为加强正副主席、各个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各项指示决定，他批阅大量文件，筹备与组织各种会议，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许多单位，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他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

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这期间，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7月13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

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国访问。

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变法影响，思想开明，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1903年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1904年入横滨弘文学院，1905年8月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年底罢学回国。

1906年，奉命前往长沙办理振楚学堂，1907年，又以新任吉林省巡抚朱家宝随员身份前往东北，预谋联络当地马匪反清，失败后仍留东北管理学政，直至1911年秋返回上海，随即前往湖南西部争取当地驻防官兵的支持。

1913年林伯渠在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的赏识。

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出任湖南护国军参谋长，林伯渠任湖南总司令部参议。袁世凯退位后，林留任湖南政务厅长。

1917年9月13日，林伯渠参与发动湖南南部衡阳、零陵驻军参加护法战争的行动，10月17日，林被委任为劳军使，赴前线激励士气。11月20日，护法军攻占长沙，林伯渠出任湖南财政厅长。

1918年3月，长沙复为北洋政府攻占，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广州。

1919年底，南北议和，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林修梅等湘军将领被迫离开湖南，护法战争在湖南结束。此时，林伯渠参与了协助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党小组，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此后林伯渠奉命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参议，10月15日，林修梅病逝于广州。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林伯渠再度流亡上海。1923年1月2日，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大力吸收共产党人士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林伯渠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后前往汉口负责当地的国民党支部活动，6月失败返广州。同年底，林伯渠随孙中山北上，次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林伯渠又随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

1925年5月，林伯渠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7月1日，林伯渠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8月，廖仲恺遇刺后，林伯渠出任代理中执委常委，兼理秘书处，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

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并担任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兼农民部长。他在任内聘请毛泽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林伯渠被迫辞去农民部长一职，转而全力投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政治工作，7月20日，参加北伐。9月20日，蒋介石邀请林前往北伐军总部工作，林伯渠遂随军先后至南昌、九江。

1927年2月，林伯渠返回汉口，其后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秘书长。3月26日，林伯渠前往南京，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不料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拒绝。

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宣布分共，林伯渠被迫退出国民党，前往庐山。1927年8月1日，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前往香港，后经上海、神户、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

1933年，林伯渠回国，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1934年10月10日，林伯渠参加长征，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

1935年，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林伯渠转而担任当地政府财政部长。

1937年2月24日，林伯渠奉命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7月27日，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团一员前往西安，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后，9月6日，林伯渠正式出任陕甘宁边区主席。

1938年4月12日，林伯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10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专注于边区政府工作。1942年2月，林伯渠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一职，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他反对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争取到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促使这次抢救运动没有大规模发展。

1944年2月17日，林伯渠奉命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重开谈判。11月，谈判无疾而终，林伯渠遂返回延安。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委员，其后又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12月26日，林伯渠调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卸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职。

1949年3月26日，林伯渠作为中共谈判团一员，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结束内战的谈判，未果。8月，林伯渠又代李维汉负责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30日，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次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的座右铭；“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是百姓对他的赞誉；“只见公仆不见官”是他参与领导培育的延安作风；“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是中共中央给他的寿诞贺词，尽显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林伯渠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1937年9月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达13年之久。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乡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典范，带动形成了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尚。

据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记载，1944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多种形式的检查会、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1945年6月13日，在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政权工作的本体就是这样：边府的各厅、处、院负责同志，他们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150万人民为对象。”在6月19日的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一个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觉悟”，要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来决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要时刻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的事情，甚至是最琐碎的事情。

1942年1月5日林伯渠到富县考察。在10多天时间里，他召开了县议员和绅士参加的县政座谈会，帮助政府改进工作，走访群众，处理有关婚姻、土地纠纷等民事案件40余起，件件做了妥善安排。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

林老奇逸人中龙，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颜鹤发非导引，公余且作长征赋。

漫天风雪巡洛富，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

1942年1月2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曾就国民党军抓捕佳县居民张鸣儒事件，专门致函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经过，要求转告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迅速释放张鸣儒等6人。公函全文如下：

后方留守处肖主任：

顷据绥德分区专属呈称，有佩带二十二军符号武装队伍五人，于一月十三日突然来至佳县古本乡联保所属一保石圈峰村，将正在该村学校计算村公账目之居民张鸣儒、张鸣盛、张保儿、张买地、张候娃、张富有等六人，捆绑拉去。据该队伍等声称，是缉捕逃兵。但张鸣儒等六人，都是老百姓，并非逃兵。而且即使真正意在缉捕逃兵，也应该持具公文，通知当地行政机关，如此任意逮捕，蹂躏人权，扰乱秩序，殊非善邻之道等情。据此，请速电榆林高军长双成饬令部属速将张鸣儒等六人释放并制止今后再有此事发生为盼。

主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延安时期，林伯渠多次手拄拐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走家串户，每到一地都要详细了解当地群众生活、生产、支前、土改等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为发展边区生产、改善人民生活，1940年他亲率农业技术人员勘察南泥湾，认定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1942年8月，延安、安塞、延川、绥德等县发生特大水灾，他亲自赶往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1945年为了抗旱保秋，他带领边区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解决边区难民移民的就业吃饭问题，他指示开办难民工厂；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坚决留下来同陕北人民共渡难关，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为保卫党中央、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作出了贡献。

1945年是林伯渠虚龄60寿辰，3月28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林伯渠的寿辰祝词。祝词称赞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林伯渠祝寿。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都亲临祝贺。林伯渠在致辞中，以战斗的激情回顾了自己60年的征程，并说：“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今天大家在这里替我祝寿，我在这里给一切革命者祝寿，祝同志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健康，为千百万人民增添福寿和康宁。”

1954年，林伯渠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林伯渠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许多贡献，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方面，尤为显著。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主张与孙中山合作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重要的组织者之一。１９３５年瓦窑堡会议之后，他就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再次争取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抗日战争开始时，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曾随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同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他在任中共驻陕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同汪精卫等投降派和蒋介石等顽固派进行过许多斗争，广泛地团结了各界的抗日人士，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４４年，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代表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国民党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林伯渠同志为筹备召开新政协、组建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商谈，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他晚年，还怀念在台湾与海外的许多旧友，期望能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由于林伯渠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党外朋友一贯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以关照，对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总是按照党的政策予以安排、照顾，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当作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林伯渠同志这种善于团结党外广大朋友一道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林伯渠同志曾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政府工作中，林伯渠同志一贯主张政府的机构应该精干，具有高效能，他经常教育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十分珍惜民力，切不可使民力过于疲竭。他指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和包办代替”；“党团（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进行工作，如果经过说服通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他认为，在政府工作中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关键是要使他们有职有权，知道各种有关情况，参与指示、命令等的决定与实施。林伯渠同志这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曾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

林伯渠同志长期担任根据地财经方面的领导工作。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和到达陕北以后，他一直担负着理财的重任，对支援革命战争、活跃根据地经济生活、建立财政金融制度、培养财经干部等方面都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林伯渠同志在领导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工作中，历来都反对那种什么都想搞垄断性国家公司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而积极主张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挥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作用，在延安时他就提出：“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助。”他还提出，“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必要的优待”。

建国后，林伯渠同志虽不再管财经，但对这方面工作仍然给予很大关注。他曾提出：“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首先依靠的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但还须依靠社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１９５９年他还提出，编制计划“不从指标讲起，要从材料分配提出问题，先保证生产，后安排基建”。他的这些远见卓识，是切中时弊的。

林伯渠同志直到１９６０年逝世前，还在念念不忘党和国家的事业，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一生所以能够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许多卓越贡献，就是因为他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的愿望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观。他以“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为座右铭，无条件地为解放和造福广大人民而贡献自己的一切。他的一生，始终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艰苦奋斗，勇往直前。

主要著述收入《林伯渠文集》。

《林伯渠同志诗选》：

游鄂达里

（鄂达里在敦化境内，相传系清始祖起兵誓师处）

故老争传鄂达里，

登临却趁大寒时。

西来峻岭连天白，

北走长江入海迟。

十里炊烟控朔漠，

三边狗盗越雷池。

和戎尽有诸公策，

满眼孤乌雨雪诗。

包头即景

（1958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到包钢视察，赋诗一首。）

黄河之北青山南，

包钢融融火烛天。

五百万吨如反掌，

鼎足武汉与鞍山。

春节看花市

迈街相约看花市，却倚骑楼似画廊；

束立盆栽成列队，草株木本斗芬芳。

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

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

送常德第一中学

（原西路师范）

今昔情况已不同，正须师友满堂红。

干劲鼓足勤教学，滚滚桃源始润东。

留别诸友

林深微霰菊花黄，尊酒平楼意未央。

卅载心期原不负，十年戎马独何伤。

劫来待整金瓯缺，此去莫愁锦水长。

三户仅存能复国，共看子弟满湖湘。

郴衡道中

春风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漫舞，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似现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须趱行。

待到百花齐开日，与君携手共芳辰。

别梅坑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游爱晚亭

到处枫林压酒痕，十分景色赛天荪。

千山洒遍杜鹃血，一缕难消帝子魂。

欲把神州回锦绣，频将泪雨洗乾坤。

兰成亦有关河感，不信沉沙铁已深。

挽林修梅

六柳依然未改颜，谁怜零涕湿栏杆？

流传勋业方朝日，新涨思潮付逝川！

……

十口竟为盐米累，一棺犹阴道途艰。

卅年兄弟师兼友，审抚遗篇墨未残！

人物故居

林伯渠故居坐落在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居民建筑。林伯渠同志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故居由于年久失修，仅存一道封火墙。

为纪念跨越二个世纪的革命家林伯渠诞辰100周年，临澧县委县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动工修复。故居坐北朝南，为三进，每两进之间设一天井，有正房14间，杂室5间，建筑面积857平方米。砖木结构，硬山顶，两侧封火墙造型，室内门、窗、壁、望板、地板均用木板拼合，并刷涂桐油成深褐色，后堂屋“九牧世家”之匾牌，高悬梁上。整个建筑古朴典雅，且“诗礼伴家”之气息浓厚。故居内开设六个陈列室、陈列林伯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图片、照片和文物资料。故居前有稻田，后有茶山，左晒场，右池塘，腰围约4米的千年古柏巍然屹立于前晒场中央，一派庄重肃穆的气象。

魂归故里

2023年4月，经中央批准，中国革命“五老”之一林伯渠同志的骨灰由北京迁回家乡常德临澧修梅镇。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到：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说：“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3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这里向一位“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的六十寿辰表达了最真诚的祝贺。这位老战士，就是正逢虚龄六十，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