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三任总统THOMAS JEFFERSON 的政治原则和思想，即相信国家的权利。严格解释联邦宪政和相信平等的原则，思想和政策主张。

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哲学，是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义者追求保护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主张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发展市场经济；强调公开、透明的政治体制以及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反对君权神授、世袭制、贵族制和国教制等封建制度。他们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然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说它很难用抽象的政治学概念来界定。它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一承不变的思想，相反，它是一个复杂的、持续演变的思想，其发展的历史也没有结束。甚至自由主义概念本身的界定至今也充满了争议和分歧，它的内涵因人因地而有所不同。因此，对于自由主义这个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应采取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来分析。

作为18世纪美国自由主义杰出代表人物的托马斯·杰斐逊，其自由主义思想来源于英法的启蒙思想，特别是约翰·洛克的自由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杰斐逊在少年和青年时代首先接触的读物是古典作品，而且他一再表示阅读古典作品是他的最大兴趣，这种兴趣到老年时还很浓厚。古代希腊、罗马思想家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对于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对于美的爱好、对于思想自由的重视及对于知识的热爱和追求、对于人的尊严的强调（当然是在自由人的范围内），都给杰斐逊以巨大的影响。苏格拉底追求真理的精神，霍勒斯充满生活艺术的田园诗，塔西陀的政治智慧，所有这些都给杰斐逊以启迪，甚至杰斐逊在文章写作的风格上也受到古典著作的极大影响。因此，杰斐逊既接受了17和18世纪英法先进思想的洗礼，又从古典文化中吸收了营养，博采众长，海纳百川。这使他不但在一帮保守主义者面前鹤立鸡群，而且也使他在其自由主义同伴（如詹姆斯·麦迪逊）中也显得出类拔萃。这一点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内容和笔调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独立宣言》旗帜鲜明地揭示了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等自由主义原则。他写道：

我们认为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他们所固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一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且成立新的政府……

这段文字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措辞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杰斐逊自由主义思想的与众不同之处。

首先，它体现了杰斐逊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平等精神。近代以来，平等原则似乎不被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刻意强调。甚至托克维尔以降，自由主义思想家津津乐道的是平等的危害，平等与自由的矛盾。以至于在学术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自由主义是关于自由的学说，社会主义是关于平等的学说。” 古典自由主义者更是强调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平等，反对政府以任何方式实现社会平等和人的物质方面的平等。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的自然禀赋互不相同，如果同样给予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人们的实际成就也就互不相同。这样，在权利平等与实际平等之间就会出现悖论：如果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与权利，便会产生实际状况的不平等；而如果追求实际状况的平等，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赋予人们不同的权利，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人们。在这一点上，杰斐逊与当时美国大多数知识精英，甚至他亲密的政治伙伴———詹姆斯·麦迪逊存在分歧。麦迪逊认为，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所以人们靠自己的能力取得的财产也应该是不平等的，而且政府也应该保护因能力不平等而造成的财产上的不平等。杰斐逊反驳了麦迪逊的观点，提出了人的自然需求的平等的理论。他在给杜邦·得·尼摩尔的信中指出，尽管自然赋予个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但是人的个人需要则是平等的，而且，能力的不平等所造成财产上的不平等是违反正义、违反道德的。杰斐逊当然反对平均主义，但他主张社会有责任把个人能力上的不平等导致财产上的不平等的原则，与个人的自然需求是平等的原则折中、调和起来。因此 ，用“追求幸福的权利”去替代洛克在《政府论》中所阐释的“财产权利” , 并不是杰斐逊对洛克《政府论》原著的误记，而是因为，杰斐逊认为，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天性，而非有产者的特权。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杰斐逊指出专利权、版权的有效期最多不应超过19 年。对此，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得主韦尔斯 (Garry Wills) 在其《创建美国》 (Inventing America) 中指出：“杰斐逊深受苏格兰思想家哈奇森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不像洛克那样认为财产权是前社会、前政治的‘自然权利’。” 韦尔斯还发现，在给法国大革命时《人权宣言》起草人的一封信中，杰斐逊建议将“财产权”从“不可转让的权利”的清单中拿出。在杰斐逊生活的时代，经济自由主义在欧美大陆风靡一时，其理论基础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契约自由、贸易自由、经营自由等，它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的“永恒”与“合理”。英国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和美国的联邦党人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都奉此为圭臬。毫无疑问，财产权是这一经济制度的基石，因而被洛克作为天赋之权而加以特别强调，以维护17 世纪后期正在兴起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此，杰斐逊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追求幸福的权利看作是自然权利，而把财产权利排除在自然权利之外，这说明他所维护的不是中产阶级的财产权 , 而是包括没有财产的穷人在内的一切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突破了洛克自然权利学说的局限性，而把人民的要求和渴望反映到自然权利学说中来，从而赋予了自然权利学说以浓厚的民主色彩，创造性地发展了自然权利学说。正如帕灵顿所认为的，它意味着杰斐逊“与洛克遗留给英国中等阶级的辉格主义财产理论彻底决裂”。在杰斐逊看来，私有财产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济保障，从而使每个人能够不依附于他人，独立而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它为一个平等参与的良序社会而设立。在杰斐逊看来，如果把财产权提高到自然权利的地位，就会助长大财产所有者的气焰，使他们利用这个理论为自己的巧取豪夺、大发不义之财做辩护。例如汉密尔顿的政治哲学就是增进有产者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杰斐逊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虽然人们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但是个人自由的无限膨胀必然导致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最后必然出现贫富悬殊，一方面富人腰缠万贯，另一方面穷人身无一文。他深深感到，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田地，所谓民主也就失去了意义。有鉴于此，杰斐逊认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必须用经济基础来支持民主。因此，他用“追求幸福的权利”来取代“财产权”，说明他最关心的是广大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富人的财产。杰斐逊在 18 世纪90年代之所以与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作坚决的斗争，就是为了打击大投机商人和银行家掠夺人民的行为。因此，伯纳德·马尧正确地指出，杰斐逊“试图”用社会平等原则去调和自由的个人主义原则。列欧那德·列维也有类似的评论，他写道：“其他人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好像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杰斐逊来说，自由和平等是互相补充的。”这也就构成了杰斐逊与古典保守自由主义者的最大区别。

其次，《独立宣言》中的这段文字体现了杰斐逊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精华。在人生观问题上，杰斐逊接受了伊壁鸠鲁的学说，并且承认自己“也是一个伊壁鸠鲁派”。伊壁鸠鲁相信“幸福是人生的目的”，但他心目中的幸福并不是“及时行乐”或纵欲，而是指身体上没有病痛，精神上没有烦恼。他认为只有身体健康、内心宁静———“至善”，才是幸福的。在杰斐逊的时代，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拜金主义盛行，“理性经济人”概念的被推崇和被滥用导致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庸俗化和保守化。总而言之，重物而轻人，世界本该有的崇高意义丧失了。杰斐逊之所以用“追求幸福的权利”去替代“财产权”是因为财产终究是物，而追求幸福的权利则人人有份，涉及的是人。杰斐逊在自然权利问题上重视“人”而轻视“物”，充分反映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杰斐逊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就看到了其严重的弊端：金钱支配了人，人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在杰斐逊心目中，人高于一切，人就是目的，其他一切，包括财产和政府，都不过是为人服务的手段。另外，幸福有高下之分，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幸福。杰斐逊反对物质主义，反对肉体享受至上。他所珍视的是高尚的、优雅的精神上的享受：大自然的陶冶，对艺术的欣赏，与志趣相同的朋友盘桓，静静地读书以及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等等。他特别指出：家人之间的互相爱护、互相体贴乃是最大的幸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是）在我的家庭的怀抱和天伦之乐中，在与邻居的交往中，在书本中，在我的农田及家庭的有益健康的活动中，在每一朵花蕾勃然怒放所带来的乐趣和喜悦中，在从我身旁吹拂过的每一阵微风中，在休息或活动、思考或息念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时间和行动的完全自由中，寻求幸福的。

杰斐逊关于幸福的看法，不仅令当时人，就连后来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如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也望尘莫及。

再次，它还表现了杰斐逊尊重人民、同情人民、重视人民的思想。自由与民主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主义。自由主义关注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强制权力的管辖范围，从而为个人提供较大的活动空间；而民主主义强调的重点是由大众或大众中的多数控制乃至行使政府的权力。前者涉及政府权限的范围，后者则涉及谁来行使政府权力的问题。杰斐逊不但是一个热情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坚定的人民主权论者。他认为 , 人民对于他们的政府机关的控制，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为共和制的标准。这显然与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的看法有所不同。麦迪逊认为，一个政府只要在形式上直接或间接地由大多人选举产生，那么它就是共和制政府。在对民主的精神实质的把握上，杰斐逊更接近于卢梭，只不过在民主的实现手段上，他接受了孟德斯鸠的思想，主张三权分立。他强调代表人民利益的议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其担任总统期间同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作了长期的斗争。尤其能表现杰斐逊民主思想的是他始终坚持人民有革命权利的思想。人民的革命权在洛克等思想家那里也有过论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了政治动员和理论准备。但是，当资产阶级的统治确立后，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便悄悄收起了这面旗帜，转而强调稳定、秩序、法律以及公民对新政府的服从。这时，他们心中所认为的神圣的“权利”其实只剩下有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发财的权利。但难能可贵的是，杰斐逊始终高举人民革命权这面大旗，他热情歌颂法国大革命。在联邦党人对谢司起义的一片叫骂声中，他公开表达了对起义者的同情，他写道：“让他们拿起武器吧！在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但愿每隔二十年发生这样一次暴动。”他认为，这样可以使统治者有所顾忌，不敢为非作歹，不敢继续侵犯人民的自由。人民大众广泛的民主权利与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反抗君权、神权和封建贵族体制方面的确不遗余力，但他们争取的更多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把民主当作自由的敌人。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自由与民主的矛盾竟成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中心议题。托克维尔认为，大众中蕴藏着一种危险的文化倾向，直接威胁个人自由。正是他发明了“多数暴政”这个被后世保守自由主义者所念念不忘的字眼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几乎同时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对民众也十分恐惧，他甚至说：“今后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 通过对比，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杰斐逊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伟大和超凡之处。

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杰斐逊不但是美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深厚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他的伟大的人格魅力对后人也一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对于金钱至上和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以及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故意对自由主义作过分简单化解释的新保守主义思潮都会发生针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