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集昆（1925.8-2006.2），我国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农业教育家，长期致力于昆虫分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亲手采集二十多万号昆虫标本，搜集两千余件昆虫艺术品，其分类涉及昆虫纲十八目一百余科，发表论著七百余篇（部），命名两千多个新种及一些新属、新科，在中国脉翅目、捻翅目、同翅目、双翅目、鳞翅目等昆虫的分类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中国昆虫分类学和文化昆虫学的先驱之一。

杨集昆，1925年8月16日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河北省香河县。他少年时期，就对漂亮的蝴蝶、美丽的甲虫以及歌声嘹亮的知了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就阅读了不少昆虫学书籍，并采集制作了很多昆虫标本；梦想着以后继续深造，将来成为一个职业昆虫学家。然而，家道的中落，使他1944年高中毕业后就不得不忍痛辍学谋生；穷困使他失学，却没有使他失志，他仍在工作之余采集昆虫，仍然在做昆虫学家的梦。机会终于来了，1946年杨集昆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昆虫系练习生；在清华，他除了野外采集、制作标本、养虫、绘图、准备教学、管理图书和仪器外，还要送信、找人……超负荷的工作使这个20岁的青年练就了一身昆虫学研究的好基础；他勤奋的工作、惊人的毅力、聪明的才智及赤诚的心地博得了刘崇乐教授的赏识与器重；但是，文凭却像座座大山阻挡着杨集昆的提升；仅练习生到助教一级就用了8年的时程；他就像乱石堆下的幼苗钻过重重障碍，层层都充满了艰辛、忧患与苦痛。

1952年以来，杨集昆先后任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植物保护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贵州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西北林学院名誉教授、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北京昆虫学会常务理事、《昆虫世界》和《北京昆虫学会通讯》主编、《昆虫分类学报》副主编、《动物分类学报》和《动物世界》编委等职。

踏遍神州地 集得四海虫

昆虫标本是分类工作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标本的采集是一项辛苦的科学劳动，可以说每一个珍贵的标本都是用血汗换来的。杨集昆的大名在中国昆虫和植保学界无人不晓；集昆，采集昆虫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因采虫而易名？这对于不少后学是一个谜。原来，杨集昆叫杨济焜，是其父亲据算命先生说杨集昆命中缺火而取的；“焜”字意大火光明，旨在以此补救“命中的缺陷”，而杨集昆则不信这些，他心中的“火”就是无数的昆虫。1951年杨济焜正式更名为杨集昆，并亲自治印一枚，上刻一个英文字母C，C内有篆体的<虫虫>字，C既是英文collect（采集）的第一个字母，又是英文China（中国）的第一个字母；这枚印章的寓意是“在中华大地上采集昆虫，在神州沃土上集虫学之大成”。爱虫而易名，海内唯杨翁。

几十年来，几乎每一个暑假，他都背起行李，挥动着捕虫网，奔走在川泽草林间。白天网捕，夜晚灯诱；晴天采集，雨天整理……没有一天清闲。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省（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仅贵州他就去了六次之多；1974年的一次采集历时百余天，跨六个省（区），行程万余里，得虫数万枚。

按照三十四目的昆虫分类系统，中国已经记载了三十三个目。其中有一个目，即原尾目，是杨集昆于1956年在陕西省华山发现的，其论文《我找到了原尾虫》引起了中国昆虫学界的震惊。1964年他和周尧合作的论文《原尾目昆虫之研究》震动了世界昆虫学界，打破了“中国没原尾虫”的结论，使昆虫学家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原尾目昆虫的分布。

截至目前，杨集昆亲自采集昆虫标本达二十五万余号，其中有大量的新阶元和中国新纪录。这为中国农业大学昆虫标本馆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昆虫的采集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杨集昆不仅是采集的神手，而且他还把采集方法和技巧上升到理论高度。1958年，杨集昆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的见解，出版了中国迄今最完善的采集专著——《昆虫的采集》。在该书的结尾，杨集昆写道：“以上3个尚无记载的目（指重舌目、蛩蠊目和缺翅目），除重舌目外其他2目在国内一定有其分布，我们不但要找到中国的蛩蠊目和缺翅目昆虫，而且还可能发现其他更多的昆虫类群。”他的科学预言，指导和鼓舞了中国的昆虫采集家和分类学家，终于于1974年和1986年分别在西藏和吉林长白山发现了缺翅目和蛩蠊目昆虫。

不当万元户 要做千虫户

据估计，中国昆虫至少有50万种，而已知的种类仅有7万种左右，尚有40余万种需要发现与命名。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在已知的中国昆虫中，由国内学者所命名的种类仅约10%，而其他90%的种类是外国人命名的。改变我国昆虫分类的面貌成了摆在中国昆虫学家面前的严峻任务和奋斗目标；杨集昆就是终生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冲锋陷阵的昆虫分类工作者之一。

解决了许多重要农业害虫的鉴定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害虫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影响作物产量和质量的重要因子，这可以从汉语的“农”字源于除虫而管窥一斑。农田中有很多昆虫；有的是害虫，有的是益虫；有的是世界性分布，有的只分布在中国；只有正确地识别它们才能有的放矢地管理它们。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有一些重要害虫的学名存在着以讹传讹、一误再误的现象，影响了对其生物学习性和生态学规律的研究，影响了防治效果。如粘虫Leucania separata Walker是一种世界性的害虫，对我国农作物的为害十分严重，是测报和防治的主要对象。但数十年中，我国学者对这种害虫的学名一直没搞清楚，以美洲的一种粘虫Cirphis unipuncta Haworth来套用我国的种，以国外的经验来防治我国的粘虫，结果可想而知。1959年经杨集昆鉴定，才把混淆了几十年的粘虫种类弄清。我国主要地下害虫之一 ——东方蝼蛄Gryllotalpa orientalis Burmeister的鉴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几十年来，我国的昆虫学工作者都错误地认为这一害虫是非洲蝼蛄G. africana Palisot de Beauvois，1990年杨集昆详细的研究终于澄清了这一问题。再如梨木虱的种类，1936年起我国就将它列为果树害虫，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沿用欧洲木虱的学名Psylla pyrisuga Forster，杨集昆和李法圣1981年全面比较了北方八省的2000余件“梨木虱”标本，证明没有一个是欧洲种，而包括了八个种，除一种为中国新纪录外，其余全是新种，我国最常见的种类是P. chinensis Yang et Li。

奠定了中国脉翅目、捻翅目等类群分类基础

，填补了许多国内空白

脉翅目昆虫全为肉食性，是一类重要的天敌益虫。如大草蛉Chrysopa septempunctata Wesmael的一头幼虫可捕食蚜虫677头，成虫能食蚜488头，一生平均消灭千余头蚜虫。我国过去对这类益虫的调查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保护与利用。20世纪40年代始杨集昆就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和标本，1950年正式开始了分类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我国脉翅目昆虫由原来的10科250种增加至14科512种，为充分利用这类天敌资源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中国学者命名的种类由空白升至44.3%。

捻翅目则是昆虫纲中的一个小类群，全世界仅知400余种，全部为寄生性，幼虫期寄生于蜂类、叶蝉、蝽类、蚤蝼等其它目的昆虫，成虫期雌雄两性的形态和习性很不相同，其形态、进化及系统发育一直是昆虫学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国的该目昆虫在1955年以前仅知6种，经杨集昆的研究，目前已知15种，是以前所知种类的2.5倍，丰富了世界捻翅目区系知识。

木虱是农、林、牧业中一类重要的害虫，因体小、隐蔽，大部分种类很少被人注意。至1980年，我国大陆仅记载24种，经过杨集昆及其合作者李法圣的致力研究，使大陆木虱种类增至415种，使我国已知种类达590种，居世界各国之冠；使我国已知木虱种类占世界已知种类的1/5左右，远远超过了我国动物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动物种类约占世界种类1/10的估计；使国人（更准确地说由杨集昆和李法圣）定名的中国木虱种类已逾80%。使我国木虱研究步入了世界先进之林。

杨集昆对双翅目的研究更是具有代表性。他曾从事过该目35个科的分类。几十年来，他先后发现新记录科6个，描述新种数百个，其中舞虻科和眼蕈蚊科的新种均在百种以上；仅《中国蝇类》中他就记述了14科，包括4个新属和118个新种。

目前，杨集昆的研究类群已达18目110余科，发表论著700篇，命名两千多个新种及一些新科、新属，是目前国内昆虫分类学家中涉及面最广、发表文章最多、命名新种数最多的学者。据《光明日报》1990年3月8日报道，杨集昆是全国科技工作者在1988～1990年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五位学者之一。但这三年对杨集昆来说并不是最丰产的年份，1993年他的论文高达44篇。

杨集昆主持或参加的许多科研项目均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奖励。他主持的“农业昆虫分类”于1979年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主持木虱研究分别于1986年和1994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的“中国眼蕈蚊科昆虫分类研究”和“中国舞虻科区系分类研究”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他参加的“西藏昆虫科学考察”于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综合考察特等奖；参加的“梵净山昆虫资源考察”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贵州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参加的“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区昆虫”考察于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参加的“中国啮虫目昆虫分类”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历尽艰难，无悔无怨

众所周知，昆虫分类中最困难的是标本的积累，而采集标本不仅需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有时亦难免要忍饥挨饿，甚至遭受蛇咬兽袭。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杨集昆献身事业的雄心，并没有吓退我们的英雄，即便在他几次与死神及病魔作斗争的时候，也忘不了昆虫。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农业大学曾被搬到陕西甘泉县，克山病无情地袭击了杨集昆，最后，他不得不回京治病。返京时，杨集昆把家具丢下了，行李丢下了，唯独没丢下他放牛时偷偷采集的一竹篮昆虫。从陕北回来后，他全家三代六口人住在破旧的养虫室，只有一间房，还得隔出一半作为工作室，一住就是十年，苦了全家，也苦了他个人。但杨集昆却不顾个人的得失，日以继夜地研究昆虫。他曾拟联自勉，“室养小虫何须大，卷藏古今中外；人生双手不在多，胸袒天地纵横。”可见其大志雄风。

的确，苦与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被理解和经费短缺。文革中，昆虫分类工作被视为脱离生产实际，昆虫分类学者被视为追逐名利的白专典型，杨集昆亦未能逃脱这场政治劫难。他曾两次被下放，经历过多次“反醒”，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中他必须挑选一顶戴上……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杨集昆科研经费不足，为了省钱，他和同行的年轻人一样坐硬座车厢，行李不托运，三四十斤重的行李自己背；有时连出差的路费也没有，他们就自己掏腰包，各人垫支出差费用，等来年批了经费再去报账。“超巧妇试做无米之炊，暂且画饼充饥；效愚公继续挖山不止，或许感动上帝”就是他在科研工作的“揭不开锅”时自拟的一副对联。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浪潮冲击到学术界，一些从事科研教学的年轻人，甚至部分中老年业务骨干纷纷下海经商，昆虫分类队伍再一次受到影响。杨集昆看到这些后心中非常忧虑，为此，他多次耐心与研究生和年轻教师促膝谈心，以革命先烈黄兴同志的名言“无我”来互勉。杨集昆说：“在功成名就时应做到‘有我之时要无我’；而在艰难困苦，甚至生死存亡之际则应‘无我之时要有我’！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下去，昆虫分类事业衰败的责任则大部分要归诸于我们自身……”。杨集昆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教育后辈，“不当万元户，要做千虫户”不仅是他自勉之诀，亦是他激励青年昆虫分类工作者的肺腑之言。

奏昆虫文化之强音

集昆虫工艺之精品 奏昆虫文化之强音。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化，中国昆虫文化历史悠久、沉积深厚，为了开垦这一处女地，杨集昆无论走到哪里，总要寻觅昆虫在文化各方面所留下的烙印。几十年来，他搜集到有关昆虫的工艺品、儿童玩具、衣饰、日用品等多达四千余件，涉及昆虫纲八个目几十个科，是全国最丰富的昆虫艺术品之收藏，可谓无价之宝，这无疑是对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为了这些，杨集昆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不知花去了多少自己的积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昆虫学（cultural entomology）的研究在世界各地逐渐展开。杨集昆于1984、1985、1986、1987、1988年连续发表了虫与中国十二生肖动物中鼠、牛、虎、兔、龙的史事趣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促进了我国文化昆虫学研究的深入。

诲人不倦 为人师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杨集昆为树虫学之人，已在农业高等教育战线上工作了60多个春秋，为祖国培养了大批高级农业科技人才，仅研究生就有20名，不少已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杨集昆在讲课中，很注意教书育人，寓爱国主义于教学中。在讲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他经常联系到我国昆虫学界的老前辈的成就、为人及他们为祖国昆虫学事业的繁荣而献身的可歌可泣之事迹，以生动的事例来激励学生对昆虫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勤奋、严谨之学风。同时，杨集昆积极进行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与创新，讲课时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使学生在轻松之中牢固地掌握了昆虫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昆虫分类学本来是一门内容枯燥的课程，杨集昆为了使学生牢记各目之特征，创作了三十三首以20～28字概括每一目昆虫的“科普诗”，其诗不仅合辙压韵易于记诵，而且提纲挈领便于联忆，很快便在国内广为传抄翻印，深受大专院校师生及社会上的欢迎。他与周尧先生合作以笔名“杨暨周”发表的“中国昆虫分类工作者名录”后附有一联：“鞘鳞膜双同半直，四翅六足均为昆虫纲目，存共求异细分科属种；陈李赵范周萧夏，八方一统俱是炎黄子孙，取长补短团结老中青”。该联简明而具体地概括了昆虫分类的内涵、方法及中国各主要类群的带头人。

杨集昆还热心于科普事业，撰写了大量的昆虫科普文章和书籍，结识了无数的青少年昆虫学爱好者。受他的影响和感染，一些后辈相继献身于昆虫事业，成为跨世纪的人才。

杨集昆谦逊、和蔼、克己待人，被昆虫学界的同行视为良师益友。每天下午，他的书房内几乎总是宾客满座，有时，一天要接待几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有位老教授幽默地称杨集昆的家为“昆虫大使馆”，语中充满了大家对杨集昆的爱戴与尊敬。

由于在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成绩突出，1985年杨集昆教授光荣地被评为农牧渔业部属高等院校优秀教师，199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精神与天地共存

昆虫分类研究三个重要的积累是标本、文献与经验的积累。杨集昆教授所采集的标本早已成为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的主要组成部分。杨集昆教授毕生积累的研究经验六十年来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无数的学子们。杨集昆教授嗜书如命，对古今中外的昆虫学资料等积累颇丰，作为学者一生所积累的11600余册专业书籍与4000余件文化昆虫藏品是他最珍爱的宝贝和惟有的家产。200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百年华诞期间他又把这两份收藏无偿地捐赠给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其厚重的捐赠对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的发展与昆虫学学科建设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遗体捐献是崇尚科学、奉献自我、造福人类的高尚行为，自愿无偿捐献遗体是无私奉献的慈善行为，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杨集昆教授在有病住院期间了解到目前我国虽然有意进行遗体捐献的人数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实现的人却微乎其微。在我国的医学院校里缺乏遗体用于教学是普遍现象，已成为医学教育的潜在危机。杨集昆教授认为人的生命都会有终点，人死后能继续为社会做的贡献就是把遗体捐献出来供科学研究之用。根据杨集昆教授的生前愿望，他逝世后由其家人将杨集昆教授的遗体全部捐献给了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其无私作为与高尚情操真可谓“业绩、学问与日月同辉，道德、爱心与天地共存”。

杨老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不愧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榜样。杨集昆教授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开拓进取、脚踏实地、献身科学的高尚品德，将激励我们为祖国的昆虫分类学事业与农业教育事业和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不懈奋斗。杨集昆教授的丰功伟绩、慷慨之举与高风亮节将永远铭刻在后人的心目中，鼓舞和激励一代代学子们努力攀登科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