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昌(Yang Fuchang 193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90.3～1994.1)。

杨福昌，1932年生于河北，18岁进入中国蛋品进出口公司（中国土畜产公司的前身）工作，1954年，作为调干生考进北京外贸学院学习外贸英语，1955年被派往埃及开罗大学留学，1961年毕业。1990年任外交副部长，1994年任中国驻埃及大使；1999年至2002年任外交学院院长；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非友协会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领域资深外交家。

一、从北京外贸学院到开罗大学

在北京外贸学院仅读了一年就被选派出国留学。得知这一消息后，贸院的同学们都为他高兴。杨福昌至今保存着他临走时与同学们的合影，而那本放照片的小影集，正是五位女同学张南玉、王勤善、赵慧兰、王克娴、刘燕如联名送给他的。这小小的本册盛满了美好友情的回忆。

让杨福昌的命运发生重要转折的是万隆会议。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中国政府正努力谋求在亚非拉世界结交更多的朋友。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活跃着周恩来总理的身影。会场上是热情的握手，会场下是与各国代表进行双边合作的磋商。其中之一就是与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达成的中埃文化交流协议；双方同时决定在对方国家建立商务代表处。正是这个协议让杨福昌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派往埃及学习的留学生中的一位。与他同时派出的还有六人：其中有他外贸学院的同学顾中和，以及西北大学的一名教授。

对首次派留学生赴埃及学习，周恩来总理给予了很大重视，他曾两次接见他们。留学生们被安排与赴埃商务代表处同行。商务代表处是当时中国驻埃及的惟一常设机构，当时的中埃贸易主要是中国以钢材换取埃及的棉花。

创办于1908年的开罗大学，是埃及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设有18个学院和研究院。1956年初抵达埃及后，杨福昌在文学院进修阿拉伯语一年半，而后正式开始文学院阿拉伯语文系本科四年的学业。学习期间，杨福昌亲历了中埃建交。1956年的一个春日，埃及工商部长找到我驻埃商务代表通知：埃及决定与中国建交。正式建交的日子是1956年5月30日。埃及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阿拉伯、非洲国家。这一外交事件预示着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高峰的出现。

1956年7月，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10月，英国、法国、以色列称该运河是国际水道，不予承认。于是爆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要求英、法、以联军停止对埃及的侵略，撤出军队。事有凑巧，那天杨福昌正在开罗街头漫步，一本名为《最后一点钟》的杂志封面大照片赫然闯入他的视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在照片上看到，北京外贸学院的同学正走在游行队伍里！他为自己能在异国他乡见到离别一年多的同学们而兴奋不己，尽管是在新闻图片上。他一下买了好几本杂志寄给了远在北京的同学。

按部就班的学习生活，更多的是艰苦与平淡。曾学过一年多英语的杨福昌感到，比起阿拉伯语，不论是语法，书写，或是发音，英语都要容易学些。经过四年苦读，杨福昌在开罗大学文学院毕业。

二、青年外交官

从开罗大学毕业后，杨福昌留在了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时为1961年，他29岁。从此他正式步入外交界，40多年里，他一直与阿拉伯世界打交道，如果再加上读书的5年，他与阿拉伯国家结下的情谊就更深了。他曾常驻的国家有埃及、摩洛哥、也门、科威特；他因此深谙这片以伊斯兰教为信仰、充满传奇故事、却又带着连年战争硝烟的土地；人们称他为“阿拉伯通”；他的经历中充满了阿拉伯气息和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故事。

在四个常驻的国家中，他与埃及的情缘最厚。因为他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而且是青年时代，又是第一次看到外部世界。那段时间，他目睹了埃及经历的政治动荡。包括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及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后来叙利亚发生政变又退出“阿联”的历史，阿联这个国家只存在了三年多时间，却在历史课本上留下了她的印记。

1962年，杨福昌离埃及到摩洛哥常驻。这个扼大西洋入地中海门户的美丽国家，曾被古腓尼基商人称为“休养之地”，其风光魅力可略见一斑。好莱坞名片《卡萨布兰卡》的故事即以这里为背景。这个离欧洲最近的非洲国家，早早地就成为了西方殖民的牺牲品，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保护国”。1958年11月，中摩建交。杨福昌到摩不久后的1963年底，适逢周总理访问亚非十国。此次历时近两个月的出访，是自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后周恩来三次重要的亚非国家之行中的一次，目的是与各国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促进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周总理访问摩洛哥期间，杨福昌住在总理下榻的王宫任联络员。作为在国外初次接触伟人和重大外交事件的青年外交官，他从中深刻体会了作为外交官应有的素质和职责。

1965年，33岁的杨福昌结束了第一阶段共达十年的阿拉伯经历，回到国内。这10年中，国内发生了很多大事：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等，他都没赶上；但他赶上了“文革”。“文革”初期中国召回了所有驻外使节，只是留下了驻埃及大使黄华，往国外派常驻人员几乎停止。杨福昌这时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白天搞运动，晚上译稿子。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连带效应，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大批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重返联合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三世界的支持，也是中国多年来支持第三世界得到的回报。对这一点，身在阿拉伯第三世界国家工作多年的杨福昌，可谓体会最深。

中国外交日益活跃。1973年10月，已担任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的杨福昌被派往第三个常驻国家——也门，任使馆二秘。在卡拉奇转飞机时，他忽然从别人手中的英文报纸上瞥到一个醒目的大标题：中东爆发战争！他知道，1967年，阿拉伯人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吃了大亏，被以色列占去了许多土地，显然这回是阿拉伯人为恢复自尊，收复失地而战。在也门，杨福昌亲历了这次战争后的一个重大事件——“石油危机”。此事件给世界带来了抹不掉的记忆，因为缺少石油动力，欧洲一些国家的街头出现了以马拉车代替汽车的罕见现象，整个地球的运转似乎都变得缓慢了。他看到，阿拉伯人如何以石油为武器展开国际斗争，并从中加强了团结。

中国和也门是在1956年建立外交关系的，那时也门还是王室时期。中国一贯奉行的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在也门得到充分体现，所以也门1962年废王室建共和后，两国仍保持着良好关系。也门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所以中也在发展政治关系的同时，经济合作自然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杨福昌在使馆负责研究室工作，经济方面的调研也是重点之一。

1961年，中国帮助修建的一条柏油公路成为中也友好的象征。这条路从首都萨那通往沿海城市荷台达，全长240多公里。而在这之前，曾有外国公司考察后认为这里山势险峻，不具备修路的条件。而中国人却修了。此路将首都与沿海连在一起，方便了交通，对也门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中国还帮助也门建了一所技术学院，为也门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杨福昌一到也门就感受到也门人的友好，其中包含着对中国的深深感激，认为中国人确实为他们办实事，修公路，建学校，办医院，建纺织厂，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最急需的。

帮助也门搞经济建设，中国援外人员付出了巨大代价——人的生命。修建第一条公路时，一位叫张其弦的工程师因公逝世后，埋葬其遗体的小山头被称作张工墓。今日在张工墓已埋葬了多位在也门逝世的中国人。杨福昌在也门工作期间，公路组的一位阿文翻译不幸逝世，引起他很大悲痛。

杨福昌在也门的七年，国内经历了批林批孔、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当他1980年回国时，改革开放时代已经到来，他也已48岁，步入中年。

三、两任大使

杨福昌于1982年被任命为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两年后，他又被派往阿拉伯地区工作。他的第四个常驻国家是国土虽很小却有着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海湾国家科威特。时值1984年，他的职务是大使。由此，他在外交部成为阿拉伯语出身的第一位大使。

科威特是我国当时承包项目最多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住宅建设，包括港湾、中建、中土公司等中国大建筑公司都有不少技术人员和工人在这里工作。杨福昌在科时，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已开始四年，他赶上一半。当时科威特鲜明地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朗，并向前者提供援助。海湾国家天气炎热，经常是摄氏四五十度高温。阿拉伯人喜欢大海和沙漠。有钱的科威特人喜欢买游艇到海上玩，但再有钱的阿拉伯人，每年也要在沙漠里搭帐篷住上一段时间。在科威特工作期间，杨福昌与科方就科威特基金会向中国提供贷款、搞项目等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厦门国际机场、天津汽车厂等项目。这是海湾国家向我国提供的第一批贷款。

1997年，杨福昌从科威特回国后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1998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90年任副部长。这六年时间他主要在国内。这一期间发生了“海湾战争”，杨福昌曾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访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南斯拉夫，向这些国家介绍我国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了解对方的看法。中国和以色列在1992年1月建交，杨福昌于1991年12月密访以色列，为双方建交打下了基础。

1994年，杨福昌担任了第二个大使——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埃及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中处于最重要地位，因此多任大使都是副部长级，如陈家康、黄华、柴泽民等。杨福昌在任期间，中埃关系发展又进入新的阶段，他曾接待和安排了江泽民主席和穆巴拉克总统的互访，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也去了埃及。这期间，大使馆每年有几十次大的接待活动。

埃及有时与阿拉伯国家发生矛盾，但同中国没有任何矛盾。杨福昌在埃及常驻的后期，双方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中国帮助埃及搞一个苏伊士开发区，位置在苏伊士运河南端的入口处。这之前，埃及总理来华访问时对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经验很感兴趣，决定学习中国的做法。

埃及近年经济发展有所加快，达5%增长速度；但目前埃及人口增长率是2%，经济增长的速度必须比人口增长快2倍才能满足需要。埃及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也在搞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在埃及期间，杨福昌曾多次演讲、参加研讨会，向埃及人介绍引进外资的经验，包括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创造良好的硬环境软环境的重要，以及既自己赚钱还要让对方赚钱的经营思路。目前苏伊士开发区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参与此合作项目的是天津开发区，杨福昌一直在推动这项合作。但他总觉得进展不够快，双方的原因都有。

杨福昌，四十七年与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二十六年呼吸着阿拉伯国家的空气；他肩负着友好与合作的使命来到那里，与那方水土，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里有他数不清的朋友，他们记得他——一个中国外交官，一位友好使者！

杨福昌在外交学院担任院长期间，他在主持日常院务工作的同时，还给学生上课，有时用阿语为阿拉伯青年外交官讲课。在国外时间长，见多识广，杨福昌看国内的发展与问题更多些客观性，少些保守。谈到几十年外交官生涯，两任大使的经历，杨福昌认为，作为外交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对国家的忠诚，有了忠诚才能在各种国际场合，各种条件下维护国家利益，才能更好地动用各种才能，如外语才能，专业才能；什么叫维护国家利益？斗争是维护国家利益，合作也是维护国家利益。谈到外交官的风度，他说：当大使要有风度，但不仅仅是穿衣着装和外交礼仪，更重要的是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国际交往中的问题。

我与阿拉伯世界的半世纪情缘

12月4日，北京东交民巷，一处安静的公寓里，记者见到了前外交部副部长，中非友协会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领域资深外交家。

77岁的杨福昌。屋外寒风凛冽，室内温暖如春。简单的陈设，映衬出老人简约的生活品位。虽然年事已高，回忆起久远的往事，却依然条理清晰，分毫不差。

外贸学院首个埃及留学生

“最早我家住在老城里的关帝庙胡同，胡同很窄，骑自行车，两手一平伸，都能摸着两边的墙……”说起早年在家乡的生活，杨福昌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快乐。他告诉记者，他18岁进入天津的蛋品进出口公司工作，1954年，作为调干生考进了北京外贸学院学习外贸英语，1955年被派往埃及开罗大学留学，1961年毕业。1990年任外交副部长，1994年任中国驻埃及大使；1999年至2002年任外交学院院长。

在北京外贸学院仅读了一年就被选派出国留学，是该学校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同学们都为他高兴。杨福昌至今保存着他临走时与同学们的合影，而那本放照片的小影集，盛满了美好友情的回忆。

记者了解到，让杨福昌的命运发生重要转折的是万隆会议。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中国政府正努力谋求在亚非拉世界结交更多的朋友。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活跃着周恩来总理的身影。会场上是热情的握手，会场下是与各国代表进行双边合作的磋商。其中之一就是与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达成的中埃文化交流协议；双方同时决定在对方国家建立商务代表处。正是这个协议让杨福昌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派往埃及学习的留学生中的一位。与他同时派出的还有六人：其中有他外贸学院的同学顾中和，以及西北大学的一名教授。

对首次派留学生赴埃及学习，周恩来总理给予了很大重视，他曾两次接见他们。按部就班的学习生活，更多的是艰苦与平淡。曾学过一年多英语的杨福昌感到，比起阿拉伯语，不论是语法，书写，或是发音，英语都要容易学些，经过四年苦读，杨福昌在开罗大学文学院毕业。

青年外交官

1961年，29岁的杨福昌从开罗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从此他正式步入外交界，40多年里，他一直与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与阿拉伯国家结下的情谊就更深了。他曾常驻的国家有埃及、摩洛哥、也门、科威特；他因此深谙这片以伊斯兰教为信仰、充满传奇故事、却又带着连年战争硝烟的土地；人们称他为“阿拉伯通”；他的经历中充满了阿拉伯气息和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故事。

在四个常驻的国家中，他与埃及的情缘最深厚。因为他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而且是青年时代，又是第一次看到外部世界。那段时间，他目睹了埃及经历的政治动荡。包括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及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后来叙利亚发生政变又退出“阿联”的历史，阿联这个国家只存在了三年多时间，却在历史课本上留下了她的印记。

1962年，杨福昌离埃及到摩洛哥常驻。这个扼守大西洋入地中海门户的美丽国家，曾被古腓尼基商人称为“休养之地”，其风光魅力可略见一斑。好莱坞名片《卡萨布兰卡》的故事即以这里为背景。这个离欧洲最近的非洲国家，作为一个青年外交官，他从中深刻体会了作为外交官应有的素质和职责。1965年，33岁的杨福昌结束了第一阶段共达十年的阿拉伯经历，回到国内。

重回阿拉伯世界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日益活跃。1973年10月，已担任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的杨福昌被派往第三个常驻国家——也门，任使馆二秘。中国和也门是在1956年建立外交关系的，那时也门还是王室时期。中国一贯奉行的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在也门得到充分体现，所以也门1962年废王室建共和后，两国仍保持着良好关系。也门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所以中也在发展政治关系的同时，经济合作自然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杨福昌在使馆负责研究室工作，经济方面的调研也是重点之一。

1961年，中国帮助修建的一条柏油公路成为中也友好的象征。这条路从首都萨那通往沿海城市荷台达，全长240多公里。而在这之前，曾有外国公司考察后认为这里山势险峻，不具备修路的条件。而中国人却修了。此路将首都与沿海连在一起，方便了交通，对也门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中国还帮助也门建了一所技术学院，为也门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杨福昌一到也门就感受到也门人的友好，其中包含着对中国的深深感激，认为中国人确实为他们办实事，修公路，建学校，办医院，建纺织厂，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最急需的。

1984年，杨福昌又被派往阿拉伯地区的海湾国家科威特，担任大使职务，他也成为在外交部阿拉伯语出身的第一位大使。在科威特工作期间，杨福昌与科方就科威特基金会向中国提供贷款、搞项目等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厦门国际机场、天津汽车厂等项目。这是海湾国家向我国提供的第一批贷款。1994年，杨福昌担任了第二个大使——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埃及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中处于最重要地位，因此多任大使都是副部长级，如陈家康、黄华、柴泽民等。杨福昌在任期间，中埃关系发展又进入新的阶段，他曾接待和安排了江泽民主席和穆巴拉克总统的互访，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也去了埃及。这期间，大使馆每年有几十次大的接待活动。

杨福昌在埃及常驻的后期，双方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中国帮助埃及搞一个苏伊士开发区，位置在苏伊士运河南端的入口处。这之前，埃及总理来华访问时对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经验很感兴趣，决定学习中国的做法。在埃及期间，杨福昌曾多次演讲、参加研讨会，向埃及人介绍引进外资的经验，包括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创造良好的硬环境软环境的重要，以及既自己赚钱还要让对方赚钱的经营思路。

培养年轻外交人才

记者了解到，杨福昌在大使卸任后，曾在外交学院担任院长。他经常给学生上课，有时用阿语为阿拉伯青年外交官讲课。在国外时间长，见多识广，杨福昌看国内的发展与问题更多些客观性，少些保守。谈到几十年外交官生涯，两任大使的经历，杨福昌深有感触地说：“作为外交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对国家的忠诚，有了忠诚才能在各种国际场合，各种条件下维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