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珊（1909～1933），又名杨荫川。陕西蓝田人。1925年考入西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底返乡开展地下斗争。1930年初任中共蓝田特支书记。7月，出席在蓝田召开的共青团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被选为团省委委员。9月，领导发动了蓝桥农民武装暴动。不久被国民党蓝田县政府逮捕。10月，越狱逃出。11月初，作为陕西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天津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回陕后，先后任团省委委员，共青团西安市委(代行团省委职能)宣传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了西安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年底，被派往陕南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3月，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陕西省委遭受破坏后，只身前往川陕省委联系。8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被误杀。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杨珊，原名荫川，后改杨珊，亦作杨山。陕西蓝田人。1925年考入西安省立第一师范。时值国共合作，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在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影响下，杨的思想日趋革命，并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被推选为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后入陕西省（国民党）党务训练班学习，曾和陈以时等组织成立了一个叫“新党”的组织。党训班结业后，杨被分配到凤翔县任国民党县党部党务指导员。不久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追捕，被迫返回蓝田。

1930年2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屈光回蓝田恢复整顿中共组织，成立了中共蓝田特别支部，杨任书记。根据临时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决定，特支积极开展武装暴动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曾争取南山红枪会头目曾老三参加起义；杨还派出白耀亭、齐振国、赵启民等共产党员分头联络散驻在南山各地的红枪会。7月，杨被选为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9月8日组织发动蓝桥暴动。那天，在他和中共蓝田特支的领导下，野竹坪、白石河、南界牌等地的红枪会会员及群众达千余人，围攻驻蓝桥街的刘汉三一个营，歼敌百余名。10月，杨被捕入狱，11月出狱调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曾随中共陕西代表团赴天津，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1931年春回陕后，任共青团西安市委(代行团省委职能)委员、秘书处主任兼宣传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了西安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为解决活动经费不足，他说服家庭变卖了家中田产。在国民党特务几次搜捕的危急关头，他沉着应付，保护了机关的安全。

1932年，持续三年大旱的关中，农民生计日艰。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已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的杨珊和交通员李志安到白水县布置抗粮抗捐斗争，同时发展中共组织。5月中旬，白水县爆发了万余农民参加的“交农”运动，迫使县府豁免了1930年到1931年的尾欠粮款，撤回了下乡催粮的催粮委员。9月，白水县刘家卓中共支部成立。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入陕。中共陕西省委为加强陕南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遂派出一批干部到陕南开展工作。杨被派往汉中，于同年12月任中共陕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翌年3月任特委书记。特委对汉中所有共产党员进行考核，合格者编入各支部，并建立起支部生活制度；设立两个固定巡视员，分别负责西路宁（强）褒（城）勉（县）和东路城（固）洋（县）西（乡），专门考察和指导各县中共组织的工作。还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到留坝铁厂、南山窑矿等地开展工人运动；成立互济会，以募捐慰问东北义勇军为名募集衣物药品；秘密从杨虎城部三十八军警卫团中搞出枪支弹药，运往红二十九军和川陕苏区；在三十八军警卫团电讯处设立秘密情报点，沟通川陕苏区和西安等地的通讯、交通联络，建立了红色交通线，由余晴初、武志平等负责陕南与川北的联系，输送武器、弹药和人员。

其间，杨和共青团陕西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特派员商议决定：划定城固、洋县两县交界的南区和洋县的西区、城固的西北区为三个游击中心，组成三个游击队，为建立城（固）洋（县）西（乡）、城（固）南（郑）褒（城）等革命根据地打基础。这个计划得到中共陕西省委的同意，陕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迅速发展。特别是杨维三、张明远领导的第三游击大队，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由几十人发展到170余人，并组织起近800人的赤卫总队，活动区域纵横百余里。

1933年4月1日，西乡马儿岩事件发生。原收编的“神团”头子张正万率部突袭红二十九军开会的会场，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等许多红军干部惨遭杀害，或遭追捕，陕南革命面临危机。7月下旬，中共陕南特委因陕西省委遭敌破坏而与上级联系中断，杨先后派出两批同志到中共川陕省委请示工作，亦下落不明。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杨决定亲自入川。8月，当他干辛万苦找到中共川陕省委时，却被张国焘软禁起来。他反复向张陈述陕南中共组织的情况，并再三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张国焘仍以“奸细”罪名将其杀害(一说杨珊被错杀的时间是1933年底或1934年初)。

解放后，在蓝田召开万人大会，追认杨珊为革命烈士。

自古以来，蓝田不仅以盛产美玉著称，而且地理位置重要，扼川、陕、甘、鄂的交通咽喉。位于城东南的武关隘口，历来是兵家相争和商队出没之地。在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冯部留守关中的刘郁芬部为了扼守武关，委任地痞刘汉三为营长，驻在武关附近的蓝桥街上，招兵买马。当时正值关中三年大旱，民不聊生，刘汉三却大肆派粮派款，抢劫奸淫，广大百姓忍无可忍，组织起红枪会，备有土枪、土炮、长矛、大刀，武装斗争一触即发。

1930年6月的一天，新上任的中共蓝田特支书记杨珊和白耀亭、林之屏等人，来到南山深处一个红枪会头目曾老三家里。杨珊对曾老三说：“现在正是中原大战，陕西的兵都被调到前线去了，谁还顾得上你蓝桥这个小地方?你起兵，占住山头，他县长即使想管，也不敢上报，只怕上面还会说他官逼民反，扰乱后方，要问他的罪哩!”一番话说得曾老三连连点头。杨珊立即决定由白耀亭、齐振国、赵启民等共产党员在南山联络各地红枪会，准备暴动。

不久，杨珊在县南关小学主持召开特支党员大会，对暴动作了具体部署：暴动前夜，由野竹坪、白石河、南界牌等地的红枪会员及群众，共1000余人，兵分3路，埋伏在蓝桥街东、西、北三面山坡上，次日清晨，由曾老三鸣炮为号，发动攻击。

暴动按计划顺利进行。刘汉三的部队除部分逃走外，其余100多人全部被歼。祸害百姓的刘汉三被根除，群众扬眉吐气。事实证实了杨珊的预言，国民党的县长不仅不敢镇压，反而派人来蓝桥讲和。

蓝桥暴动2个月后，杨珊被捕了。在审讯时，敌人指着他乔装农民时穿的一件衣裳，问：“你这衣裳是哪里来的?”“请问省上要的是我这个人，还是这身衣裳?”杨珊反问一句，接着，他不慌不忙地说，“如果省上要的是这身衣裳，我就脱给你；如果要的是我这个人，你打听衣裳干什么?!”

恼怒的敌人打出了最后的王牌——从杨珊书柜中搜出的进步书刊。

“这是放在我书柜里的，”杨珊镇定地回答，“但这不是我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去商州时存放在我这儿的。他叫XXX，不信你可以问他。”

他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一个人名。这是全国闻名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敌人面面相觑。杨珊笑了。

戴着手铐脚镣的杨珊被押出伪县政府的大门，县城的老百姓围了上来，想看看这个发动蓝桥暴动的共产党员长的是什么样子。当他们看到杨珊时，不禁叹息。一个老大娘说：“咳，娃呀，年轻轻的弄成这样子可咋好!”

杨珊停下来，望着她，微微一笑：“嬷嬷，我这样不是挺好吗?人家把银镯子戴在手上，咱戴在脚上!”

这是杨珊留给故乡的一段幽默。

1930年冬，杨虎城率部入陕，释放政治犯。杨珊获释。

杨珊获释不久，就被调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他和爱人贾玉秀住在省委机关所在地——西安东县门的周家花园。杨珊的对外身分是早慈巷小学的教师，人称“杨先生”。

温文尔雅的杨先生，在当时地下党的活动中是个重要角色。他曾代表团省委，参加了1930年12月的临时省委会议。他曾与省委负责人杜衡、王芾南等人前去天津参加中共北方局会议，返时带回了中央有关清算“立三路线”的文件，出席省委第四、第五次全体会议。他负责省委机关日常工作，担任交通和掩护，并让妻子也承担了为党传递文件的任务。为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变卖了家中的田产物品。在“白色恐怖”中，杨珊表现出过人的斗争艺术。在几次遇到敌人搜捕的紧要关头，他都沉着应付，保全了省委机关和同志。193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

这一年，持续3年的旱灾继续在关中蔓延，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3月，根据省委分工，负责渭北五县工作的杨珊和省委交通李志安一起，来到灾情比较严重的白水。他将李志安安插在财政局开展工作，并召开党员会议，布置了抗粮抗款斗争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后经李志安、任志豪等人的多方努力，5月中旬，白水爆发了一万多农民参加的“交农”运动，迫使县政府豁免了1930年至第二年的尾欠粮、款，撤回了下乡的催粮委员。在杨珊亲自领导下，白水的党组织也得以建立。同年9月，白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刘家卓支总部正式成立。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西征进入陕西，陕南出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为了抓住时机扩大成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一批干部到陕南开展工作。杨珊奉命前往汉中。

杨珊于1933年1月来到汉中，担任中共陕南特委组织委员。2月，担任陕南特委书记。

当时，红四方面军攻下南江、通江、巴中地区，中共川陕省委和省工农民主政府相继成立；在陕西西乡，红二十九军宣告成立。

杨珊和陕南特委面临的任务是：配合红二十九军在陕南开拓出一片与川陕苏区相呼应的革命根据地。

杨珊首先从健全发展党的组织做起。他领导特委对汉中所有党员进行了一次政治和组织考核，合格者统统编入特委各支部内，并建立了支部生活制度。接着，又设立了两个固定的巡视员，一个负责西路宁（强）褒（城）勉（县），一个负责东路城（固）洋（县）西（乡），专门考察和指导各县党组织的工作，传达特委指示。到1933年3月，陕南地区已有党员530余人，为后来革命斗争积蓄了力量。

接着，特委专门起草了有关职工、妇女、青年、宣传、士兵等各项工作的草案，规划、领导各支部和党员、积极分子，开展各种活动，取得显著成绩。

特委组织部开设3期干部训练班，向党员讲授党的政治组织政策，并派遣一批党员前往留坝铁厂、南山窑矿等地开展工运。先后成立的汉中教职员联合会和汉中左翼教职员联盟，由张德生、陈锦章等负责，在教师和中小学生中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

特委秘书处和宣传部翻印了大批进步书刊和党中央文件，出版《南针》和《陕南红旗》，发往各地。

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南办事处。它的公开名称为互济会，会址设在国民党县长私宅。它利用共产党员余晴初与县长的翁婿关系，暗地里从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和第十七路军警卫团中搞一些弹药枪支，又以募捐慰问东北义勇军为名募集衣物药品，秘密运往红二十九军和川陕苏区。

设在第十七路军警卫团电讯处的秘密情报点开始活动。该点通过电台收听红四方面军的秘密讯号，译成电文，转送特委。

建立三条红色交通线。它是连接川陕苏区和陕西地区的3座秘密桥甄，由党中央派武志平、特委派余晴初等同志负责具体工作；其中，武志平负责的正南路最为有名，它由汉中经天池寺、西河口、南马山、碑坝一线到达川北，成为陕西和川北互相输送武器、人员的主要干线。

1933年2月的一天，杨珊和团陕西省委负责军委工作的特派员刘明达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决定：划定城（固）洋（县）两县交界的南区、洋县的西区、城固的西北区为3个游击中心，根据3个中心现有的人员装备情况，组成3个游击中队，为建立城（固）洋（县）西（乡）、城（固）南（郑）褒（城）等4个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至此，杨珊对陕南武装斗争的整体规划趋于明确。这个规划得到了省委的同意。不久，杨维三、蔡青等人被任命为3个游击中心的指挥员，开始活动。

在陕南特委和杨珊的领导下，陕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发展很快。杨维三领导的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朱桂馨领导的第四游击大队、胡哲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陈汉领导的中梁游击队先后成立。其中，第三游击大队的发展最快，影响也最大。它的活动区域西至略阳云雾寺、灶篱坝，北至留南江口，东至洋县铁河、华阳，南至褒城、高台寺，纵横百余里；在不到5个多月的时间里，人员就由不足百人发展到170余人，并组织起近800人的赤卫总队。1933年10月，第三游击大队正式建立起南城褒边区革命委员会，并决定改编第三游击大队为红二十九军第三独立团。

1933年4月1日，马儿岩事变发生，陈浅伦、李艮等红二十九军领导人被杀害。敌人封锁了川陕边区，疯狂追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陕南革命面临危机。杨珊一面派人前往红四方面军和省委请求指示，一面积极筹备第三游击大队的重建。不久，由于杜衡叛变，中共陕西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陕南特委与上级的联系也中断了。陕南革命在逆境中如何坚持？党中央有何新的指示？杨珊日夜焦虑。派往川北请示工作的两批同志都下落不明，杨珊便毅然决定亲自入川，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汇报。

1933年7月的一天，杨珊装扮成纸贩，戴斗笠，穿麻鞋，挑着担子过了汉江，来到川陕苏区。不料，杨珊竟成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者。原川陕省苏维埃保卫局的手枪队员还记得，那一年秋天，一个陕南来的年青人，被“保护”着住在通江县城的一个小院里，他爱笑，爱唱几句秦腔，还教一位小队员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杨珊……大概是在1933年6月……来到川陕省委的……他来的时间不长，软禁的时间也不长，大概是七、八月里就被杀害，执行人是保卫队员……

“杨珊同志在被软禁和审讯时的表现是好的，虽然是张国焘审讯谈话，但次数不多，杨珊同志始终表现坦然，总是陈述陕西党如何组织发动群众及对敌斗争经验，并请张国焘给予帮助指导，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纯洁品德。在临行刑时他明确表示他是清白的，他是被冤枉的，请张国焘考虑......”

这是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总局秘书长寇庆延1986年写给陕西省民政厅的一封回信。

杨珊含冤而去。多年以后，历史又还他以清白——一位赤诚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杨珊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