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伊（1850年—1909年），字莘伯，江苏常熟人。清代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

其在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又上了一道500字左右的奏折，弹劾康有为等莠言乱政，将拟任用访华的伊藤博文为顾问，篡夺清朝江山，进而请求慈禧“训政”。

关于这份奏折的出笼，人们显然怀疑它是太后党的一个阴谋。据史载：杨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传达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为训政之事可谓不遗余力。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

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们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让奕劻带着奉折直接赴颐和园上奏。

杨崇伊上奏经过，（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并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的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是有作证资格的。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