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电影《杜鹃山》，1974年由同名舞台剧搬上银幕，
北京京剧团演出，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导演
谢铁骊，
杨春霞、马永安、
李咏、
刘桂欣等主演。
在秋收起义的巨大影响下，湘赣边界杜鹃山，有一支
农民自卫军揭竿而起，三起三落，濒于覆灭。农民自卫军领袖雷刚急盼找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找到出路。1928年春，共产党组织派柯湘前来与他们联系。柯湘途中被捕，农民自卫军在刑场上营救了她。柯湘担任了自卫军党代表，对把农民自卫军进行整训，用
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对部队进行改造。当雷刚误将
推车雇工田大江当作土豪欲加责打时，柯湘对他进行了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雷刚悔改了。田大江参了军。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扩大武装，发动群众，上山整训，得到蓬勃发展。地主武装头子毒蛇胆率部来犯，抓住了雷刚的
义母杜妈妈为“诱饵”，勾结叛徒温其久，准备将雷刚引诱下山，一举歼灭。柯湘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遵照上级指示，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转移出山，会合主力，粉碎来犯之敌。但雷刚复仇心切，中了叛徒温其久的挑唆。不听劝阻，莽撞下山，中敌埋伏，被捕入狱。在狱中母子相见，雷刚始明真相，悔恨交加。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柯湘沉着冷静，当机立断，命令李石坚带队守山，自己率领尖刀班，雨夜出奇兵，飞渡鹰愁涧，营救雷刚，力挽狂澜。在激战突围回山途中，田大江壮烈牺牲。山上，温其久趁柯湘尚未到来，借口转移，欲拔掉红旗，带队投敌。李石坚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柯湘回山，清除了叛徒。血的教训教育了雷刚，柯湘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农民武装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涓涓细流，汇人江海，自卫军会合红军主力，消灭了毒蛇胆，正式改编为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去与毛委员领导的红军主力会师。
本片是根据上个世纪60年代颇有影响的舞台剧改编而成的京剧舞台
艺术片。影片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为主线，通过一支农民队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证明了“
党指挥枪”革命原则的正确性。影片集中塑造了柯湘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善于斗争、
不怕牺牲的优良品质，同时也真实地刻画了雷刚这个普通农民投身革命的艰难历程。
杨春霞、马永安主演的《杜鹃山》，虽在所谓“八个样板戏”之后问世，但称得上是现代京剧中的一出“骨子老戏”。它诞生于1963年，最初由宁夏京剧团移植于同名评剧。
宁夏
京剧团远在西北，但主要演员出自北京（原总政京剧团），也是名角荟萃。1963年春天，该团赴东北巡演期间，观摩了沈阳评剧院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杜鹃山》，为其内容的传奇色彩所动，觉得更适于用京剧艺术表现。不久，由殷元和、孙秋田执导，
李鸣盛、
李丽芳主演，移植上演了《杜鹃山》。
同时，《杜鹃山》也引起
北京京剧团的兴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裘盛戎、
赵燕侠挂帅出征，隆重推出《杜鹃山》。“
四大须生”之一的京剧泰斗
马连良，在剧中配演“郑老万”一角，以绿叶扶红花，可见其阵容强大。
1964年，全国第一届京剧
现代戏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两个《杜鹃山》一起参加，双双引起轰动。相比之下，有过军旅历练的
李鸣盛、
李丽芳，演出带来一股刚劲朴实之风，似乎更得好评，裘盛戎就由衷称赞李鸣盛比他演得棒许多。
周恩来总理观看了
宁夏京剧团的演出，给予高度评价。会演结束不久，文化部指示
长春电影制片厂派员赴宁夏，将《杜鹃山》搬上银幕。经过一番紧张排练，剧组赶往
长春，但途经
北京时，由于江青急调
李丽芳到上海主演《海港的早晨》（后改名《海港》），文化部通知“暂缓拍摄”。
1968年左右，
北京京剧团《
沙家浜》的编剧
汪曾祺接到指令：脱离原话剧改编《杜鹃山》，由此出现了一个《杜撰山》，后觉不妥又改名《杜泉山》。
《杜泉山》仍由
裘盛戎主演，他精心设计了主要唱段，遗憾的是这一稿未获通过，裘盛戎自此失去登台的机会，不久饮恨去世。
恰在这一期间，上海的
王树元（原话剧编剧）、
黎中城（后任
上海京剧院院长）也在改编《杜泉山》。于是，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京沪合作，成立了由王树元、黎中城、汪曾祺、杨毓敏4人组成的创作组，在汪曾祺的《杜泉山》上加工整理。我那里是中学生，在国庆汇演一类戏剧广告里，就见过《杜泉山》。
1971年5月一个周末，上海京剧团的
杨春霞演完《海港》回家吃饭，突然接到团里“星期一立即去北京报到”的电话，并嘱她作好长期离开上海的准备。当杨春霞登上飞机时，时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的于会泳（后任文化部部长）已在机舱，告知她被确定为《杜鹃山》柯湘的主演。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杜鹃山》的改编和演出，常安排《杜鹃山》招待外宾。记得，曾从报纸上看过《杜鹃山》远赴
阿尔及利亚访问演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