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任仁 （1886年——1968年） 字重毅，广西临桂人，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入私塾。14岁在中药店学徒。16岁入桂林学馆就读。两年后，考中秀才。1905年回乡创办会仙小学堂。1907年入桂林优级师范预科。次年升入本科习理化。

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在桂林、平乐、会仙、天塘等地任小学、中学教员、校长，桂林法政专科学堂和第二师范教员、代理校长等，并从事革命活动。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委任为桂林县党部负责人之一。1931年6月，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34年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1935年再次出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

同年11月，被选为第五届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

1937年10月，任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委员，聘请胡愈之、李四光、梁漱溟、千家驹等担任建设委员会研究员，出版《建设研究》。后任广西临时参议会第一届议长。

1939年5月，任广西省政府委员。

1940年5月，当选为广西宪政协进会会长。

1942年9月，任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

1944年10月，任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三届议长。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1949年7月，赴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西省副省长。

1958年后，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8年8月18日逝世。终年82岁。

李任仁青年时代就矢志教育。在家乡，他反对旧学，办新学，曾任过教员、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并于1931年出任了广西省政府教育厅长。为改变当时广西的教育落后局面，振兴广西教育，他致力于教育改革，延揽了一批民主进步人士到教育厅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教育的行政组织和教育方针的改革，制定了《广西教育改革方案》、《十二条教育施政纲领》等条例；编辑出版了《教育论坛》；介绍苏联教育。他撰文发表相关教育改革文章，指引广西教育发展新方向，使广西教育出现了新局面。

李任仁在教育厅长任内，着力办了两件事。一是基于广西普及教育和社会教育落后现状，努力增加普教经费，举办民众学校，重点抓了这方面工作。1932年，省教育厅颁布了《广西省普及民众教育馆办法大纲》，全省各县纷纷成立民众教育馆。在各县民众教育馆内设图书室、读报室、识字台、医务室、展览馆、托儿所等机构，供民众阅读学习。此外还创立了广西省第二图书馆和广西省博物馆，很受民众欢迎。二是在桂林雁山创办了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这是李任仁倡导教育改革的一个成功实践。为改造和发展广西乡村教育，李任仁认为非重新培养一批适合于办乡村教育的新型人才不可。为此，1932年他向省政府提议创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广西师专），得到批准。于是他积极筹办，聘请著名进步教育家杨东莼任首任校长，一批进步的著名学者教授也到校任教，如邓初民、薛暮桥、陈望道、马哲民、夏征农、胡伊默等，其中也不乏共产党员。他坚决支持杨东莼校长的办学方针、教育内容与方法，如实行教育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方针，教学内容突出新颖包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革命文学等，提倡自由讨论研究、开展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等，使广大学生思想面貌焕然一新，追求进步、追求真理，把广西师专办成了一所新型进步的学校。在其存在的五年内，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为此，李任仁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攻击，说他“赤化广西”。1933年8月，他被迫辞去教育厅长职务，杨东莼和一些进步教师也相继被迫离任。李任仁辞职后，仍心系广西师专，利用自己的声望影响力，成功举荐著名进步学者和好友陈此生担任广西师专教务主任，主持教学工作。陈此生则通过关系，又聘请了一批著名进步学者教授先后到校任教，把进步的教育事业继续推进，直到1937年秋广西师专结束并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李任仁曾愤慨地说：“厅长可以不干，但教育要改革，人才要培养，从事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行动，我是坚决不会放弃的。”可见，李任仁执着教育事业，坚持进步，重气节薄名位的道德风范。他不愧为广西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为广西教育做出过贡献的人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向中国进行大规模侵略，侵占我国东北，民族危机、国难当头。此时的李任仁忧国忧民，为团结抗战救国图存呼吁奔走。他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李任仁与冯玉祥、李烈钧等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联合提出救亡方针提案，呼吁蒋介石团结各方面抗日力量共同对敌。1936年5月，广西的李任仁、陈此生、陈劭生参加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与沈钧儒、胡愈之等共商救国大事。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李任仁努力劝说李宗仁、白崇禧及蒋介石，避免内战团结抗日。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李任仁主张和平解决，力促李宗仁、白崇禧致电周恩来，赞同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937年7月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云逸代表中共来到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联合抗日事宜，李任仁亦参加了会谈。张云逸专程到临桂县会仙乡塘边村拜访李任仁，两人就时局和抗日问题交换意见，李任仁对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表拥护和支持。

抗战期间，李任仁不仅坚持团结抗战，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民主运动，而且是抗战进步文化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为桂林成为全国著名抗战文化城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0月，集政治性和学术性为一体的组织——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了，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李任仁、陈劭先、黄同仇为常委。实际上，广西建设研究会日常会务和对外活动大多由李任仁、陈劭先主持和决定。当时桂林是抗战后方，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撤离到桂林。李任仁、陈劭先利用建设研究会这个平台，广泛联系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他们不仅热情接待来桂的进步文化人士，而且还给予关照，先后安排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担任建设研究会会员，建设研究会成为了进步文化人士来往聚会的活动场所。建设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建设研究》和《时论分析》，刊登了许多民主进步言论的文章，成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在李任仁和陈劭先的主持下，广西建设研究会事实上成了凝聚抗战进步文化力量，在桂林开展抗日民主活动的一个文化阵地。1938年10月，中共领导的《救亡日报》由广州迁往桂林，李任仁为《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复刊给予了积极支持和帮助。如：争取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对《救亡日报》复刊的支持，慷慨解囊资助该报副刊《十日文萃》出版，还与田汉、马君武、白鹏飞等十余人发起为《救亡日报》筹集资金的活动，积极为《救亡日报》撰写专论和文章。1939年为在广西发展抗日进步文化，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来到桂林与李任仁见面，他倡议创办文化供应社，得到了李任仁鼎力相助。李任仁以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名义与抗日救国会（以沈钧儒为代表）合股（私人出资）创办了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李任仁当选董事长，胡愈之担任编辑部主任，聘请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为工作骨干。文化供应社成立后，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成为当时西南后方进步文化书籍的重要供应基地。1939年10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广西分会成立，李任仁当选分会会长。此后，他在中苏文化交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加强中苏友谊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1939年9月，为抵制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宪政，经中共和各党派民主人士提议，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要求国民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为此，1940年2月，延安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消息传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李任仁深受鼓舞。他积极联系部分参议员和进步民主人士，经过酝酿，共同发起成立广西宪政协进会并发表宣言，李任仁被推选为会长，《新华日报》、《广西日报》进行了报道。广西宪政协进会的成立与延安宪政促进会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引起了重庆国民党中央的惊恐，立即致电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命令取缔广西宪政协进会的活动。

李任仁坚定支持文化进步事业，还体现在他对来桂的进步文化人士热情的接待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上。特别是当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处于困境时，他都是挺身而出，千方百计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关照和解难，无不体现了他情深义重的为人品质。如：“皖南事变”后，帮助李克农、邹韬奋、夏衍等同志安全撤离桂林，安排何香凝住在自己桂林龙珠路的家中，驳斥攻击千家驹是共产党员的言论，想方设法营救了一些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爱国青年和中共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任仁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挑起内战，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之中。1945年10月中旬，在李任仁龙珠路的家中，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万仲文、陈良佐、黄中廑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签名发起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会议主张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促进反蒋胜利，并内定李济深为会长，先在两广发展组织，然后再扩大到全国。1946年3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成立，公推李济深为主席。次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香港联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并于1948年1月1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当选为主席。李任仁当选中央委员（保密未公开），因在广西未能出席大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同蒋介石把持下的国民党进行了彻底公开的决裂，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加速分化，更加孤立了蒋介石反动集团，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早日实现真正的和平，提出了在八项条件基础上，同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李任仁拥护和响应中共的主张，不畏危险利用他与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交，多次劝说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中共的主张，和平解放广西。他还策动桂系高级军政人员并领衔签名上书李宗仁，劝其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在李宗仁、白崇禧召开的讨论时局会议上，李任仁又挺身而出，对主战派的种种言论予以严正驳斥。此外，李任仁与中共地下党员有着密切联系。中共桂林地下党员李文澜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通过与李任仁大儿子李达蹊的同学关系，同李任仁取得联系，收集国民党桂系的军政情报。在1948年至1949年期间，李任仁为中共桂林地下党组织提供了不少桂系重要军政情报，为加速解放广西发挥了作用。1949年7月，李任仁作为民革代表，在中共的帮助和安排下秘密离桂赴穗、转香港、抵东北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共商国是，参与《共同纲领》的制定。李任仁在政协会议上作了发言，为了促进广西尽快解放，他在发言中号召桂系军政人员认清形势起义投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发言。由于李任仁在桂系军政人员中德高望重，号召很快引起反响，桂北桂中地区滇黔桂边区桂系高级将领，先后率部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减少了广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后来他们谈到起义抉择时说:“我们起义投诚，首先是全国解放形势所使然，又是听了李任仁先生在全国政协发言的广播，还听说他当了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们才放下了心的”。李任仁对争取桂系人员的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李任仁同志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团结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长期与我党合作，坚持与国民党顽固分子作斗争，是国民党真正的左派进步人士，是广西进步民主派的代表，在区外、港澳和海外也享有声望，对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李任仁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心民主党派工作，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诚诚恳恳地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著名学者千家驹后来在《缅怀李重毅先生》一文中深情的说：“凡是到过广西的进步朋友，没有一个不认识重毅先生，没有一个不得到他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