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偰（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9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为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对南京明城墙的保护作出重要贡献。

朱偰，男，字伯商，1907年4月15日出生，浙江海盐人，著名财经专家、国学大师、文物保护专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北京大学政治学本科毕业，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审，民国政府财政部秘书，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解放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

朱偰出身于浙江海盐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长子。朱偰自幼受庭训，精研文史，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1919年入北京第四中学学德文，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入本科读政治，以史学为辅科，1929年毕业赴德国入柏林大学攻经济，兼修历史、哲学。

193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审，年方25岁，讲授财政学、世界经济、经济名著选读等课。次年任系主任，增聘武育干、厉德寅、余精一、雍家源、刘南溟任教。对当时我国废银元实行纸币制、反洋货倾销、关税自主问题等做专题讲座，在各大报刊发表论文，从此名声鹊起，并使中大经济系大负时誉。

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后，应财政当局之请草拟战时财政计划，提出以租税支持公债，公债保证通货，防止通货膨胀，以筹措战费。

1938年12月4日在重庆的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演说，力主维持法币，稳定汇价，以安定金融，加强抗战力量。财政部长孔祥熙会后即派员邀聘他为财政部兼任秘书，在部务会议上他再三申述增加税收稳定货币的建议，但当局对他提出的提高所得税率、举办战时利得税、试办遗产税、奖励反走私等措施均未采纳。三年后，他辞职改任新设的专卖事业司司长，抗战胜利后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4年6月后被任为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

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湾毅然返回南京，几天后刘伯承和陈毅特设宴招待。朱偰回中大经济学任教授，不久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的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他仍被任命为系主任，但江苏省不放，任命他为省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兼负省国画院筹建任务。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拆毁南京明城墙的过程中，朱偰先生挺身而出。在奔赴现场察看后，他向政府提出意见，加以制止。此后又四处奔走，联合各界发出呼吁，以阻止拆城风潮；接着又撰写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对主持拆毁明城墙的有关部门提出批评，还电告国家文化部，请求制止南京的拆城风潮。

朱偰先生的勇敢举动，终于阻止了南京的拆墙风潮，才得以有中华门瓮城和石头城的巍然屹立至今。

这位经济学家，这么解释自己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

“反右”运动时被划为“右派”，撤销职务，后下放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其后又调到南京图书馆工作，具体工作为编辑马列主义专题目录；在被批判时，他自称”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完全是士大夫阶级的教育，自以为书香门第，诗礼传家。凡此种种，都造成我思想中封建思想的毒素，也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根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二根源。1929年我到德国去留学，所学的是财政经济；所接触的学者，完全是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一些人物……他们的共同主张，是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作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这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三根源“。

1961年，摘 “右派”帽后任江苏图书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朱偰一生中的最后十年，虽在政治上屡受贬屈，但他治学态度的严谨仍一如当年。他对金陵古迹的热爱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也丝毫不减，继续着他酷爱的中外历史和南京明故宫遗址的研究，撰写了一批极有价值的研究性文章和精心绘制的南京古迹图。遗憾的是，未等发表，“文革”浩劫开始了，他费尽心血的学术成果在这场动乱中荡然无存了。

1966年八九月间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抢光，瓷器全被砸光，存书被焚烧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竟被疑为“国民党特务”，而惨遭毒打；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开朱偰的批斗会，要他交代反党罪行。他在交代时却将刘伯承、陈毅接见他的情况说了。他的本意是说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他并没有说反党。但造反派却阻止他说下去，认为他说这些是涂脂抹粉，美化自己。之后，朱偰被隔离审查，要他在一间很小的阅报室写书面交待。之后造反派发现他写的却是回忆录，即没收了；第二次他仍然写回忆录，又被没收；第三次他写的还是回忆录；等到第四次，他顶不住无情的风雨，选择了自杀。

1968年7月15日早晨，人们发现朱偰在南京图书馆大门口水泥地上仰面躺着，没有请法医鉴定，就被草草火化。他死前写好遗书：“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文革”结束后，至1978年11月，朱偰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后葬于南郊花神庙中国公墓（2002年迁于功德园）。

在追悼朱偰的吊唁仪式上，他生前好友刘海粟送来一副挽联：“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定论，经济文章照千秋。”这当是对朱偰一生最恰当的评价。

在江苏作协主席艾煊在“帽子和城墙”一文中说：“朱偰的那一顶难受的紧箍帽子，为南京人换回了一座中华门。因此有人建议，南京人是否可用社会集资，在中华门城堡上为朱偰立一塑像。”

朱偰先生是文化名人，有极深的国学修养，1926年8月，朱偰写了一论、再论《五言诗起源问题》刊于《东方杂志》，1930年写成50万言的《日本侵略满之研究》一书是国内研究东北问题的第一本专著。

其译作有《漪溟湖》《燕语》等；小说有《泡影》《怅望》《流到人间去的红叶》等。他的文学作品（诗歌以外）有41篇（册），游记71篇，经济论文62篇，金融货币论文49篇，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留德学志》《国闻周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财政评论》《经济周报》《外交评论》《财政学报》《申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则多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和《理论学习》上。《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

解放后期间著有《南京的名胜古迹》《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对侵略斗争史略》《郑和》《玄奘西游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元大都宫殿图考》《玄藏西游记 》《郑成功——明末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江浙海塘建筑史》《苏州的名胜古迹》《南京的名胜古迹》《昔日京华：三种》《漂泊西南天地间（现代名人游记精选）》。

朱偰这位天资聪慧、才学过人的留洋博士，从踏上南京这片土地后，就把业余时间投入到南京钟灵毓秀的山水和历史中。

朱偰对南京的评价深刻而饱含热忱，在比较中国长安、洛阳、金陵、北京四大古都之后，他说：“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南京的六朝陵墓、庙观里坊、明代宫阙和南京城墙等，都是他视野所遍及的范围，并经测绘、考证、编撰出版了一批有关专著。在当时的中央大学授课之余，对南京的名胜古迹进行研究，亲自摄影和测量。在此基础上，着手编写《金陵古迹图考》，并在1000余幅画片中，精选320幅，另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图一考，文图并茂。接着又写成《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等专著。其中《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金陵古迹图考》二部专著，是图文并茂、一图一考、系统介绍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第一部著作。

可以想象当年南京在建设“新首都”的旗帜下，很多人都不把文物古迹当回事，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朱偰虽然是留洋的新派人物，又是学经济出身，骨子里却还有点陈旧，除了喜欢写旧体诗，对南京历史遗迹遭遇的野蛮毁坏，心痛不已哭喊无门。考虑到后人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遗迹，朱偰只好背着一架德国造的相机，到处实地考察，拍照留存。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共拍摄二千多张照片，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老南京照片，有许多都是从这些照片中选出来的。

朱偰的书籍出版后，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传播，还迅速传播到了陕北解放区。1951年9月22日，南京市人民委员会派人约请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朱偰，说是刘伯承和陈毅将军想见一见先生。第二天，当朱偰践约前往时，刘伯承将军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他说：“昔日在延安读你书（指朱偰著《金陵古迹图考》）时，很想与作者一见。可那时我在解放区，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今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之后，刘、陈二将军又约请朱偰先生赴清凉山观石头城，前往凤凰台吊瓦官寺遗址及阮籍衣冠冢，不久后又一同参观了南唐二陵。他在文物保护方面作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其中包括拨款重修了六朝陵墓石刻，呼吁保护南京明城墙，延缓了五十年代的南京大规模拆城行为。

那是1956年8月，正在家休息的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偰，突然接到了有许多人在南门拆毁古城墙的紧急报告，说若不再制止，中华门城堡也就很快要被毁灭了。仿佛是去救火，他立即冒着酷暑，赶到了中华门的毁墙现场。随后，他又乘车沿着古城墙根走了一圈，见石头山鬼脸城以北的一段城墙已拆得面目全非，太平门到覆舟山一线的城墙也正大动干戈，他痛心得连连跺脚！时存的南京城墙，是朱元璋于明初征发20万工匠、夫役花了20年的时间修造而成的，堪称世界第一大城墙。

为了保护这伟大的古代文明，他不顾个人安危，去冒犯当时南京市的一把手柯庆施，提出了赶快下令停止这种愚蠢的毁城暴行的紧急建议。与此同时，他还为电台写了广播讲话，又四处奔走呼吁，联合社会各界来制止这一人为的灾难。毁城的恶行终于暂时被制止住了，但始料不及的是，他抵制毁坏城墙的善举，到了第二年，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被撤消职务，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朱偰被打成“右派”之后，南京的拆古城墙之风就又一次肆虐，除中华门城堡外，几乎全墙覆没了。因此有人说，朱偰的一顶“右派”帽子，为南京人换得了一座中华门，并提议在巍然矗立的中华门城堡上为朱偰塑一尊像，以怀念他的护城之功和保护文物的牺牲精神……

我是1959年到南京上大学的，虽学的是历史，也曾在课余读过朱偰先生的《金陵古迹图考》，但并不知他为保护南京的古城墙所经受的磨难，更不知他后来流落到南京图书馆，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了。直到2002年6月，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他的女儿朱元春来向我“请教”时，我才知道他丰厚的遗作至今未得整理出版的机会。朱元春与我素不相识，她从代表名册上看我是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就找上门来诉说她的苦衷：我是学理工的，在北京工商大学任教，对文史一窍不通。祖父和父亲留下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的手稿，我想在退休之后把它们整理出版，还想写点纪念他们的文章，可是我不会写呀！您能帮帮我吗？……

会后，从朱元春副教授提供给我的一大撂资料中，方知她的祖父是近代大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朱希祖，藏书达25万册之巨。其藏书处称为“郦亭”，是因为他曾收藏一部珍贵的明人抄宋本郦道元的《水经注》。她的父亲朱偰也博学多才，从德国柏林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受聘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年仅25岁就当起了教授和系主任。他除了出版好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著作、论文外，还有《行云流水》《汗漫集》《匡庐记游》《入蜀记》等文学作品问世。

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受其父朱希祖的影响，自1932年起，在授课之余，对南京的名胜古迹进行考察研究，亲自摄影、测量，编写成了《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出版后在学界赢得了很高声誉。1951年9月22日，刘伯承、陈毅亲切约见了他。刘帅高兴地说：“昔日在延安读你的书时，很想与作者一见。今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随后，他陪刘、陈二帅兴致勃勃地登上清凉山，望莫愁湖，观石头城，继而又赴凤凰台吊瓦官寺遗址，再去参观南唐二陵……他怎会想到，到了1956年，南京在设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同时，竟成立了一个拆城委员会，不仅使南京的古城墙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且也致使他陷入了灭顶之灾呢？他在含恨而去时写下遗书说：“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朱偰先生的冤案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平反昭雪。在人们把古城保护看作与城市发展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今天，像朱偰先生这样一位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先驱者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广大读者是多么需要深入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