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1947年，入
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1951年，留
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冯友兰先生助手。1952年，转入
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任
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东方
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东方国际易学研究基金委员会主任；冯友兰研究会会长；
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
朱伯崑先生晚年致力于易学研究普及和培养易学人才的事业，致力于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复兴事业。先后创办了美芝灵国际易学研究院和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任院长。先生以其德性和智慧的魅力会聚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易学名家，共同讨论易学和中国哲学的问题，为易学研究的发展和易学传播作出贡献。在此期间，创办了《
国际易学研究》学刊，并主编《
易学基础教程》以及“易学智慧丛书”数十种。2004年，又主持成立了国际易学联合会，为首任会长。
朱伯崑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虽历经坎坷，然忧国忧民之心无时不在。先生认为个人的命运和国运密不可分，因此一直关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并为民族复兴深感自豪与骄傲。
朱伯崑于2007年5月3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因病医治无效，在
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
易学哲学史》四卷，其他学术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教授提纲》（先秦——两汉部分,1956年，连载于《
新建设》杂志）
《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主编，1977年，内部讲义，
铅印本）
朱伯崑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也是继
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北大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五十年代开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就表现出独立于教条主义式
意识形态的特点。1957年发表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文，即反思简单地套用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做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出了先生的学术洞见和勇气。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先生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工作主要以哲学史教学资料的整理和编辑为主。先后主编了《
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隋唐）、《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先秦——隋唐）、《中国哲学史资料长编》等，这为先生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革结束以后，重新编辑《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朱先生是统稿人。这些工作，为全国范围内的中国哲学史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用“民至如今受其赐”来形容，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先生自五十年代起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教学骨干，
教学活动持续了四十多年，主要开设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资料讲解”、“中国哲学史学史”、“中国
伦理学名著选读”、“
易学哲学史”等。朱先生是同时代学者中授课最多的教师之一，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心得。文革结束以后，急需摆脱僵化的教科书模式，朱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详细的中国哲学史讲授大纲。该大纲摆脱了旧的教条主义做法，突出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和特点，尤其注重历代理论思维的成绩。这个大纲虽然没有转化为一个系统的教科书，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讲授产生了重要而
实质性的影响。
朱伯崑先生是著名的易学家，易学哲学领域的奠基人，易学哲学研究大师。先生认为，在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
理论思维基本上是通过易学来锻炼的。因此研究中国哲学而不研究易学，就不能深入把握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特点。正是基于此种理解，朱先生举十年之力，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
易学哲学史》。该书系统地讨论了从先秦一直到清代易学哲学的发展，资料翔实，分析缜密，每一部分都不乏真知灼见，从中可见朱先生治学的深厚功力。该著作充分体现了北大学派
原始材料和
理论分析并重的特点，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哲学界不可多得的经典，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也是朱先生超越前辈学者之处。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贯通哲学和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哲学史研究轻视经学的缺点，并促进了哲学史研究对经学的关注。朱先生认为，不研究经学，哲学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下去。由于易学的特殊性，先生治《易》十分重视义理和占筮的分别，自觉继承
孔子“观其德义”及“不占而已矣”的精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占筮活动。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在国内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巨著《易学哲学史》已经翻译成日文和
韩文，即将出版。
朱伯崑先生是当代
中国哲学研究领域非常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界和
中国哲学史学界的
重大损失。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将被后学和历史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