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忞（1879-1929）号泽民，上海人。曾志忞的父亲曾铸，号少卿，原籍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后占籍上海，1905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是一位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商人，对曾志忞走上倡导新音乐之路产生过重要影响。1901年曾志忞偕夫人曹汝锦赴日留学。次年参加沈心工发起组织的“音乐讲习会”，1903年于东京编印出版的《江苏》杂志上，连续发表《乐理大意》和《唱歌及教授法》。其中以五线谱和简谱对照刊印了《练兵》、《游春》等6 首歌曲，这是能见到的最早公开发展的学堂歌曲，也是现能见到的中国人正式使用简谱的最早记录。

曾志忞[mǐn]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曾志忞，字泽民，又号泽霖，1879年生于上海，1929年病故，终年50岁。他是20世纪初最早一批赴日本留学的热血青年，是我国近现代新音乐启蒙时代———“学堂乐歌”时期的音乐活动家，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音乐理论家之一，尝试创办近现代音乐学校的先行者和少年音乐教育事业的先驱。

曾志忞的父亲曾铸，是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商人，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他对曾志忞后来走上倡导新音乐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志忞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1901年，他和夫人曹汝锦去日本留学。按照父亲的要求，他在早稻田大学主攻法律，并毕业于该校。曹汝锦则在女子实践学校学习绘画和音乐，是我国早期留日学习小提琴的女留学生。

留日期间，曾志忞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音乐很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萌发了学习西洋音乐的念头。1902年，他加入了沈心工在东京发起组织的“音乐讲习会”，成为最积极的成员。1903年，他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开始在日本开展广泛的音乐活动。同年，曾志忞发表了以简谱和五线谱对照的由他自己填词的乐歌《练兵》、《游春》、《扬子江》、《海战》、《新》、《秋虫》等。这些乐歌是我国发现的较早公开发表的“学堂乐歌”，也是现在能见到的中国人正式使用简谱的早期记录之一。

1904年5月，曾又在沈心工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基础上，重新发起组织“亚雅音乐会”，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曾的夫人曹汝锦是我国最早留日学习小提琴的女生。该会以“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为宗旨。在这一年为“卒业生送别”的音乐会上，曾氏夫妇的钢琴合奏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表演，被当时的报道盛赞为“幽闲勇健，如入欧洲音乐界，使人耳目一清，精神一振”。同年7月，曾译补出版《乐典教科书》（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是当时出版最早的一本较完备的乐理教科书。

1905年，《醒狮》第二期上刊出了由发起人朱少屏、曾志忞署名的“国民音乐会广告”，宣告“国民音乐会”“以修养高尚技术，探求本源，扩张国民音乐思想，提倡国民音乐精神为宗旨”，设立“军乐科”、“管弦合奏科”和“普通科”，俨然已是一所业余音乐学校。

兴学办校

1907年，曾志忞从日本回到祖国。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腐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编写乐歌，传播爱国革命思想，唤起民众推翻专制王朝。革命党人秋瑾英勇就义前夕，在1907年的《中国女报》（秋瑾主编）上，登载了自己撰写的乐歌《勉女权》（署名“鉴湖女侠”），号召妇女挣脱封建压迫的枷锁，勇敢地投入推翻清王朝、“恢复江山”的革命斗争中去。

曾志忞回国后的当年暑期，就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假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讲习会的讲习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曾志忞把在日本创办“国民音乐会”的教育方式，引进到国内来开展我国的音乐教育。对曾志忞在日本学习音乐，回国后继续从事音乐活动，他的父亲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曾志忞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志趣。

曾志忞并不满足于创办讲习会，他的理想是办一所正式的音乐学校。据冯亚雄在1959年的一次谈话中回忆，他们从日本回国后就想办音乐学堂，但由于当时办音乐学堂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未能如愿。1908年，曾志忞得到了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他遵照父亲的临终遗嘱，创办了“上海贫儿院”，地址设在当时的上海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附近。1909年，曾志忞在贫儿院创办了管弦乐队，由冯亚雄、高砚耘负责教习。这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管弦乐队。1910年6月3日，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在纪念曾铸病逝二周年恳亲暨纪念会上首次公开亮相，演出了许多节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演奏了亨德尔的管弦乐《进行曲》、莫扎特的歌剧《魔笛》选段等作品。贫儿院管弦乐队在成立后不长的时间里，能演奏像《魔笛》这样的世界名曲，应该说是一个奇迹。1910年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合影，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图片资料。从这张珍贵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该乐队共39人，乐队前手执指挥棒者是曾志忞，左侧持小提琴的是他的夫人曹汝锦。

在曾志忞等人的努力下，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很快发展成为一支规模较大的管弦乐队，从1909年底乐队正式组建时约20人，到1911年9月时已发展到81人。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海贫儿院的弦乐队组织法荣获特奖金牌。

《音乐教育论》

曾志忞还在梁启超创办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该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另外，他编著或翻译的书籍还有《和声略意》、《国民唱歌集》、《风琴练习法》、《简易进行曲》等等。由以上这些不完全的统计，已不难看出多才多艺的曾志忞，在日本的五年间为近代音乐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所以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有这样的评价：“上海曾志忞，留学东京音乐学校有年，此实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

《和声略意》

继而发表的《音乐教育论》，是我国最早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后在《醒狮》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和声略意》一文，是中国人写作的讲述西洋和声学知识的第一篇文章，成为我国引进西洋和声学的先驱。

其它相关发表

1903年，在“江苏同乡会”于东京编印出版的《江苏》杂志上，曾志忞发表了《乐理大意》和《唱歌及教授法》，并同时以五线谱和简谱对照的形式刊印了六首歌曲：《练兵》、《游春》、《扬子江》、《海战》、《新》、《秋虫》，这是今所见到的最早公开发表的学堂乐歌。第二年又发表了译自美国罗普亚的《教授音乐初步》。同年四月编著出版了《教育唱歌集》，这是一本相当完备的乐歌教科书，与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几乎同步刊行，二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04年5月，曾志忞在沈心工所创建的“音乐讲习会”的基础上，发起组建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个新式音乐社团--“亚雅音乐会”，其宗旨是“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同年，在为“卒业生送别”的音乐会上，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曾志忞夫妇之洋琴合奏”，当时的《新民丛报》曾报道并盛赞他们的表演是“幽闲勇健，如入欧洲音乐界，使人耳目一清，精神一振”。评论所举之例是否恰当尚值得商榷，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夫妇二人的洋琴（钢琴）演奏技艺，确实不同凡俗。也是在这一年，他从日文转译了英国人编著的《乐典教科书》，这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本较为完备的乐理教科书，书前有“饮冰室主人”即梁启超所做的“叙”。

对学堂乐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也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今吾国之所谓学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他反对那些以“寒灯暮雨”、“血泪冰心”之类的陈词滥调学“恋穷狂怨之态”，或以“微妙幽深之语”赚“渊博奇特之名”的旧词章，“皆非教育的音乐者也”。他指出“学校歌词不难于协雅，而难于协稚”，要以“适于教育之理论实际”为目标，“通俗上口又蕴涵深意”，“质直如话而又神味隽永”，“以小见大，激发志气”，“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生气者”。要使“童稚习之，浅而有味”。他认为学堂乐歌的创作原则，是要“以最浅之文学，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旺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他还针对当时的学堂乐歌创作主要是用外来的曲调填词而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提出了“曲与歌不可离”、“歌与曲不相背”的要求，认为“背与离，音乐之大患也”。

1913年夏，因沪南兵灾等原因，曾志忞全家移居北平，以律师为业，同时仍从事音乐活动。这时，他的兴趣转向研究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关心京剧音乐的改良。他在北京举办过一个“中西音乐会”，试图改良中国戏曲（京剧）音乐，采用中西乐器为戏曲伴奏。两年后，该会因经费缺乏等原因而停办。

晚年的曾志忞脱离了音乐活动，性情也变得冷傲孤僻，常常借酒消愁，意志日益消沉。曾志忞在当时是同情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是有雄心壮志的，但在理想没能实现时心灰意冷，变得消极，这可以说是当时某些音乐家的无奈和悲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不是个别现象。

曾志忞认为，“以为凡事物之行于今世界者，考之我古国，无不毕具”的保守自持思想，是中国近代音乐落后的原因。曾志忞主张：“一事而不脱出泥古、自恃的性质，欲理想之发达，社会之进步，不亦难乎。夫音乐亦然。”凡此都使我们认为，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曾志忞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是不应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