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西藏考古学家在拉萨市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处4000年以前的拉萨先民村居遗址，把拉萨的文明史推到4000年之前。曲贡文化遗址分布在曲贡村和军区总医院北面的山坡下端，坡上是裸露的山崖，坡下是拉萨河谷地。这个古老的村庄东西约150米，南北约30米，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是迄今在西藏发现的 海拔最高、年代最早、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多种文化并存的遗址之一。被誉为拉萨的“半坡”。

曲贡文化遗址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至3750年之间。当然这个上限还不是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这是西藏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卡若遗址之后西藏境内的第二个经过科学调查和试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其年代比卡若遗址略晚。

曲贡文化遗址和石室墓墓地最早发现于1984年11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的更堆等人在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的一次文物调查中发现了散布在地表的一些文化遗物，发现了曲贡文化遗址。当时采集到不少陶片和打制石器，而且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找到了文化堆积层。试掘简报《拉萨曲贡遗址调查试掘简报》于次年发表在1985年第9期的《文物》上，从而使这个发现受到关注。

1989年7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应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邀请，进藏考察了西藏地区的一些重要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群，多次踏勘曲贡文化遗址，采集到一批文化遗物，确认它是高原一处少见的古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鉴于遗址还在继续受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当即与文物管理委员会方面商量了保护措施，并开始计划抢救性发掘。

1990年8月～9月，由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发掘队，对曲贡文化遗址和墓地进行首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有了重大发现。在第一阶段发掘的500平方米，就出土近万件文物。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极高的棱形纹黑陶罐。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这次发掘总面积达到2337.5平方米，揭露了一批重要的遗迹，清理了一批石室墓，出土大量文化遗物，基本弄清了遗址的面积、文化堆积的时代和性质。发掘结束后进行了初步整理，并于次年刊出了《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等两篇发掘简报，发表于《考古》1991年第10期。参加第一次发掘的人员有王仁湘、赵慧民、古方、李永宪、姚云书，译员为次旦格列。

1991年8月，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规模较小，面积为75平方米。这次发掘，了解到遗址早期自然破坏情况，摸清了洪水形成的冲沟对遗址的破坏性切割状况。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唐际根、张燕、旺堆次仁（兼译员）、王仁湘。发掘后刊出《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

1992年6月～7月，对遗址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主要目的是补充采集土样进行分析，同时对石室墓墓地的分布范围及破坏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发掘面积为775平方米。参加发掘的人员是赵慧民、古方，译员为次旦格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入西藏协助发掘和整理工作的人员还有薛玉尧、王浩天和李存信等。曾到遗址发掘现场参观指导工作的还有国家文物局和西藏文化厅、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负责人。

曲贡文化遗址连续三年的三次发掘，先后进藏参与这项工作的有10多人，取得了重大收获。发掘分两个区域进行，对遗址保存较好部分全都进行了发掘。遗址区编为I区，布5米×5米探方23.5个，发掘面积为587.5平方米；石室墓墓地编为Ⅱ区，布10米×10米探方26个，发掘面积为2600平方米。两区合计，发掘总面积为3187.5平方米。I区清理早期墓葬3座，灰坑22座，晚期石室墓12座。Ⅱ区清理晚期石室墓17座，祭祀遗迹2处，祭祀石台6座。遗址和墓地出土文化遗物1万余件，数量最多的是石器，其次是陶器、骨器，还有铜器以及大量动物骨骼。1999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著的《拉萨曲贡》考古报告，对曲贡文化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总结与研究。

1991年，曲贡文化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发掘地区的只是曲贡文化遗址的其中一部分，如果全部挖掘，曲贡文化遗址一定会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惊喜。

曲贡文化遗址的居住方式

因为曲贡文化遗址已遭严重破坏，试掘的面积也很小，所以未能在遗址中发现房屋。但是1991年，考古学家在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面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从中发现的编号为ZK-2334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年代测定为距今3115年。

曲贡文化遗址的丧葬制度

曲贡文化遗址有早期石板墓3座，灰坑22个祭祀遗迹2处，祭祀石台6座和四具完整的人体骨架，祭台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由大小不一的砾石块砌成基本水平的台面，其长径在1米左右，一般都建在主墓东北方向1—3米处。而在曲贡文化遗址的晚期文化遗存的西北方向约300米处，发现一处石室墓墓地，总面积为6500平方米，发掘出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墓葬中有石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经测定，曲贡土坑石室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

曲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人祭和牲祭遗迹。曲贡人有牲祭习俗，以动物作牺牲，祭祀神灵。发掘时在灰坑和地层中，发现了完整的狗骨架和秃鹫骨架，这应当是牲祭遗存。在两座灰坑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架和环切的颅盖骨，这可以认定为人祭遗存。我们不能确知的是：这样的人祭与牲祭是基于什么动机，当时祭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些重要的神灵，古代人类常用贡献生命的方式来表明虔诚，人祭正是这种虔诚最高的体现。

曲贡文化遗址的居民：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现代藏族中至少存在可以辨识的两个基本的人类类型，概括称为长颅型和短颅型，前者分布于西藏东部，后者主要分布于西藏南部。东部类型形体高大，我们熟知的康巴人就是典型的代表。曲贡文化遗址的墓葬内出土的一具人的完整头颅骨，人类学家鉴定认为属中长颅型，头骨指数接近于藏族B型（卡姆型），与现代西藏东部的居民体质特征相近。可以确定曲贡人是拉萨河谷地带的土著居民，他们创造的文化为高原腹地的古代土著文化。

曲贡文化遗址的农业发展状况

选择拉萨河谷地带聚居的曲贡居民，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曲贡人有大量的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以用于谷物的收割。

藏绵羊和牦牛是曲贡村民的主要肉食来源，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绵羊、牦牛和狗的遗骸，充分说明了当时家蓄饲养的存在。曲贡家牦牛个体不大，细角，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家牦牛。出土的绵羊骨骸为藏系大角绵羊，体形很大，当是由野生的西藏盘羊驯化得来。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这也表明西藏农牧民对世界畜牧业的发展曾经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绵羊和牦牛在高原的驯化成功年代，也许还要早于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与畜牧经济相关联的发现，值得说道的还有“梳形器”（长10.5厘米，宽4.4厘米，厚0.8厘米），它有排列均匀的小齿和便于抓握的手柄，多用平薄石片精磨而成，体形较长，如脚掌模样，浅槽齿，弧顶。大小疏密有一定差别，器身遗留着打击加工的石片疤，磨制虽不很光滑。但齿列比较整齐，齿刃较锋利，制作精致。这种梳形器先后出土10多件。它既不像梳，也不是锯，用途令考古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位考古学家有个意外的机会参观拉萨地毯厂，看到工人们编织地毯所用的打纬器具，正是一柄类似曲贡文化遗址所见的梳形器，他恍然大悟：梳形器表明曲贡人有了建筑在畜牧经济基础上的毛织工艺，他们已能生产毛毯之类的御寒产品。类似的梳形器在新疆、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有一些发现，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表明古代西部民族拥有相似的毛织工艺。

据《卫藏通志》说，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农耕文化是公元2——3世纪时才出现的，主要栽培作物为青稞等。整个西藏地区适宜农耕的土壤面积较小，而且受地形、水源、气候的影响很明显，开发难度很大。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调查和发掘证实，高原河谷地带的农业起源并不晚，雪域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前。

在曲贡文化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和一些双肩石铲。它们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工具。这些磨盘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感觉还挺费劲，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的位置，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应当是用于粉碎谷物的，它让我们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就是青稞麦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些主要用于加工谷物的磨盘、磨石也表明了4000年前拉萨一带农业经济已经产生。（王仁湘《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曲贡居民那时已经掌握了祖传下来的生产技术，继续着高原的开发历程。

另外在考古过程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曲贡人喜欢饮酒的证据。遗址内出土了三千年前的陶制酒杯，这些酒杯大多以夹细沙的黑陶为主，且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器壁上刻画了一些几何纹。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曲贡发达的农业。

除了农耕和畜牧，曲贡人的另一个重要经济门类是狩猎。他们的狩猎工具有矛头和箭簇，箭簇包括骨簇和铜簇。遗址也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骨骸，种类有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另外，捕鱼也是当时的一个辅助经济手段。遗址出土的两件网缀和在几座灰坑中发现的鱼骨也说明了这些。

曲贡先民的手工业极为发达，出土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钵、石铲、石磨等；骨器也有很多，以骨锥、骨针、骨簇为主，有一枚骨针，针尖开小孔为针鼻，类似近代的缝纫机上的针。装饰品主要有骨笄、陶耳坠、陶制手镯和石制手镯等，多是用于头部的饰物。

曲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片，陶器均为手制。陶色以灰色为主，其次为表面磨光的黑色或红褐色陶。纹饰非常丰富，以刻划纹为主，也有锥刺纹、锯齿纹、弦纹等。

石器、玉器

曲贡文化遗址的石器以打制石器占85%，以石片石器为主。石片石器普遍采用预加工技术制作，先在核体上整形修刃，工艺简练，器形较规整，许多石器上涂抹有红色矿物颜料。打制石器的类型多，主要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斧形器、凿形器、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尖琢器、石钻和石镞等，可用于砍、砸、削、锥、刺、磨等各种用途，工艺较之卡若文化工艺更为成熟。

见到少量细石器标本，多见细石叶，不见典型细石核，但也填补了西藏腹地细石器的空白。出土的磨制石器和玉器很少，但制作十分精致，采用了穿孔和抛光技术，主要有梳形器、锛、镞、刀、齿镰、重石、研色盘、磨盘与磨棒等。

骨器

曲贡文化遗址的骨器也有一定数量，品种比较丰富，锋刃磨制较精。主要器型有锥、镞、笄、饰牌、刀、梳形器等，其中以骨锥数量最多。特别是一枚骨针在针尖穿一针鼻，针尾无鼻，其原理与现代缝纫机的针相似，是全国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

陶器

曲贡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是曲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具。出土陶片多达五万余片，可辨认器形的有1234件。上限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下限年代可能晚至吐蕃时期。制陶多为手制，采用了轮修技术，陶器的成型、装饰、焙烧都显示出相当高的水平。

曲贡文化遗址的陶器主要器型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颈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单耳杯、圜底钵等，多见圜底器，没有发现平底器。器类有罐、钵、杯、碗、盘、底座等，以罐为大宗，占可辨总陶器出土量的68%，各器皿外形生动且富于变化，主要用途是炊器、盛器、水器和进食用器，陶器的耳部比较发达。

曲贡文化遗址的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夹砂陶的羼和料多为石英和云母，陶色以黑、黑褐、红、红褐、灰色为主，很少有红陶和红褐陶，不少陶器的器表经过磨光，其中以磨光黑陶最为精美，这种磨光黑陶不仅光洁度高，并且胎很薄，有的仅有1.5毫米。

曲贡文化遗址的陶器以盘筑法手制成型为主，一些小型器物则是直接用手捏制成型，制作工序比较复杂，陶器成型后对接口沿和底部，圈足贴接器耳。

同卡若遗址相比，曲贡文化遗址的居民拥有更高水平的制陶技术。陶器装饰手法更富于变化，曲贡先民不但在装饰部位的选择上更加明确，并且在图案的构成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纹饰有戳点纹、划纹、斜划纹、人字纹、平行纹、折线纹、弧纹、附加堆纹、三角纹、V型纹、圆圈纹、网纹、菱枚纹、重菱纹、菱格纹、齿状纹、涡纹、三角形镂孔和乳钉纹等，不见拍印纹饰。图形装饰除了菱形外，还有许多组合起来的图形。有的在菱形内嵌套一个菱形，称为重菱形；有的在菱形内填上两个同心圆，其圆心与菱形的中心重合；有的是一个陶罐的颈部的顶视图，它将菱形与折线组合起来，沿颈部分布，将陶器大约三等分。曲贡人对菱形纹的偏好，似乎表明这纹饰里有一种我们不可知的秘密，代表当时人们的信仰与追求。

在一件短颈圈足罐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陶罐的肩部装饰着距离相等的三组纹饰，每组由三个重线菱形纹构成，从俯视角度看，这三组重菱纹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即由三组纹饰将一个同心圆等分地划成了三部分。这表明曲贡陶器部分装饰图案的构成，不但不是简单的二方连续，甚至超出了四方连续图案的一般模式，已发展成为利用陶器自身形态来构成圆形图案的造型，它使看来简单的菱形纹样在俯视角度的圆形中构成了最完整的组合，这充分表现了曲贡先民高超的造型技巧和审美能力。

曲贡陶器纹饰的制作方法有刻划、压划、剔刺、雕塑、磨花。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器表一般以泥质陶和夹细砂陶的磨光程度最高，磨光不仅在陶罐口沿，甚至罐身内壁也被磨光。其中黑陶最多，制造也最精致，由于这种陶罐在烧制时要经过渗炭处理，所以表面乌黑铮亮。

曲贡文化遗址的不但绝大多数陶器的修整采用慢轮技术，而且采用非常精致的“磨花工艺”，它是在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糙面作底纹，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无彩的装饰胜于有彩，这不仅是单纯的坯体表面处理，而且是一种器表装饰的特殊技术。这种装饰工艺在我国的史前陶器装饰手法中是极为罕见的，过去国内史前考古还不曾有过类似的发现。这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是藏族先民的特殊贡献。

曲贡陶器在制作技术上比卡若出土的陶器有进一步的发展，显示出更为成熟的技巧，同时也体现了史前高原先民艺术思想的发展特点。不少器物器壁较薄，形态十分规整。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罐使用高温烧制，烧制时经过渗炭处理，渗炭温度约为600℃—650℃，渗炭温度的变化使陶色也发生变化。

最为有趣的是，1992年曲贡文化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高4.5厘米，宽4厘米的陶塑猴面像，此猴面像是一件陶器上的装饰附件的残片，采用泥条堆塑的纹饰又称附加堆纹，是一件某种大型陶器的贴塑装饰，猴面贴饰形象逼真，神态生动。这件陶塑猴面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拟物化的装饰泥塑，充分体现了曲贡先民的造型能力和水平，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另外还有一件捏塑的鸟头陶塑也十分珍贵，因为猴与鸟都是古代藏族怀有特别感情的动物，通过陶艺表现它们的形象，不会是寻常的艺术品。这表明曲贡人还通过陶艺体现自己的信仰。

曲贡陶器的造型之丰富可谓高原陶器发展史上的颠峰时期，其器物造型对其后的雅隆部落直至吐蕃时期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曲贡文化的陶器代表着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末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具有极为浓烈的高原地域色彩。其中典型的有“黑陶单耳平底罐”（高17.5cm，口径8.6cm，最大直径16.5cm）和“黑陶高足单耳杯”（高11.5cm，口径12.4cm）。

金属冶炼

曲贡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冶铜技术，曲贡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小件青铜器，例如1990年9月15日中午，曲贡文化遗址的下层文化层中出土了一枚铜镞（长3.7、宽1.4厘米，厚不及1毫米），铜镞出自103号探方，埋藏在12号灰坑内。这枚铜镞是一件狩猎用具，呈形体端正扁平，叶形，短铤，形体端正、左右对称，边锋微弧，刃缘锋利，表面带有铜锈。

铜镞送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进行了鉴定，经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测定，显示铜镞为锡铜合金，含锡12.51%，含铜83.67%，属于配比相当规范的青铜。同时进行的金相观察证实，铜镞为铸造青铜组织。冶金史专家对这枚铜镞最终的鉴定结果是：铜镞系以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

青铜镞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是它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期商文化相当，但这肯定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是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三是铜镞合金成份配置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其四是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上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大可能是传入品。据此可以初步推定，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开始跨入青铜时代。

装饰器物

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装饰品，据不完全统计，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主要有骨质、石质、陶质等三种，骨质的装饰品有细长形的骨笄，骨笄的柄部较前端略粗，磨制比较精细；同时还有穿孔的骨牌饰和刻有交叉纹样的带孔骨片等。石质装饰品主要是钻有圆孔的砾石以及残断的石环等物。陶质装饰品包括陶环及陶耳坠等。

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装饰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不及卡若遗址的出土物，并且其制作工艺也明显低于卡若遗址装饰品的技术水平，但是曲贡装饰品中也有较有特色的代表物，例如在曲贡文化遗址发现的穿孔小砾石上，不仅在砾石面上涂有红色颜料，并且在小孔中也残留有红颜料的痕迹，另外在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刻槽骨片上也涂有红色颜料。这种装饰品上涂朱的作法在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装饰品形式。经测试，曲贡先民所使用的红色颜料均为赤铁矿（赭石），成份以铁的氧化物为主。此外，带有对称四齿的磨光骨片亦较有特色，在形式上可能具有一定象征意义，而陶质制品的出现，则说明新石器时代高原的装饰品在材料上也有了新的发展。

曲贡文化遗址的装饰品基本上只有头饰、项饰和坠饰（耳饰）等几种，不见腕饰和胸饰，制作装饰品的材料也不及卡若装饰品丰富，这与曲贡文化发达先进的陶器装饰工艺相比较及其文化发展水平比较，似乎不太相称。

服饰

在服饰上，曲贡村民以骨为笄，并做成饰牌，而且已有簪发的习惯。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里，曲贡人已有熟食的传统，食物来源丰富，进食用的陶器有薄胎的碗、杯、豆等，小巧精致。盛贮器有双耳罐，取水器有高领罐。陶器依用途不同做成不同的器形，表明饮食生活有比较充实的内容。

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的资料图片中，有5具4000年前几位曲贡文化遗址居民的骨骸图片，他们的死亡平均年龄为24岁，没有人能够活到老年。这个统计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向后人们说明了曲贡人生活之艰难，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他们在同大自然抗争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在曲贡文化遗址出土情况来看，随着一夫一妻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家内奴隶的出现，原始社会已经面临着崩溃瓦解。以青铜时代为代表的奴隶社会即将到来。

曲贡文化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中游地区，代表着青藏高原腹地新石器晚期一支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通过曲贡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拉萨周围至少早在四千多年之前，已经有人类居住。4000年前的曲贡村民，已经具有了以农耕方式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

通过那些网坠、鱼骨的遗存，表明当时拉萨河的鱼类资源丰富，当地人早有食鱼的习惯。据分析，当时人们已过着以农业经济为主稳定的生活。骨器和陶器磨制加工技术均有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曲贡文化遗址的年代位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所以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西藏早期历史和丰富完善西藏原始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曲贡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对于进一步认识藏中或西藏本土的远古文明的特征、内涵等方面提供了很重要的参照标尺。

曲贡文化遗址完整地展示了雪域高原4000年前新石器晚期一支高度发达的农耕部落文化，以该遗址为代表而命名的考古文化被发掘者命名为“曲贡文化”。从出土文物判断，它属于有别于“卡若文化”遗址的一种独特文化类型，是一种受外界影响较小的土著文化，代表了西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断面。

与曲贡文化遗址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有比较广泛的分布，都有性质相近的文化堆积，表明这是具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富有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加拉马，墨脱的背崩村、马尼翁、乃东县的钦巴村等共十一处。有人甚至认为，曲贡文化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虽然曲贡文化地处高原腹地，交通不便，但在考古活动中，也发现了曲贡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证据。在发掘的一批春秋时代的石室墓中的M203墓坑内北端中部出土了一件铁柄铜镜，这柄青铜镜的镜面为圆板形，镜北阴线刻划的图案，带有一铁柄。这种带柄青铜镜与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唐宋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其形制特征与意匠均系外来。新疆，而且年代都比较早，大多由中亚或南亚传入。因此这件带柄青铜镜，也很可能是来自中亚或南亚，以新疆为中介，传入西藏高原。这件铁柄铜镜也为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证明了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间接的文化交往。

7、8、9三个月。

然而，曲贡文化遗址由于年代久远，长期遭受风雨侵蚀，亟待保护性开发。因长期由于修路取土造成的人为破坏、水土流失等种种原因，曲贡文化遗址已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变得满目疮痍，命运岌岌可危。

由于水土的流失，遗址已被6条河沟冲刷切割开来，一条排洪沟和一条简易公路从遗址中间穿过。遗址的边缘和角落上，散落着4000年前的陶器碎片。

曲贡文化遗址至今还在地下沉睡，而地上还有居民住宅、耕地等。由于其位于市区边缘，今后随着市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势必会给曲贡文化遗址的开发挖掘带来难度，开发应在保护的前提下一定量地再现原貌，以往对文物那种被动的保护方式对曲贡文化遗址来说不现实。

有不少专家学者提议，曲贡文化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拉萨先民生活定居区域，是丰富的文化宝藏，需要加以细心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如果能够建立“曲贡文化遗址博物馆”，则不仅可以保护这个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可以使之成为拉萨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供后人了解拉萨的历史和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曲贡文化遗址处于拉萨市区，如果能有效开发，将与高原古城相辉映，增加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图为出土于曲贡文化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质研磨盘（长15cm，宽11cm），现藏西藏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