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镜是一种古老的由青铜所制的使用器物，也是精美的工艺品。发现最早的青铜镜，是距今4000年左右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直径6厘米，厚0.3厘米，镜面有光泽，镜背中央有一个桥形钮，未施纹饰。被誉为“中华第一镜”，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出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出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一般铜镜在铸造时，多采用“开放式”和“合铸式”两种方法。“开放式”就是只有一块镜范，无注口和注沟，铸造时镜范平放，由上倾入溶液。在考古发掘中经常见到的是“合铸式”，即每镜有两块陶范，镜背范上雕刻花纹，中央刻有铸镜钮的凹部，并用与范同质的粘土作一短细的棒形的“沙芯”，横嵌在镜范的中部。镜面范刻成凹形平面，然后将两范合而为一。铸镜时将注口向上直立，慢慢注入铜溶液，待溶液冷却后，取出铸造好了的镜子，经过研磨就可以鉴容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细腻精美的楼空花纹铜镜。这种铜镜是采用分铸的方法，把镜面和镜背纹饰分别铸造，再夹合在一起。这种复合铜镜，战国以后就基本绝迹了。清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对宫内收藏的古镜正面多进行了处理，以达到重新鉴容的效果。其中一部分古镜面就采用了复合的方法，重新铸一镜面，研磨好后，再粘附在古镜正面。当然这种复合镜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合镜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我国古代工匠在生产实践中，对冶炼和铸造铜镜的技艺不断地进行总结。早在《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了制作铜镜的合金比例：“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即铜50%，锡50%，是铸镜的合剂。这篇宝贵的文献，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但应该说也包含了商周以来青铜器铸造经验的总结。

战国以后，工匠们更是不断探索、实验。根据近代学者们化学分析，各种铜镜的合金成分，因其出产地域和时代的不同，铜和锡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异。从战国开始，铜镜合金中普遍含有铅。铅加入合金后，使铜镜铸造的质量得到了提高：铅使得合金溶液在铸范中环流得特别良好；铅可使铸出品的表面异常匀整；可以利用铅在凝冷时不会收缩的特性，使铸造出来的镜背花纹特别整齐清晰；铅可以减少铜、锡合金溶解时极易发生的气泡，避免砂眼等毛病的产生。

汉代透光铜镜的发明是铸镜工艺的又一里程碑。透光镜发明于西汉时期，外形与普通镜一样。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镜面相对的墙上，会反映出镜背花纹和铭文的影像，古人称之为“幻镜”。中国古代学者早就发现了透光镜的透光效应。《太平广记》记载：隋王度所得到的古镜“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损”。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沈括《梦溪笔谈》、金代麻九畴《赋伯玉透光镜》诗、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清代郑复光《镜镜（铃）痴》等，对透光镜都有记载和研究。解放以后，首先在上海发现了两件透光镜，并经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复制成功，终于揭开了“幻镜”之谜。研究表明，铜镜透光是铜镜在冷却和加工研磨镜面的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所致。在铸镜时，镜薄处先冷，厚处后冷，而铜的收缩性大，使镜面各部分出现了与镜背图文相对应的凸凹不平和曲率差异，从而造成了图文虽然在背面，镜面却隐然有些迹象。所以一经日光照射，背面的纹饰就会反射出来。

造型多样，使用巧妙，铜镜多为圆形，方形次之。唐宋时期，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铜镜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圆形和方形的制式，根据使用、装饰等的要求，铸造出了带手柄镜以及八菱形、菱花形、八弧形、四方委角形、圆角方形、亚字形、云板形、鸡心形等铜镜。至于宋代受祟古风尚的影响，铸出的仿古鼎形、仿古钟形铜镜，更具时代风格。

中国古代铜镜的大小千差万别，但大体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铜镜尺寸一般在3厘米～8厘米，它们均小巧轻薄，用绹绳系于腰间，随身携带。

中型铜镜尺寸在10厘米～39．4厘米，它们多厚重精美，使用时或悬挂在墙壁上，或置于镜台上，用毕还有考究的镜奁存放。

晋朝画家顾恺之在著名的《女史箴图》中，对使用铜镜有着细致的描绘：画左边坐着一个男子，对着一座镜台，后面一位妇人拿着梳子替他梳头。右边还有一个男子，正在微仰着头，对着另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其面目。画中镜台为落地式，支杆插入镜钮中，镜台中部尚有托盘。人物身旁放置有镜奁等物。

1986年江苏省在文物普查成果展览中，展出了一面汉代铜镜，其钮中插一铜质支架，与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镜台是一样的。由于这类镜台形体小，所以常用贵重材料制作，三国至南北朝的文献中就记载有“纯银镜台”、“玳瑁细镂镜台”、“玉镜台”等。

还有一种放置于桌案上用的镜台，工艺效果特别考究，但时代偏晚。因为宋以后，坐具较前增高，一桌二椅的陈设渐次定型化，出现了高镜台这种家具，类似近代的梳妆台，镜子用架固定摆放在上边。

大型铜镜，就是我们所说的穿衣镜，多是皇宫和王侯显贵家中的陈设。古史中关于这类铜镜的记载很多，最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的是《战国策·齐策》中的邹忌讽齐威王纳谏的故事。

文章开头便说：“邹忌修八尺有余（今185cm），身体昳(音yi)丽。朝服衣冠窥镜……”邹忌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对镜打量自己的形貌。

据记载秦咸阳宫曾有大方镜一块，宽4尺，高5尺9寸。魏晋到隋唐间，也曾铸造特大的铜镜。

晋灭吴之后，有一位大文学家陆机由吴入洛，在仁寿殿前，也看到一座大方铜镜，高5尺多，宽3尺3寸。人站在院子里，就能把全身都照得非常清晰。

后来又有一个在北方称霸的胡人石勒，他宫里安放着一座大镜，直径足有二三尺，下面有纯金盘龙雕饰的座子。

隋炀帝在扬州迷楼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时候，有一个佞臣叫王世充，因为进献了一座铜镜屏，讨得炀帝的欢心，被提拔到江都通守的重要职位。

唐中宗李显，在他做皇帝的时候(公元706年一709年)，也曾命令扬州的铸镜工厂，铸造方丈大镜，另制作一根铜柱，嵌上许多金花银叶，把这方丈大镜安顿在楼上置于宫苑中。中宗骑着一匹骏马，对着这座宝镜，照看自己骑在马上的雄姿，非常得意。(以上见《古今图书集成·考古典》第二百二十七卷引陆士衡文集、邺中记、河洛记及朝野佥载)。

但这类大型铜镜的实物，我们却有很长时间难觅其踪。直到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一件西汉武帝前后的长方形夔龙纹多钮大铜镜，才使我们见到了大型铜镜：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

铜镜不但要时时擦抹干净，而且还得常常去磨光，才能够保持光亮如新，照出影像来。磨镜在从前是一种专门职业，和磨刀剪的工匠们一样。操这项职业的人，手里拿着长约5寸、阔2寸5分的几块铁片，好像拍板的模样，沿街敲打着，妇女们听见后，即可出来磨镜，这叫做“惊闺”(见《事物原始》)。

古代绘画作品上就有描绘这一景况的：画中磨镜者蹲在地上俯身于磨镜石上磨擦铜镜，一妇人手捧铜镜立于一旁等候。1982年7月，在四川彭山县亭子坡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磨镜砖。砖为细泥灰陶质，呈圆形，直径26厘米，厚3厘米，磨面光滑平整。

据发掘报告称，出土时砖的磨面上尚残留有少许墨色粉末及水银细粒，砖背面凿有由外到里的三条方向相同的弧形斜面棱槽，长7厘米～9．厘米，宽6厘米～7厘米(《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铜镜上的纹饰雕刻手法多种多样，无论是线雕、平雕、浮雕、圆雕、透空雕，都显得非常细腻生动。 纹饰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从几何纹饰到禽鸟花卉，从神话传说到写实图案，天上人间，人神杂陈，动物植物，交织并列，构思巧妙，包罗万象。

早年绍兴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汉代“伍子胥画像镜”，就是一件绝好的作品，镜背四乳分成四区环绕配置图案。

第一组有铸铭“越王”、“范蠡”，二人席地而坐，相对交谈，表现范蠢在出谋划策，让越王勾践使美人计；

第二组为着长裙的二女，有铸铭“玉女二人”，表现越王以玉女二人贿赂吴太宰伯嚭（音pi）；

第三组铸铭“吴王”，吴王坐在幔帐中，左手微举，表现吴王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决定将伍子胥赐死；

第四组一人须眉怒竖，瞪目咬牙，手持长剑置于颈下，铸铭“忠臣伍子胥”，表现伍子胥被逼自刎。整个图纹采用浮雕手法，形态生动，惟妙惟肖，概括性极强。

早在商代，工匠们为了增强青铜器的装饰效果，就已经掌握了嵌赤铜工艺。春秋战国时期，金属细加工中的错金银、嵌红铜、嵌松石等技术更为精湛，用红铜、金、银的丝或片以及松石，嵌入器物内，镶嵌成不同的纹饰和图案。

现已出土了许多这样的铜镜。四川省涪陵出土的“嵌松石透纹方镜”，镜背为四夔形，葬身有鳞纹及细致的短线条，夔纹之间填人绿松石。

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银错虺龙纹镜”，在钮座与边缘之间有六个虺龙缠绕，龙体有“金银错”花纹。边缘为一交叉涡纹带。嵌入的金银丝细如毛发，工艺极为精密，可谓巧夺天工。它既是优美的工艺佳作，又用艺术纹饰表达了祈福的含义。

总之，古代铸镜工匠，在长期的生产中，不断积累铸造铜镜的经验，使技艺达到了娴熟的水平。他们用智慧和创造才能，创造出的许许多多精美绝伦的铜镜，使今天的人们在欣赏和研究这些精湛的艺术品时，不能不为古代的灿烂铜镜文化而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