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刻刻》（The Hours）是迈克尔·坎宁安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1998年11月。

《时时刻刻》中共有三条主线，叙述了三个女人的一天：20世纪20年代，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在伦敦市郊的里士满休养，在治疗自己神经衰弱的同时开始构思创作其作品《达洛维夫人》，但对生活的恐慌时刻伴随着敏感的她；20世纪50年代，布朗夫人，一个家庭主妇，怀孕在身，正在阅读《达洛维夫人》。生活使其绝望，在没有从索然无味的生活中逃离后，试图自杀；20世纪末，克拉丽莎，一个中年女编辑，在为其好友筹备举办一个晚会，却意外目睹了他的自杀。从名字到经历种种的巧合使她和达洛维夫人有了丝丝缕缕的联系。三个女人的一生看似彼此没有任何关系，却因为一本《达洛维夫人》而联系在一起，在全书的最后，作者笔锋一转，让人发现布朗夫人正是自杀的理查德的母亲，两条主线逐渐并成了一条，逐渐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部现代女性生存状态的文字交响曲。

伍尔夫

伍尔夫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个人物出场。20世纪20年代，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在伦敦郊区里士满休养，在治疗自己神经衰弱的同时开始构思创作其作品《达洛维夫人》。女性主义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消除男女不平等，消解逻各斯中心话语下的二元对立。20世纪初期，虽然通过斗争妇女在多方面获得了法律赋予的和男子同等的权利，但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以更加隐蔽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一时期女性追求自我发展，诉求于走出家庭羁绊，融入社会，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与自由。

伍尔夫鄙视里士满，一个传统封闭的男权社会缩影。她被权威的医生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囚禁在这里；被丈夫严格地监督着饮食和睡眠。在这个相对落后的小镇，女性自觉将男性对她们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而安享自己的从属地位，成为“遛狗的太太们”。这些典型的传统女性，明显地对伍尔夫表示出困惑甚至反感，就连和她朝夕相处的仆人耐莉，也把性格怪异、痴迷写作的女主人视为怪物。坎宁安能感受到她脉搏的跳动，“她宁愿在伦敦疯疯癫癫地死去，也不愿在里士满人间蒸发”。

伍尔夫终其一生都在反对男权思想，与社会的、文学的男性霸权体制相抗争，努力探索女性重建自我的道路。她在头痛时会出现一种幻觉，会伴随着一种声音，“毫无疑问是男性的声音，老气横秋，令人厌恶。充满了怒气、指责、失望”。这个隐蔽的却无处不在的男性的声音，是无论在真实还是虚幻中生活的伍尔夫都无法摆脱的阴影，使她最终自沉于乌斯河底，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死亡的理解。

坎宁安理解伍尔夫对死亡的情有独钟。在《时时刻刻》中，我们读到了伍尔夫对死亡的向往。看到安杰莉卡给死去的画眉鸟搭建的临终花床，那是用美丽的玫瑰花蕾拼成，伍尔夫随产生一种冲动，“很想自己代替小鸟躺在那里”。“死亡揭示了我们真正的尺度，其实是小得令人惊异的。”“而她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深深地走入其中，直到永远找不到回来的路。”然而伍尔夫的这种乐死情节并没有阻止她对生活的热爱，无数次憧憬着伦敦的生活，“多么有趣！多么刺激！”自杀对伍尔夫而言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抗争，或许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身心平静，实现对命运的掌控。但是无论如何自杀作为女性主体性的反映，却是乏力的、消极的，削弱了女性主义主张的战斗力，也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叹息。

劳拉·布朗

小说中第二个人物是劳拉·布朗，生活在二战后的洛杉矶。生活舒适、衣食无忧的布朗太太有着爱她的丈夫，可爱的儿子，同时又孕育着一个小生命。在常人眼中劳拉是个幸福的家庭主妇，但是她却被琐碎的家务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所困扰着：她是一个妻子、母亲，却迷失了自己。女性主义运动让女性地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但是战争又让一切回到原位。从战场归来的战斗英雄丹向劳拉求婚，“除了同意她还能说什么？她怎么能拒绝一个英俊的、好心肠的青年，一个几乎是家庭的一员、从死者的国度里回来的青年？”于是她成了劳拉·布朗，那个独立的，热爱读书的女孩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索然无味的生活中默默奉献的布朗太太。生活中的束缚无处不在，丈夫感情的羁绊，儿子敏感的观察，使劳拉无时无刻不处在男性注视和监督下。她感到疲惫不堪，陷入了困境，内心充满矛盾，在虚假的美满和真实的背叛之间拉锯煎熬。当她打开小说《达洛维夫人》时，伍尔夫的思想瞬间抓住了她，引起她不断追问自己，什么才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妇女不可能通过他人——丈夫和孩子，找到自我，也不可能在枯燥无味、老一套的家务劳动中找到它”。西蒙·波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提到“存在就是超越自我的无限需要”，然而在现实中，妇女却处在一个被男人置于“他者”的地位的世界，所以“她的超越性要永远地被另一个本质的和统治的意识所超越”。“妇女的悲剧表现在二者之间的冲突，她作为主体，始终怀着把自己当作本质的基本要求，而她的处境却偏要把她变为非本质”。在丈夫生日当天，劳拉做好了生日蛋糕，把儿子交给邻居照看，一个人驱车来到旅馆，进入19号房间，愉快轻松地阅读《达洛维夫人》。达洛维夫人的故事使她看到了自身的悲剧，以致产生了此刻结束生命的想法。她充满渴望地想到体验死亡，“死亡中可能有一种可怕的美，像清晨的冰原或沙漠一样”。“不用再担心、或者挣扎、或者失败，这会是多么奇妙。”但是死亡的意念只存在了一瞬间，她明白，她要是自杀就等于杀死了丈夫、儿子和腹中的小生命。她回到了家，重新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与溺水而死的伍尔夫不同，最终劳拉没有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而是冲出家庭牢笼，远赴加拿大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图书管理员。坎宁安让劳拉走向新生，但是小说结局也让我们看到，劳拉一生遭受道德和良心的谴责，她的行为也给儿子幼小的心灵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从而证实了当女性“试图逃出迄今为止强加给她的范围，并企图参与人类共同体时”，她所必须承担的后果和付出的代价。

克拉丽莎·沃恩

第三位女性是克拉丽莎·沃恩，生活在20世纪末的纽约，正过着达洛维夫人式的生活。克拉丽莎可以说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后现代女性，生活富足，有女性伴侣和男性恋人，女儿是借精子生产的。表面上来看克拉丽莎可说是个时尚、自由、独立的女性，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她时时刻刻被烦恼困扰着。她深爱的男友理查德，才华横溢却因艾滋病难以自理。多年来，她和相爱的女友萨利共同生活，并自愿担当着探望并照顾理查德的义务。

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的差别。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主张以“同性恋”标榜自身的革命先锋身份，把性选择同反大男子主义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美国《村声周报》著名记者吉尔·约翰逊,曾嘲讽异性恋的浪漫是麻醉剂，使妇女永久地陷入家庭劳役。“从你倒入他的怀里开始，到把你囚禁在他的家务中结束。”吉尔鼓励妇女拒绝异性恋，积极追求性自由。同性恋一度成为女性在政治上“最佳的”也是“唯一正确的”向男性霸权挑战的选择。

在描写两性间各种关系时，坎宁安融入了他对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解和反思。一方面克拉丽莎不依赖男性，与萨利组建的同性恋家庭是对父权制的有力挑战；另一方面，她却陷入不能抗拒现实世界中“像万有引力”一样强大的“常规的力量”的痛苦。“即使你一生叛逆，即使在一个只有女人的家里，你尽你所知努力体面地养大了一个女儿——即使如此，你似乎还是发现自己有一天站在一块波斯地毯上，面对着一个由于你而使她不能拥有一个父亲、因而鄙视你的女孩子，心里充满了一个母亲的非难和不愉快的、受到伤害的感情。”除了对女儿的愧疚和担忧，克拉丽莎对她所选择的这种生活，还常常处于一种错位、茫然的状态，她的情感在理查德和萨利之间摆渡。她甚至想悄然脱离这种生活，回到她的另一个家里去，“那里萨利和理查德都不存在；那里只有本体的克拉丽莎”。“可以获得本体的她”，“自自然然地生活”，前途会“无限光明”。男女之间的关系不应是敌对的，不可调和的。或许最终构建双性和谐社会才是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

理查德的死是对自己病痛的解脱，也是为了实现对克拉丽莎的精神解脱。克拉丽莎在悲痛之余，身体却有了一种“像一棵草从地里拔了出来”的轻松感。与伍尔夫选择死亡、劳拉选择出走不同，克拉丽莎选择了笑面人生。死亡带来的不是毁灭感，而是积极向上的生的希望。最后克拉丽莎找回了自己，“不再是达洛维夫人了；现在没有人这么叫她了”。卸下了对男人的情感上的责任，她回归了以往的乐观坚强，“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尽管面对极大的困难，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的生命会有那么一个时刻突然绽放开来，给予我们所希望的一切”。克拉丽莎抒发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未来生活的期盼，“我们仍然珍爱这座城市，珍爱清晨；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得到更多期望的一切”。“只有老天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热爱它。”

女性主义

《时时刻刻》里反复出现女主人公买花的情节，各种类型的花，可以理解为这部作品中不同女性角色的映射，花的不同颜色则反映了她们不同的心理状态。通过研究作者在小说中设置的三位女主人公“打算买花”的年代及相应时期女权运动发展的轨迹，读者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的发展和进步。

20世纪20年代的弗吉尼亚始终打算“自己去买花”，却一直没有实现。此时，女权运动的中心已从欧洲转至美国，1920年美国通过了法案，保障女性享有选举权。尽管女性在政治经济领域争取平等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可以说，女权运动还没有取得实际意义上的进展。1949年的劳拉·布朗也要自己去买花，却被体贴的丈夫抢了先。这一年，美国的女权主义家贝蒂·弗里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并且从此开始一步一步从职业女性退回到家庭主妇的角色中。此时社会舆论还在不断鼓吹和塑造女性“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形象，声称只有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才能获得幸福和实现自我。1963年，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在书中，她将家庭比喻为“舒适的集中营”，号召妇女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结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这段时期生活在洛杉矶的劳拉一方面感受到女权运动的波澜，为家庭的束缚而万分苦恼；另一方面却连何时买花、如何摆花这种家庭琐事都无权决定，种种情绪交织，让她焦虑不已，打算重蹈弗吉尼亚和达洛维夫人的覆辙，以死了结。到了2001年，随着女性主义的各个流派的出现与发展，女性独立的意识已经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这时的克拉丽莎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去买花、买什么花。买花虽是小事，却能很好地体现女性主体性地位的强弱。为了给理查德准备晚会，克拉丽莎自己去买了花，自己决定如何插花、如何摆放花瓶，这一系列有条不紊的动作，暗示了克拉丽莎生活的独立性。在女性主义的视野里，她超越了小说中的另两位女主人公，真正获得了独立和自主。

自由追求

20世纪西方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精神危机，虚无主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它直接导致了人心灵的无家可归。在这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富足及各种运动和思潮后，生活在一个更多强调物质生活而较少顾及精神世界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被社会所异化，人人都面临着失去自我的生存困惑。《时时刻刻》中几个主人公的心路，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人精神生活的折射。从伍尔芙到坎宁安，从《达洛维夫人》到《时时刻刻》，时空变了，但人们内心的寂寞、孤独、恐惧、彷徨似乎丝毫未变，内心与外界不可避免的对峙和无可奈何的和解也没有改变。《达洛维夫人》将几位主人公很普通的一天联系在了一起。几位女主人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家庭，然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也是真正将她们连在一起的东西，那就是她们内心都依然活着的自由梦想，他们只是选择了直面自己所追求的自由。死亡只是一种离开的方式，这是他们逃避生活的选择。伦纳德曾问弗吉尼亚为什么一定有人要死，弗吉尼亚说，“‘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加懂得珍惜生活’‘那么谁会死’”‘诗人’弗吉尼亚说，‘那些心怀梦想的人’”。这或许是对这些“达洛维夫人”们向死而生的最好的注解。

视角特色

《时时刻刻》情节并不像战争小说或历史小说那样波澜壮阔，也不像谍战小说或悬疑小说那样吸人眼球。它似乎仅写了三位中产阶级女性的日常生活，但它却像开放在远方的罂粟花一样，有着耀眼的绚丽和令人惊悚的魅力，令读者掩卷后为之深深叹息，难以平静。小说构思非常独特：作者用虚实相间的手法，以小说《达洛维夫人》为衔接故事的媒介，将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自杀身亡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另两位虚构的人物──家庭主妇劳拉·布朗及其儿子理查德的初恋情人克拉丽莎·沃恩三位女性人物糅合在一起，以平行交替的叙述结构和冷峻、洗练、富于诗意的语言，描绘了她们各自一天的生活，并通过这一天的生活展示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女性为追求理想自由的个性生活所经历的焦虑、恐惧，以及不断地自我救赎并坚强地走向未来的生存路径及心灵历程，勾勒了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女性生活图景。这样的女性生活图景既平常普通，又令人惊悚、震撼人心。

迈克尔·坎宁安的长篇小说《时时刻刻》出版于1998年，是一部致敬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长篇小说《达洛维夫人》的作品，该小说在人物、意象、情节等方面与《达洛维夫人》构成互文。迈克尔·坎宁安作为美国现代作家，在20世纪末对英国近代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及其小说代表作《达洛维夫人》进行创造性重写，无疑是一次冒险。但是这次冒险可以说是成功的，该小说随即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福克纳文学奖。2002年年末，由作者本人担任编剧的同名电影被好莱坞搬上银幕，获得当年的金球奖，并获得多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时时刻刻》首次出版1998年11月，中国大陆首次于2002年4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时名《丽影萍踪》。2002年，根据该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获金球奖，译林出版社随后对该书作了校订与增补注释后，将该书易名为《时时刻刻》再版，而后中国大陆的译本均采用该译名进行出版。

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1952年11月6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美国作家、编剧，先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艾奥瓦州立大学。1984年，创作个人第一部小说《金州》。1990年，出版长篇小说《末世之家》，该小说获得美国最佳短篇小说。1993年，迈克尔·坎宁安获得了古根汉艺术基金。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血与肉》。1998年，出版小说《时时刻刻》，该小说获得普利策奖和国际笔会福克纳奖。2002年，担任剧情电影《时时刻刻》的编剧。2004年，担任爱情电影《天涯家园》的编剧。2006年，创作小说《试验年代》。2009年，在纪录片《一部同志电影的诞生》中出镜。2013年，担任电视剧《性爱大师第一季》的编剧。2014年，创作小说《冰雪女王》，该小说被杂志《文学评论》评为最差性描写奖。2015年，创作小说《野天鹅与其物语》。2017年，担任电视剧《大好洋房》的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