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2006），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权运动家和社会改革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之一。

1921年2月4日，贝蒂·娜奥米·戈德斯坦（Bettye Naomi Goldstein）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她的父亲哈里·戈德斯坦（Harry Goldstein）是珠宝店店主，而母亲米里亚姆·戈德斯坦（Miriam Goldstein）则是一位全职主妇。在孩童时期，贝蒂与母亲关系紧张，她将其归结于母亲因不能追求自身事业的挫败和怨恨。贝蒂不愿走上母亲的道路。家庭和事业如何兼顾也成为贝蒂以后生活中的艰难抉择。

1938年，贝蒂·娜奥米·戈德斯坦入学史密斯女子学院。她以杰出的学术成绩在第一年获得了奖学金。第二年，她开始对诗歌感兴趣，并在校园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诗歌。1941年时，她成为了大学报纸的主编，社论就在她的领导下倾向更多反战立场的政治思想，有时也会引起反响。

1942年，贝蒂·娜奥米·戈德斯坦从史密斯学院毕业。有资料称，在贝蒂看来，其原名“Bettye”的末尾字母“e”给人以“做作”之感，因此，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后来的“Betty”。完成史密斯学院的学业之后，贝蒂前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心理学硕士，后成为一位高学历的白人女性。之后，贝蒂进入新闻业工作，并逐渐培养出了对于职业女性生活的研究兴趣。

1947年，贝蒂与卡尔·弗里丹（Carl Friedan）结为夫妻，从此改姓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这段婚姻给贝蒂带来了三个孩子和循环往复的家庭生活，但并未使她的才华和抱负归于湮灭；在照顾家庭的同时，贝蒂依然坚持为一些中产阶级女性杂志撰稿。

在20世纪60、70年代，报纸杂志、书刊广播都拼命鼓吹女人的职责是伺候丈夫、生儿育女、照顾家庭。衡量一个女人的成就取决于她丈夫事业的发达、她子女的教育和她家里的布置，专家们谆谆教导女人如何找丈夫、给孩子喂奶、买洗衣机、烤面包、做可口的饭菜，如何穿戴打扮，使自己的言谈举止更有女性的风采以便更讨男人的喜欢。当时流行的广告词是‘为家人烹煮佳肴是人生极乐’。这就是媒体鼓吹和塑造“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形象。只有在家庭生活中才能获得幸福和实现自我，这便是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定位。

1949年，贝蒂·弗里丹生第一个孩子时获得了产假，工作岗位被一位老兵取代，但1952年她生第二个孩子申请产假时却被炒了鱿鱼。在她有第三个孩子时基本成为一个家庭主妇，这使其对其所受的教育感到迷惑。

1957年，她与史密斯学院同期毕业的学友在15年后重新聚首。她对昔日同窗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发现，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同学绝大多数都己成为深居简出的家庭主妇。在调查中贝蒂·弗里丹发现了高学历家庭主妇的不幸和沮丧，并命名为“无名的难题”，随后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性名词之一。后来，贝蒂将其调查和研究写成文章，她的这些观点无疑与当时主流媒体对妇女的定位是相左的。而后贝蒂欲将其出版时，却遭遇多家出版社拒绝。

弗里丹在《女性迷思》中写道：“作为妻子和3个孩子的母亲，一想到从家中走出，把能力和学识投入到工作中，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内疚，也因此动力不足”。与此同时，全世界都在经历社会和思想的大震荡。其时，美国的民权运动己开花结果，‘平等’的口号深入人心。1963年，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她将家庭比喻为“舒适的集中营”，号召妇女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结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此书共有两部分，一部分为“无名的难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另一部分为“新生活计划”（A new life plan）。《女性的奥妙》的首版仅为3000册，此后销量节节攀升，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截至2000年己在全球售出300万册，获得了大部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响应。

弗里丹被称为“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Mother of the Feminism Movement），并不仅因为其《女性的奥秘》。更重要的是她亲身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并领导成立了“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 National Organizationfor Women），两年后便拥有1.5万会员。全国妇女组织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两大阵营之一，领导广大妇女为自身权力而奋斗。

1966年，贝蒂与其她人成立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力图像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那样组织起来，为妇女权利奋斗。《女性的奥秘》一书使弗里丹成为女权运动的发言人，促使弗里丹成为该组织的首任主席（1966年-1970年）。在该组织以及要求妇女解放激进派的领导下，女权运动取得很大进展。此外，该组织还成立了一个法律委员会，着重调查各州、各企业违反《民权法》第七条，及禁止雇主在雇人时因种族、肤色、宗教、国籍、性别而进行歧视的情况。

1967年，全国妇女组织通过了《人权法案》、《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 Amendment，即ERA）等，强调禁止在就业上的性别歧视、建立日托中心、妇女自己控制她们自己生育的权利等。通过要求举行ERA听证会、举行罢工等活动，意图使ERA成为有效法案。虽然《平等权利修正案》最终未能成为有效法案，但在弗里丹领导下的全国妇女组织为之所做的努力却不容忽视。

1969年，由于美国法律曾禁止堕胎，全国妇女组织积极领导“生育权利”运动，弗里丹还设立了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Repealof Abortion Laws，简称NARAL）。NARAL的成员多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以捍卫妇女的生育选择权为唯一目标。

1970年8月26日，NOW在纽约举行的“全美女性大罢工”，口号是“不做晚饭——今天让家鼠挨饿！”起初就吸引了约5万名妇女参加，罢工游行活动进而席卷美国，成为百年女权八大事件之一。

弗里丹除NOW，NARAL外，于1970年底辞职后，与罗莉娅·斯坦能（Gloria Steinem）、贝拉·艾布札格（Belly Abzug）共同设立了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简称NWPC），其目标是推动妇女进入国家机关组织基层、州和当地政府。

1972年，弗里丹因与罗莉娅·斯坦能、贝拉·艾布札格闹翻，从而离开了政治核心小组。

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女权运动逐渐走向衰落，弗里丹经历此次女权运动的始末，并在1981年写出《第二阶段》一书，回顾参加女权运动经历及女权运动发展过程。无论是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平等权利修正案》，还是争取堕胎权，到处可见弗里丹的奋斗。

2000年，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了她的回忆录《此前一生》（Life So Far），她在书中自曝丈夫曾对她进行殴打，令她眼圈乌青，上电视时不得不以浓妆掩饰。但前夫对这项指控矢口否认，称弗里丹女士信口开河。

2006年2月4日，贝蒂·弗里丹去世于华盛顿家中，死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当天正逢她85岁寿辰。2006年2月6日，下葬于纽约。

她的死，唤起了无数女性的追思，她们自认这一生，曾得益于她的呐喊。感恩者中，既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这样的女政治家，也有莎朗·斯通这样的好莱坞女明星。

贝蒂·弗里丹是美国女权运动史上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主要女性主义思想于《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得到了充分而详尽的呈现。在这部美国女性主义经典著作中，弗里丹揭露了女性奥秘论的本质，解构了源自美国主流文化的歧视性性别话语，并鼓励美国女性争取作为完备的人类所应享有的生活。弗里丹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于美国内外以实现性别平等为目标的斗争而言，均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贝蒂·弗里丹还领导设立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简称NOW）、美国全国堕胎行动联盟（简称NARAL）、美国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等，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在就业方面，她领导全国妇女组织成功地说服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于1967年签署了行政命令，禁止在与联邦有关的就业范围内实行性别歧视；在堕胎权利方面，在她领导的NOW与NARAL等组织共同合作下，使得“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有利于美国妇女堕胎权，并在法律上依然有效。这标志着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在离开政治组织之后，弗里丹回顾了参加女权运动的经历，写成《第二阶段》一书，为妇女运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美国当代文学》：弗里丹的著作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宣言，而不是它的文学性内容，但它的愤怒的热情引起读者越来越广泛的反响，己经使它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著作。

《纽约时报》：贝蒂·弗里丹于1963年所著的《女性的奥妙》一书“点燃了当代女权运动，并因此永久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

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我为贝蒂·弗里丹的过世深为悲伤。她是美国最响亮的声音之一。通过终生的社会活动和强有力的写作，她为美国的男男女女以及后代人打开了大门，打开了心灵，打破了对女性限制的栅栏；扩展了女性的机会。我们所有人都是她设想的世界的受益者。

上表参考资料为：

贝蒂·弗里丹育有子女三人，1969年与卡尔·弗里丹（Carl Friedan）离婚。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1969年称“全美妇女组织”（NOW）与女同性恋者的任何潜在联系都是“薰衣草威胁”（“紫色威胁”，Lavender Menace），不想玷污她的组织的声誉，她领导“NOW”与女同性恋者保持距离。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和其她女同性恋女权活动家则在1970年5月1日采取行动，她们穿着印有“薰衣草威胁”的T恤参加了一场知名女性的活动。她们赢得了人群的支持。在1971年“NOW”的下一次全国会议上，该组织改变了方向，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女同性恋者的权利是“女权主义的合理关切”。

贝蒂·弗里丹在1977年悔改了她过去的异性恋主义，并将女同性恋权利视为一个不可谈判的女权主义者的目标。从那以后，它一直是“NOW”的使命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