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学发展的历史，特点是受到外来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深刻影响。

日本史学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巩固古代天皇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古事记》,公元712年太安万侣受元明天皇日本书纪》。该书以说明天皇统治神圣性为目的。其体裁按体裁仿照中国正史本纪，天皇立卷，编年纪事，采用汉文体，用儒家思想进行润饰。其后，学习中国正史，以之为范本，成为日本古代史学的传统之一。797～901年的100多年间,日本政府陆续编撰5部正史:《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加上《日本书纪天皇为中心,记载制度政令、礼节仪式、外交往还、祥瑞灾异、名教道德等事实，“彰善瘅恶，传万叶以作鉴”（《续日本纪》上表文），为帝王提供鉴戒。政府在大学寮先后设置纪传博士、文章博士,以《文选》、《尔雅》、“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为教材，传播和普及文史知识。随着历史素养的提高，出现个人编写的历史书，如淡海三船的鉴真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和菅原道真的《类聚国史》。后者分类辑录“六国史”。10世纪末古代天皇制衰落，进入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时代。“六国史”式的汉文编年体历史枯燥无味，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新的历史叙述形式，即称为“镜物”的故事历史，遂代替官撰史书应运而生。代表著作有记述廷臣藤原道长荣华富贵的《荣华物语》和《大镜》。故事历史采取小说手法，通过虚构人物的对话，用日本假名描写生活细节和内心世界，引人入胜。所谓“镜物”的“镜”，取自白居易的百炼镜诗，既反映儒家的鉴戒史观，又受佛教思想影响。代替官撰史书，但继承“六国史”传统的《日本纪略》（撰者不详）、《本朝世纪》（藤原通宪撰）和《扶桑略记》（皇圆撰），也是记载平安时代后期历史的重要史书。

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后，武家政权取代公家（朝廷公卿）政权。这时出现了在公家立场上用佛教或神道思想解释历史演变的宗教史论。慈圆的《愚管抄》认为历史演变的根源在于“道理”，“道理”是“归向衰落的途径”,即从王法向末法的转变,其必然性由冥界佛神事先安排。与慈圆的佛教末法史观不同，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则倡导神道史观。他论证日本皇统的正统性取决于“正理”即君主的有德，但归根结底“乃神明誓约之灵验”。慈圆和北畠亲房是从维护没落阶级利益出发的，由于阶级局限性，史论陷入神秘主义，但把历史作为整体而探索其发展规律，在日本史学史上却是一大飞跃。从公家立场写的《百炼抄》、《六代胜事记》、《五代帝王物语》和《增镜》，虽是编年体历史或故事历史，记事以天皇为中心，但侧重于总结与公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承久之乱”(1221)、“建武中兴”(1333)等历史教训，因此超出单纯的编年史体裁，常有论赞式评论，而贯穿其中的也是佛教末法观和无常观。新兴武家与没落公家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迥然不同，必然产生反映武家历史的新形式。如镰仓幕府的正史《吾妻镜》,采取日记体裁,不加修饰地记录武家政权初创期的面貌；而战记文学即所谓军记物语，则用日汉混合文体描写战争和英雄事迹，成为反映武家历史的主要形式。军记物语代表作有从佛教无常观描写平氏兴亡，但又肯定武士优秀品德和力量的《平家物语》；以及主要从儒家观念出发记述南北朝战乱，说明武家政权必然性的《太平记》等。室町时代军记物语发展为纪实历史,如《应仁记》写应仁之乱,《富丽记》写一向宗暴动等。隐名作者记述各阶级包括下层阶级的状况，大胆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军记物语和纪实历史虽不全可信，但提供了武家时代的大量历史信息。此外，在专史方面有虎关师炼的佛教史《元亨释书》和瑞溪周凤的外交史《善邻国宝记》。

江户时代是古代日本史学最发达的时期。德川幕府为提高自身的权威，进行大规模历史编纂事业，历经二百年而不衰。重要成果有日本通史《本朝通鉴》、足利将军史《后鉴》、德川氏创业史《朝野旧闻裒藁》、德川将军史《德川实纪》、大名史《宽永诸家系图传》和《宽政重修诸家谱》等。这时儒家的大义名分、劝善惩恶史观已取代神秘主义的宗教史观,占据统治地位。林罗山父子编的《本朝通鉴》和水户藩主德川光帩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 397卷），就是以儒家史观为指导的两部代表性通史。前者以《资治通鉴》为范例，采取编年体,主张“据事直书则劝惩自见”;后者以《史记》为楷模，采取纪传体，设论、赞，宣扬名分论和尊王思想。江户时代中期幕藩体制开始动摇，儒家史观脱离现实,出现发展、改造儒学,或以国学代替儒学的潮流。新井白石从武家立场出发，发展儒学的理性一面，重视合理性和实证性，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其代表作《读史余论》根据时代大势和变化意义，提出“天下大势九变”和“武家时代五变”的比较客观的历史分期论。与此同时,出现了儒学古学派,如山鹿素行著《中朝事实》，无批判地肯定《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鼓吹日本皇统连绵，优于中国；荻生徂徕主张解古辞以把握其时代精神,解古法以了解其社会,但未形成系统的历史著述。本居宣长则集国学之大成，著《古事记传》，用实证方法研究古典，排除儒佛附会解释，但其结论却是“神的御心”推动历史，倒退到宗教神秘主义。广采史料，缜密考证，标志着史学的发达和进步，如第 8代将军德川吉宗热心于古文书的采访和摹制，老中松平定信辑《集古十种》和《古文书部类》，幕府资助幒保己一编纂《史料》等。此外，谷川士清著《日本书纪通证》、河村秀根父子著《日本书纪集解》、伴信友著《长等山风》、狩谷棭斋著《日本灵异记考证》等，则把古典注释考证推进到新阶段。幕府末期，赖山阳著《日本外史》提出政权随时势而变、君臣名分不变、卑贱者取代尊贵者的史论，为尊王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伊达千广著《大势三转考》，按社会形态三分日本历史，即血缘关系的骨代，制度完备的职代和大小名分割的名代，因而别具一格。

日本近代史学是吸取欧美史学思想、改造传统史学的产物。明治维新时期,在引进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也大力引进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日本近代第一个史学派别文明史学，就是在英法文明史学派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代表著作有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1875)和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1877～1882)。文明史学批判封建主义，主张开发民智，鼓吹物质文明，力图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带有启蒙性质。它源于民间，流行于19世纪70～80年代，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呼应。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试图把文明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以提高为实证的科学，三宅米吉的《日本史学提要》(1886)为其代表作。太政官修史局修史馆也于1882年开始编纂《大日本编年史》。该书是继《大日本史》之后的官撰正史，采用汉文体，标榜客观主义，排斥儒家的大义名分史观。明治政府于1887年聘请德国历史学家L.利斯到东京大学(当时称帝国大学)任教，引进德国史学派的实证主义。同时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西方史学，并使之与传统史学相结合，以大学为中心，建立了半官方的学院派实证史学。于是以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为中心，广泛搜集史料，考订真伪，编辑出版《大日本史料》(1901～1979年已出版288册)和《大日本古文书》（1901～1979年已出版162册）等巨著，成为日本资产阶级史学的主流。实证史学以史料考证为治史的唯一目的和全部内容，在它形成时的19世纪90年代，有民间史学与之相对抗。民间史学继承和发展文明史学的传统,认为考证史料、弄清史实还不能说是历史学,历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事实探求原理。其代表人物竹越与三郎的《新日本史》(1891)，是第一部从经济原因论述明治维新的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确立，社会矛盾激化，民主运动高涨。在此背景下，从欧美留学回国的新进学者不满足于埋头考证纤芥小事的实证史学，争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创立新的史学派别。主要派别有：①文化史学。把视野扩大到社会、文化领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精神、思想发展的结果,应从精神、思想的发展中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文化史学有各种分派：津田左右吉严密批判把日本建国神话当作历史事实的传统观念,其《神代史新研究》(1913)、《神代史的研究》(1924)和《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等著作为日本古代史研究奠定科学基础；西田直二郎以文化价值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强调文化特殊性，著有《日本文化史序说》(1932)；西村真次的《日本文化史概说》(1933)，首创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历史。②社会经济史学。以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试图运用经济学的观点，以经济为中心和基础，阐明历史的发展，并且承认阶级的存在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代表著作有内田银藏的《经济史总论》(1912)、本庄荣治郎的《日本社会经济史》(1928)。③柳田国男创立民俗学，致力于传说、谚语、民谣、和歌、禁忌等民俗现象的研究，尝试从民众日常生活现象中发现历史的本质。此外，原胜郎、中田薰、三浦周行、西冈虎之助等开拓了法制史、庄园史等新领域；坪井久马三，大类伸、今井登志喜等在史学理论的探讨上有所建树。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适应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出现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日本资本主义的著作。接着“讲座派”和“劳农派”展开了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战。“讲座派”以野吕荣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山田盛太郎等为代表，1932～1933年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因而得名。“劳农派”以《劳农》杂志为阵地，主要成员有山川均、猪俣津南雄、土屋乔雄、向坂逸郎等。这次论战把过去以统治者为中心、掺杂着各种唯心史观的历史学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被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所扼杀，稍具进步倾向的史学派别悉遭镇压，只有以平泉澄为代表的天皇史观与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沆瀣一气，独霸史坛，狂热鼓吹“万世一系”的国体观念和“日本至上”的种族优越论。为天皇制法西斯专政和侵略战争制造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战后初期,宣扬皇国史观、鼓吹侵略的反动史学销声匿迹；学院派实证史学也退居书斋潜心研究，消极对抗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战前受压制的以“讲座派”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以大冢久雄、丸山真男为代表的近代主义史学，与民主运动紧密配合，成为主导史学界的两大潮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羽仁五郎、井上清、石母田正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天皇制和皇国史观,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日本历史，恢复被歪曲的日本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肃清旧史学，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作出了贡献。研究欧洲经济史的大冢久雄和研究日本思想史的丸山真男，受M.韦伯的社会学影响，以西欧为模式，剖析日本社会，揭露其病态，对史学界也产生很大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引起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历史学也受到深刻影响。1955年围绕远山茂树的《昭和史》展开的争论，暴露“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以西欧为模式、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概念化等缺陷。60年代后，新的一代研究者冲破“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既成框框，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根据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重新研究日本历史；东亚史学把日本历史放在整个东亚历史中去考察，研究外因转化为内因从而影响日本历史的发展；人民斗争史学研究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在内的人民斗争；以代替阶级斗争史的研究；民众思想史学摆脱只研究代表思想家的传统方法,强调民众及其思想意识中所包含的近代化因素。马克思主义史学失去统一的指导思想，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业已丧失。另一方面，适应日本垄断资本的恢复和发展，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和学说应运而生。50年代有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大众社会论和用生态学的理论模式解释人类历史的生态史观，60年代有鼓吹仿效欧美的近代化论，70年代有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统计分析的数量经济史和主张研究静态的日常生活与群众心理的社会史，这些新观点新学说或者是受欧美史学思想的影响，或者就是欧美新思潮的直接移植。此外，由于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普通人也关心和研究历史，并且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从而打破专家、学者对历史学的垄断。总之，日本历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大转折时期，其基本趋势是由研究普遍性转到研究特殊性，由以西欧为模式类比日本历史转到打破西欧中心论，进而探索日本民族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