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培，字植夫，1899年12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忠县（今属重庆），植物分类学家，教育家。

1899年12月10日，方文培出生于四川省忠县（今属重庆）一个农民家庭，6岁即随父亲、祖父务农。当时家境贫寒，生活艰苦。

8岁入私塾，辛亥革命后，1913年14岁时考入官坝乡新办小学首届。1916年17岁考入忠县中学第九届，是他学习和热爱自然科学的启蒙。他学习努力，晚间常用百步灯独自照读至深夜。中学距家120里，往返翻山越岭，草履徒步，养成了刻苦精神。1921年22岁时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首次创办的生物系，生物界前辈秉志、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都在此授课，方文培学习成绩优异，是学生中之佼佼者。学习中见记载中国植物的《中国植物名录》（Forbes F.B. &Hemsly W.B.，Index Florae Sinensis，1905～1926.）和《华西植物志略》（Sargent C.S.，Plantae Wilsonianae，1911～1917.）均系外国人编著出版，激励了他终生从事植物学研究。

东南大学毕业后，曾在河南中州大学短期任教。1927年28岁时考入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读研究生，在钱崇澍教授直接指导下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他了解植物分类学在国计民生及植物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便专攻植物分类学，遵格物致知的古训，博览群书，跋山涉水考查植物，采集标本。为了切实了解中国植物资源状况和给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1928～1932年间，多次受生物所派遣，往植物丰富的四川省考察与采集。1934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每年约200英镑奖学金资助，由钱崇澍、胡先骕二教授向英国爱丁堡大学植物系主任及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主持人，世界著名植物学家施密斯教授（Prof.W.W.Smith）及高文博士（Dr.J.M.Cowan）推荐，赴英深入学习槭树科和杜鹃花科分类。该园对杜鹃花科研究多年，资料丰富，植物园又有引种植物可对照研究，得益匪浅。这期间又去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罗马、佛罗伦萨等地植物标本馆（室）查阅参考模式标本。1937年6月以论文《中国槭树科的分类》（A Monograph of Chinese Aceraceae），经口试答辩，以优异成绩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

1937年9月回国，10月应聘至成都四川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兼授农学院林学系树木学。1939年四川大学文、理、法三学院为避日本侵略军空袭而迁峨眉山，时方文培任生物系主任，教学之余潜心研究峨眉山植物。

1948年秋，利用在四川大学任教10周年休假机会，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的访美邀请赴美考察讲学，同时用自己工资大量搜集有关植物资料。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哈佛大学梅乐尔教授（Prof.E.D.Merrill）及旧友高文博士（Dr.J.M.Cowan）均挽留其在美、英工作，方文培均谢绝，于12月5日途经香港回到成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大学生物系得到扩展，增聘了人员协助方文培开展科研和植物调查。1950年他代表四川、西康（今四川西部）两省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植物分类工作会议，确定在全国广泛开展野生植物调查以累积资料，为更好地支援国家建设和编著《中国植物志》创造条件。方文培承担了主持四川和西康两省的调查任务，为此他竭尽全力，争取各方支持，组织人力，甚至亲自到重庆西南农学院兼任林学系主任和授课教师，以换取抽调更多的年轻教师参加野外调查。1954年他又应聘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每月拨给他100元兼职工资，他分文未取。1959年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成立后，他任历届编委。1978年当选为中国植物学会荣誉理事长，四川植物志编委会主编。1980年应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学术顾问，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科技顾问团成员，四川大学理科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曾建议建立四川（成都）植物园，峨眉山自然保护区等。1950年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授予银质奖章，以表彰其对植物学的贡献；1990年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剑桥）授予他金质奖章，并为他立传；1991年美洲名人传记研究所又颁给“突出贡献金质奖”，以表彰他的学术成就。

调查中国植物

方文培深知中国幅员广大，植物种类繁多，亟待研究开发，然而已往搜集的标本甚少，因此必须亲自涉足山川实地调查，了解种群分布状况和采集充足的实物标本，为长远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1928年至1932年4年间，开始对四川周边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开展调查。最先考察的是南川县金佛山。早在1891年德国人即已来此山采集标本，并于国外发表，从而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金佛山属大娄山山脉，山势陡峻，峭壁深涧纵横。为了揭开此山植物的神秘，方文培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穿越山体路线反复调查，了解到北部山脊残留有古代孑遗裸子植物银杉，山顶为落叶和常绿阔叶树组成的森林，林下常生方竹及灌木状杜鹃。首次发现金山杜鹃、尖叶杜鹃、川南杜鹃、长穗鹅耳枥、金山安息香等一批新种植物。阔柄杜鹃和租脉杜鹃（又叫麻花杜鹃），前人只采到果实标本。此次采到花，对种的原始记载作了补充。1928年又到了中外闻名的峨眉山，此山植物从1875年就陆续被外国人采集，其丰富奇特植物的盛名，早已广播于全世界。经调查峨眉山相对高差极大。从500米至3099 米，植物生长随高度分带明显。山的下部报国寺一带以黄桷树、楠木、喜树、枫杨分布，中段以九老洞至洗象池间为珙垌、槭树、天师栗等落叶树组成森林，洗象池以上至山顶则为冷杉组成的纯林，林下亦为高山植物。杜鹃花则从山下到山顶均有分布。经1个月的调查，即采得标本1000千余号计1万多份。在九老洞、初殿、华严顶一带发现“木瓜红”小乔木，椐叶、花、果特征实为一特殊乔木，遂采得标本后经胡先骕鉴定发表为一新属Rehderodendron.冷箭竹（Sinarundinaria fangiana）在雷洞坪和接引殿一带林下生长普遍，经多方努力才采得开花标本，经仔细研究后，确认为一个尚无记载的新种。花佩也是调查中首次发现的另一新种植物。这些新发现确定和新增加了中国原产植物的特有种属，丰富了植物学宝库的内容。秋后，还经荥经、汉源、沪定到康定，时已大雪封山无法进行多山采集，仍于榆林乡发现由红杉、冷杉、白皮云杉，康定云杉组成的森林，林下多为杜鹃灌丛。1929年后，于马边县调查时发现大片桦木、石栎及拱桐为优势树种的落叶阔叶林。在海拔2000米以上则是以麦吊云杉、云南铁杉、冷杉为主的大片原始森林。美姑县大凉山原始森林主要树种是云杉、冷杉、铁杉和云南松为主，另有槭、报春及杜鹃等。1930年7月调查了荥经县瓦屋山，其海拔在3000米以上，山势巍峨、植物葱茏，其特点与峨眉山十分相似，山顶全系浓密的冷杉林，林下是以鳞斑杜鹃为主的灌丛。以后抟沿安宁河流域调查了越隽、冕宁、西昌、会理、盐源、盐边等县，这一带气候温和，热带及亚热带植物繁茂，木棉及仙人掌普遍，常见丽江云杉、云南铁杉、云南松、长苞冷杉等组成森林，这些与四川西部所见明显不同，而多与云南北部相似且关系密切而属于不同区系。

在这一时期从事野外调查与采集是一项十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四川周边，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山区更是艰险，可是方文培从不畏惧，他克服各种险阻，历尽艰辛，5年间徒步行程数万里。为了采得一份珍贵的标本，几次几乎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从金佛山赴峨眉山途经江县山采集时，忽被地方武装抄袭，不但毁了全部标本，还被关押了3天后送至县府才免罹害。从洪雅至瓦屋山步行6天，借住于山顶一座小庙，一日外出采集，忽遇大雨滂沱、山雾弥漫而迷失了出林方向与小路，不得不夜宿岩洞，忍饥受寒，辗转4天方回到住地。留驻民工等数日，未见方文培等人归来，料必被野兽所害，已报告乡政府派人寻找残骨。虽然如此，由于他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矢志不渝，5年间共采集标本1.2万多号、约15万多份，分存北京、南京、广州、昆明等大标本馆，成为中国最早最宝贵的一批植物标本，为了解中国植物资源、发展中国植物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作出了贡献。

从1937年至1948年，方文培在四川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时，大部分时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科研条件及经费都很困难，他此时仍把全部课余时间潜心用于峨眉山植物研究，甚至拿出自己的工资去搞植物调查与采集，经过几年努力，为建立四川大学植物标本室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科研的重视，他更加勤奋工作。根据国家规划他拟编了《川康植物调查计划书》，系统地调查川、康两省植物资源。从1950年组成第一支考查队，至1960年最多达八支考查队，共数十人在野外调查，每一次都由方文培亲自布置并审定调查计划，包括调查地区范围、要求，以至部分具体调查路线、生活安排和安全措施等也都一一过问。他本人虽身兼四川大学及西南农学院的教学任务，仍然抽出时间亲赴野外调查采集和指导工作。经9年努力，调查了南邻云南，西接西藏，北接陕西、甘肃，东与湖北神农架相接的四川周边山区共20余县，采集标本计9万多号，100多万份，分送给北京、南京、华南、昆明、广西等植物研究所，极大地丰富了西南地区的植物标本资料，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植物学事业积累了可靠的资料。四川大学植物标本室也因此更加充实，现馆藏标本50 多万份，是中国高校中最大的植物标本室，它从1964年起已列入世界主要植物标本室（馆）目录册内，是世界上著名的植物标本室（馆）之一，在国际、国内植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方文培坚持不懈、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他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

为中国人写《中国植物志》而奋斗

以前中国的植物分类调查研究多为外国人所进行和完成，方文培于东南大学就读时就立志中国人自己编写《中国植物志》，他毕业专攻植物分类学，共发表论文80余篇，专著15部，共计900万字。发现新种植物100多个。他是著名的槭树科和杜鹃花科专家，对山茱萸科、旌节花科、杨柳科、芍药科、报春花科、蓝果树科、八角枫科等17个科也有深入研究。早在1927～1932年进行大量野外调查时，即开始注意在野外环境下对植物进行观察研究，经数年调查后，他决心对槭树从分类学方面进行整理。由于槭树叶形和枫树相似而常被误为枫。植物分类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奠定分类学基础以来，高等植物都以花的特征为主进行分类，而槭树花很小，呈淡绿色，又常混在叶间，野外工作不易采得，且其构造复杂，按其进行分类存在困难。德国植物学家巴格斯（F.Pax）为此自19世纪以来，费了几十年研究其分类，发表了不少专著，后经各国学者继续研究，仍认为其分类原则不妥。方文培根据自己的观察研究认为：槭树的分类应根据其全部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的综合特征为依据，于1932年整理大量资料后以英文发表了《中国槭树科的初步研究》和《中国槭树科志》，首次整理记载中国槭树科植物有56种，其中金钱槭属2种，其余则为槭属，按种类分为9组，其中1个新种，3个新变种和3个新变型，这是中国最早具代表性的植物专志之一。1934年后，在英国留学期间，更是专注研究、搜集和查阅存于国外标本馆（室）而采自国内各地的标本资料，如爱丁堡植物标本室、伦敦皇家邱植物园标本室及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1905年编著《中国植物名录》的凭证标本均源于此。1936年秋，他又去法、德、意、奥等国各大标本馆（室）查阅资料，在数月内以巨大毅力和惊人速度仔细研究了他们采自于中国湘、鄂、闽、赣、川、黔、滇、藏、陕等省区的全部标本，并制成卡片，于1937年夏完成论文《中国槭树科的分类》，1939年在国内发表，共记载有槭树植物87种，其中产于中国60多种，相邻地区20多种，这是自1931年以来国内实际调查资料和国外植物采集者采自中国槭树资料的全面研究和总结，为在国内独立进行槭树分类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十分可贵。在此后又经数十年野外继续考察和认真研究，最后他认定中国槭树科植物增至143种，对其分类系统也提出了新见解，即在属以下用亚属、组和系三级分类法，全世界槭树分为2亚属，22组和35系，中国的槭树在这个全属分类系统中占有15组，21 系。亚属和组的排列参照演进程序，达到符合自然分类系统原则。1981年他编著的《中国植物志》46卷—槭树科—出版，即得到植物学界的广泛赞誉，称“槭树科研究具国际水平”。

杜鹃花科也是方文培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早在英国求学时即已发表长篇论文《中国的落叶杜鹃》（1935），以后又发表《近时采集的中国杜鹃花》（1939），分别记载了32种和153种，总结当时中国全部杜鹃花资料，为研究中国杜鹃花植物奠定了基础。尔后，又经多年继续采集与研究，直至主持《中国植物志》杜鹃花科编写时，已确定中国共有杜鹃花植物548种，比林奈（C.Linneaus）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中记载中国只有一种多出540余倍，中国才是世界上杜鹃花的分布中心。可惜方文培未看到《中国植物志》杜鹃花科的最终定稿和出版就去世了。在杜鹃花研究中，他组织有关人员，利用所搜集的室内外照片，以系统反映自然界中杜鹃花的生长环境及有关特征为主，出版了《中国四川杜鹃花》一书，包括5个亚属，95 种，共500余幅彩色照片，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称赞。美国杜鹃花学会杂志（Journal of Anerican Rhododendron Society Vol.41，No.4.1987）发表评论：“对于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及园林爱好者，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当中得到它时，真是爱不释手”。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会刊Rhododendrons with Magnlias and Camellias 1988～1989，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London，在评论中称：“此书内容丰富，超越以前的记载，是一部空前的著作，很多资料直接取材于野外，非常有用，是一部极好的书，价值甚高”。国内外植物学者都认为四川大学在杜鹃花的研究上，由于方文培教授的指导，研究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方文培是世界公认的杜鹃花科专家，而且居于科学前沿领先地位。

方文培除研究槭树科和杜鹃花科植物外，早在1939～1946年间，在调查了峨眉山植物后，他确定峨眉山植物至少有3000多种，从中选取有重要价值的植物及地区特有种共200种，编纂成《峨眉山植物图志》一书，共2卷4册，每种均附精细插图，并用中、英两种文字描述，于1942～1946年陆续出版，它代表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标志着植物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42年英国李约瑟（Dr.J.Needham）到重庆见此书后认为：在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能继续搞科研实属不易。故致函祝贺，并于198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Needham J.，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6：20.1986.中写道：“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方文培博士1939年发表了槭树科专著，他不仅用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采纳了拉丁学名、中文名称，而且还用英文描述特征，后来《峨眉山植物图志》也同样采用，推动了植物学研究的发展”。1959年10月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著名植物学家讨论筹备编写《中国植物志》科学巨著，他感到多年夙愿得以实现，十分喜悦，分工时他接受了槭树科、杜鹃花科、七叶树科、蓝果树科、八角枫科、山茱萸科、胡颓子科、瑞香科、桤叶树科、罂粟科等10个科的编写任务。“文化大革命”中，方文培不但所写的大量资料被毁，而且身心遭到严重摧残，整整10年无法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年过古稀，仍夜以继日地工作，力图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经多年努力，他撰写了《中国植物志》第46卷槭树科、52卷胡颓子科、56卷山茱萸科、57卷杜鹃花科、《中国四川杜鹃花》、《植物分类系统比较》、《拉丁植物名词及术语》等。他主编《四川植物志》巨著，亲手撰写了第1卷，于1981年出版后，国际植物学会会刊（Taxon）1982年第8期著文称赞，并报道了出版计划，这在中国众多植物志中还是第一次。他还参加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Ⅰ、卷Ⅱ、《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二册、《西藏植物志》第3册、《中国树木志》第2卷等5卷册中的部分科属。

在整个研究和所有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他十分注意植物名称的使用，很早就注意使用拉丁学名，以便于国际交流，同时又使用中文名称，以便于国内广大实际工作者应用。他常把订正一个合理的中文名称作为自己应当完成的一项严肃工作和任务来对待，如蓝果树，最早根据拉丁文Nyssacea译音为柅萨科，20世纪30年代依照江苏宜兴俗称紫树科，20世纪70年代遂采江南各省的通称为蓝果树。

方文培为发展中国植物学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撰写专著外，他为植物学研究创造条件而搜集的国内外文献及标本资料也是十分广泛的。1948～1949年在美讲学期间，利用自己的工资将采自中国的模式标本拍成底片带回国内，计4000余张，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供全国使用，尔后植物所编纂的《中国植物图片集》中部分照片即取材于此。1926～1936年间对杜鹃花科和槭树科的研究中，几乎查阅和搜集了全部中外文献，特别是把杜鹃花的原始文献打成卡片，计3000余张，存于四川大学植物研究室，以利杜鹃花的研究不离校就能查到全部中外有关资料，这也是方文培教授为研究人员预备的一份难得的宝贵资料。可惜于“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原稿已经散失，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场触目惊心的浩劫。

忠心耿耿，培养植物学人才

方文培自幼家境贫寒，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曲折与磨难，深知获得学习机会之不易，1937年应聘四川大学生物系讲授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林学系树木学等课程，教学任务虽重，他总是写出英文讲稿，课后又常指导学生野外实习，不厌其烦地讲解花、果的结构及特征，和如何采集与制作标本等。在讲授植物分类学课程中，他按恩格勒（A.Engler）的分类系统且以科为重点，先介绍该科常见植物，再扼要讲解其特征及系统地位，然后举出属、种的特征进行比较，最后说明其地理分布、经济价值等。讲课条理清楚、循序渐进，学生易于笔记，每次讲课学生都感到增加了不少新知识。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分类学的兴趣，一年五月正当杜鹃花盛开季节，他支持学生上峨眉山采集各种着花杜鹃回校，自己鉴定名称并举办花展，其助学效果很好，以致这些学生毕业时有近半数人争选分类学做毕业论文。1975年他已74岁高龄，为了使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他开辟专题讲座，讲授《植物分类学研究方法》，并抽出时间写出系统讲稿，把分类学基本研究方法阐述得极为详细，同时介绍国内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和现状，以便青年学者继续努力奋起赶超使其顺利成长和成才。为了帮助经济上较困难的学生，他曾用自己的部分工资在校内设立一名奖学金，赞助有志者努力学习。少数学生寒暑假回家缺路费，他也解囊相助。

半个世纪以来，方文培教授了几十届植物专业、林学专业本科生，四届研究生，一届外国留学生，听课学生多达5000余人。他们有的现已是国内外著名专家、教授、研究员和植物学界、林学界、教育界、医药界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晚年指导的日本留学生狄巢树德，已被美国一家杂志预测为日本将有重大成就的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方文培对青年的培养不限于在校学生，90年代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的一位青年工作者，一稿投《植物分类学报》，审后批注：“此文修改后可采用，限15天内寄回”。青年十分高兴，但又不知如何修改，遂投书方文培请教。方文培与这位青年并不相识，收稿后做了详细修改，并附上文献等给予具体帮助与指导，使得该稿按期于学报上发表了。1983年冬，方文培因病住院期间，仍戴着眼镜在病床上为一位青年教师字斟句酌地修改文稿，在他辞世后的手提包中发现该稿《中国西南杜鹃花四新种》已修改完毕，著者已投稿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1期上。他对青年的培养倾注了满腔热情，在教育事业上赤胆忠心，孜孜不倦，耗尽毕生精力，可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在他的努力和关心下，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的植物分类基础知识十分雄厚，学生素质备受外界青睐，因此每年都有众多学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院校任职。四川大学的植物分类学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并同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几个著名的学术单位，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切磋业务。

1983年11月30日10时15分，方文培突然与世长辞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他的逝世感到极大悲痛。美国杜鹃花基金会杂志（Rhododendron Notes & Records Vol.1，1984）刊登了讣告，并在1985年的国际会议上，举行吊唁仪式，英、日、荷、加等国专家纷纷发来唁电、唁函。中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秦仁昌教授来函称：“方文培教授这一生对四川大学、对植物分类学、对培养后学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中国为数不多的植物学家”。世界著名植物学家，密苏里植物园主任被德·雷文（Dr.Peter H.Raven）发来唁电说：“顷闻方文培教授逝世，我极为震惊，多么杰出的人才，非凡的贡献，我敢保证国际植物学界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留给了我们在野外艰苦跋涉所搜集的大批珍贵标本资料、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为国家培养了一代高级建设人才和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他的功绩李约瑟博士（Dr.J.Needham）已写入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1991 年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剑桥）（The Inte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Cambridge）为表彰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授予他金质奖章，并为他立传。1992年美洲的世界名人传记研究所（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授予他杰出贡献勋章，以弘扬他为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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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阁楼，四处散落的全是植物标本。一个老头儿，戴着眼镜，埋头看东西，手里燃着香烟，整间屋里烟雾缭绕。

余锦勤和几个同伴蹑手蹑脚爬到数理馆顶部的这间阁楼，从门缝里偷瞧。这些大一的女孩儿们，有点儿紧张，又有点儿兴奋，毕竟，门缝里的这个老头儿，是四川大学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尤其是生物系的新生，无比景仰这位“方专家”，同时又对这位寡言的名教授充满了好奇。

整整50年过后，余锦勤向记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脸上满是笑意。这位偷瞧“方专家”的生物系女生，后来嫁给了方文培的儿子方明渊。她发现，家里的公公和阁楼上的教授原来一模一样，从系里回来，老爷子就把自己关进书房，和满屋子的标本待在一起。依旧烟雾缭绕。“我们在外面就听见噼噼啪啪的打字机声音，他一生那么多文章著作，都是这么出来的。”方明渊说。这样的声音一直持续到1983年11月，一天，前段时间就已查出肺部有阴影的方文培觉得身体不适，于是自己走路到了医院。第二天，方文培逝世。

美国著名植物学家彼得·雷文博士发来唁电称：“获悉方文培教授去世，我极为震惊。多么杰出的人才、非凡的贡献！我敢保证国际植物学界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办，方明渊前去参观。在英国馆，他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中国被看作杜鹃花之家，它是中国花卉中种类最多也最为重要的科属之一……爱丁堡皇家植物园1843至1890年间的钦定总管巴尔弗爵士提出杜鹃分类法……1980年，杜鹃分类法开始进行修订，这一修订可以考虑自巴尔弗去世后，包括方维培（1899－1983）在内的西方和中国的植物学家采集的大量花卉。”

显然，当用威氏拼音拼出的这个中国名字在国际学界流传时，“方文培”三个汉字却并不为被称作“杜鹃花之家”的中国的公众所知晓，以致错误地翻译成了“方维培”。

上世纪30年代，方文培留学英伦，在以研究植物尤其是杜鹃花科闻名于世的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当时，他的学习室是一间小木板房，被人称为“中国木板房”。案头的杜鹃花模式标本，多数产自中国，这让方文培时常会有思乡的愁绪。他将唐诗换了二字，来寄托心情：“蜀国曾闻子规鸟，英伦（原诗为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1985年，国际杜鹃花学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始，主席首先宣布：“请大家为去世的对杜鹃花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方文培教授默哀。”

方文培去世后，曾有后辈学者向方夫人提出，希望得到先生的手杖作为纪念。他告诉方夫人，方先生除了指导自己的学问，更以人品为自己立下模范，扶助自己在治学途中走得端端正正。

在担任四川大学教授的同时，方文培还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每月按规定有为数不菲的兼职费。钱汇来了，他却从不去取。中科院来人，和方明渊说起此事，方明渊说自己帮父亲取工资，父亲根本就没提过还有这么一份。来人感叹：“哎呀，你瞧瞧这些老先生！”

方文培话不多，儿子儿媳都称他“寡言”。余锦勤告诉记者，老爷子最喜欢请客，外地的同行、学生来川，他是必定要请一顿的，“而且一定会请个陪客，因为他自己实在没有多少话说。别人负责说话，他负责买单。”

在一个“书友论坛”上，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曾在旧书摊上发现一本《近年在四川采集的报春花》，作者方文培。“也许是因为该书属自然科学类书，放在那儿几乎有半年无人问津。今日无事把此书看了看，书中有几句话使我很是感慨：‘四川早以植物种类丰富，著名环宇。在19世纪以来，欧美的植物学者或传教士先后到来采集植物标本已有十余次之多，他们采的标本都藏在外国标本室，有关中国植物的著作，也在外国刊物上发表，结果引起我们研究的极大困难。’”

这位网友也许不知道，在这种困境中执著一生的方文培，被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植物研究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