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之邦，是一场面对异族侵略、面对衣冠夷狄化的生死搏击，是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值得后人共勉。

江阴被称为“忠义之邦”，源于明末抗清守城战，史称“江阴八十一日”，当年那可歌可泣、壮怀激烈的八十一天，江阴人以血染的风采光耀史册，忠烈之气与天地共存。战后，为了安抚江阴百姓，满清统治者采取了怀柔政策，尤其是那位乾隆皇帝，在乙酉守城战131年后，对抗清三公——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分别赐谥“忠烈”、“烈愍”、“节愍”。而第一位赞誉江阴为“忠义之邦”的，则是清嘉庆年间的江苏学政姚文田。据《道光江阴县志》记载，这位学政大人“督学时念邑殉乙酉之义，特书忠义之邦四大字”。当时，主持君山梅花书院的诸生何春煦，将这四个字摹勒后，悬挂于书院仰止堂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江阴修城时，知县金咸请邑人张锡龄，将二十多年前姚文田书写的“忠义之邦”四字临刻于石，每字两尺见方，嵌入南门城垣。进出南门的江阴人，看到这雄浑有力的四个字，无不平添几分自豪感。

历史上，江阴人的忠义是出了名的。明代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政误国，在朝的三位江阴人——主事黄昭、御史贡安甫、史良佐，或以挽死谏，或以奏章忤，被称为“殿前三虎”。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称之为“江阴一时三忠”；天启年间，被列入“东林后七君子”的缪昌期、李应升，勇斗阉官魏忠贤，慷慨赴狱，死于酷刑，时称江阴“双忠”。天启朝所谓的“狱者十三贤”，江阴也有缪文贞、李忠毅居其二。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中，陈震亨在泗陵殉节，朱养时在舟山牺牲。其他的一些孝悌节义的事情，书上屡见不鲜，如周兰等人防御海寇，吴况等人防御倭寇，就连最下层的百姓也知道取义成仁，捐躯报国，难道只是酒气使然吗？恐怕也是一种浩然之气吧？明《崇祯江阴县志》评价江阴“不独为礼让之邑，实称忠献之邦，长江底柱，允足表峙东南也”。明末乙酉抗清后，更获“义城”之名。对于江阴来说，“忠义之邦”这一美誉当之无愧。

1937年冬，日寇入侵，江阴南城门上的“忠义之邦”石额遭炮击，毁去“义之”两字。八年抗战，江阴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终于同全国人民一起战胜了日寇。巧的是，抗日胜利之年，距明末江阴守城抗清，正好整整三百年。当年11月，国民党县长方骥龄命其秘书孙俊在(陆家桥人)摹补“义之”两字，镌刻后砌上南门城墙。不料，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吴宗渊与县长勾心斗角，他赶到南京，通过关系，得到了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忠义之邦”题字，回来后命工匠镌石，换上南城门。方骥龄无可奈何，只得派人将孙俊在补写的字取了下来，并将残存的姚文田所书“忠邦”两字，移往中山公园南大门亭中，从此。人们将此亭称为忠邦亭。“文革”期间，“忠邦”两字被毁掉，直到1986年按摹本重刻后补上。而南城门上蒋介石所书“忠义之邦”四字，早在上世纪50年代拆除城墙时即已毁失。这次重建的南城门上“忠义之邦”匾额，从字体看，仍采用了当年蒋介石的题字。

江阴南城门古称朝宗门，明末守城战中，守城勇士曾奉阎应元之命，从此门冲出，给移营十方庵的清兵以重创；阎应元还在南门城楼上亲自操炮，将正在十方庵高台指挥的清军十王当场击毙，南门之战成为抗清守城一役中浓墨重彩的篇章。至于南城门对面的忠义街，现街名系抗战胜利后所定。据明《嘉靖江阴县志》记载，“朝宗门至驻节亭”为南门街。清《道光江阴县志》记载：“自朝宗门南出，过永安桥(俗名瓶罐桥)而南至高桥堍曰河西街。”可见今天的忠义街，明代时曾称为南门街，清代时曾改名河西街，到了民国年间，这条街又叫作南外大街。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即议决将南城门定名为忠义门，南外大街定名为忠义路。1946年12月12日，《江声日报》以《“忠义之邦”万世流芳 南外大街更名忠义路》为题，报道了这条街正式更名的消息。报道中称，命名忠义路，一是为了纪念明末清初孤城抗敌，博得忠义之邦不朽之光荣；二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的忠义战绩。

江阴八十一日是指1645年夏江阴人民为抵制剃发令，在江阴典史等人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因为前后长达81天之久，故被称为“江阴八十一日”。 以江阴抗清三公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清军的英雄事迹，在中华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清军折损三个王爷，大将十八名；参加攻城的还有后来晋封为亲王的博洛（伪端重亲王）和尼堪（伪敬谨亲王）、伪恭顺王孔有德；清兵二十四万大军携二百多门大炮围城，一共损失的士兵有七万五千余人。江阴方面，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伤七万五千余人。

这是南明和清初历史中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然而，对于乙酉“江阴之变”，清朝历代当政者都对其耿耿于怀，忌讳莫深，千方百计地将其湮灭，不为后世所知。因此，在官方主编的《清史稿》之类的正史中，对乙酉“江阴之变”不著一字，载有江阴人守城抗清81天内容的《明季南略》一书实行封杀，并将其列入清朝《禁书总目》。

但地火是扑不灭的。倡议守城的是江阴不为官的读书人；在守城关键时刻鼓舞军民斗志、善做政治鼓动工作的，是江阴不为官的读书人；在清军屠城时，拒不投降，死得最惨烈的，还是江阴不为官的读书人。为了记载明末江阴守城事，后来的江阴读书人，自觉地担起记载乙酉“江阴之变”的历史责任，使其传至后世。他们是：赵曦明著《江上孤忠录》；祝纯嘏著《孤忠后录》；沈涛著《江上遗闻》；李天根著《爝火录》，等等。康熙、乾隆、道光、光绪年间编纂的4部《江阴县志》，均记录了“江阴守城81天”。还有，曾任清朝礼部尚书的韩菼著《江阴城守纪》，常熟人许重熙著《江阴守城后纪》……以至今人顾诚所著的《南明史》、丁文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等，都记录了乙酉“江阴之变”。

假若没有他们薪尽火传，我们后人怎么能知道乙酉“江阴之变”？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价值。没有他们，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将折腾成一桶浆糊。

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被后世称为“江阴抗清三公”。后世传纪对江阴的评价：“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

江阴人民浴血奋战，人手不够了，老人、孩子也出来了，就连监狱的囚犯、妓院的妓女、他放下所有个人小节，为了民族的尊严、民族的大义，他们没有一个退缩的，没有一个逃城的，血战到最后。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屡攻不下，共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满清政府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而江阴全城的老百姓、就连妓女、罪犯都本着“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

闽中闻报，隆武帝泣曰：“吾家子孙遇江阴三尺童子，亦当加敬也！”城中尸骸枕藉，街巷池井皆满，薰臭不可近。战役中有一江阴无名女子，在殉节前题诗：“露胔白骨满疆场，万里孤臣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