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弘，（1899—1973），字毅丞，生于1899年，西北实业公司经理。

忻县紫岩村人。从小由本村上私塾，读四书五经，接爱传统教育。1916年上忻县中学，接受现代教育。1920年考入山西大学学习，萌生科学和实业救国思想。1925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大学化学系，学习应用化工、专攻皮革等专业。聪慧好学，善经营，学习了许多日本人的管理办法，1929年毕业回国，先受聘于大连化工厂任工程师。1930年去上海兴办新华皮革厂任工程师。1931年结识了阎锡山派住上海的代表贾景德，后被阎锡山器重。

1931年12月8日，日本军舰在南京下关忽开炮攻击，一时南京大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国府及各院主要人士，前往洛阳办公，蒋、汪留在南京同日本人周旋，图谋和平解决。此段时间，阎锡山对各方面均未表明态度，只派贾景德在上海同蒋方联系。那时在上海设有秘密电台，由彭士弘掩护，此则彭回山西并被重用之原因。

1932年阎锡山由下野后又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急欲扩充实力以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但一方面既怕蒋介石猜疑，另一方面又想防止蒋介石攫取山西的工矿企业，遂假山西人民公营方式在山西兵工厂的基础上筹设了“西北实业公司”，调彭士弘回晋并指定为筹备委员之一。经一年有余的调查设计，于1933年8月1日正式成立。

西北实业公司，假节省地方开支、银行分期还本的“实业公债”以筹集资金。此项资金，作为各县人民的公股，每县推定股东代表若干人，并由各股东代表选出董事及监察各若干人，组成山西民营事业董监会，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机构。陈敬棠为董事之一。至公司本身组织，创设经理一人，协理一人，副理三人至五人，下设总务、工务、矿业、营业、会计五处，分别推进所属三千余个工矿单位的业务。抗日战争以前由忻县人梁航标为经理，彭士弘为协理。1939年“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成立后，彭士弘为经理。

1932年7月山西省银行改组后，彭士弘任省银行监事之一。

1934年太原土货商场成立，由晋绥财政整理处出资，经济统治处管理，经销本省各厂的产品，经理彭士弘，协理张文同，“七七”事变后转移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改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随营部消费社，张文同担任经理。彭士弘是日本留学生，很注意经营作风。商场下班关门以后，他常召开职工大会，介绍日本人对顾客讲礼貌的情形，说顾客买下东西，店员要抱上送出门外，临别还说再见等。这对改善土货商场的营业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土货商场的成立，大量收购和销售地方公私企业产品，特别是西北实业公司各厂生产的轻工业产品，都能销出去，而且还对当时滞销十分困难的晋生、晋华、益晋三大纺织厂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其间，彭士弘还担任过壬申制造厂协理，特产组组长，西北皮革厂厂长等职。

1937年山西太原沦陷后，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航标及协理彭 士弘率领极少数职员，携带帐簿、文卷及部分产品于1938年撤至四川灌县，成都等地。1939年春，阎锡山电召西北实业公司技术人员回宜川筹办小型工厂。协理彭士弘即率部分人员回宜川。经研究选定陕西泾阳鲁桥镇设厂，定名为“新记西北实业公司”，经理由彭士弘担任，原经理梁航标在四川清理债务。

1943年秋，阎锡山曾派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为“经济代表”到太原和日军协商所谓“经济合作”问题。

1945年日本投降时，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率领随同人员多人随阎军于8月15日到达太原，接收敌伪手中工厂，同时，彭士弘兼任西北炼钢厂厂长。同年九月受命赴美考察，1946年6月返回太原，改原来的五部六处，并在上海、天津设分公司。

1947年1月阎锡山的“同记公司”筹办成立于太原市工程师街1号杨宁史寓所。彭士弘为董事会董事。1947年西北实业公司第二发电厂一部四千瓦的发电机出了事故烧坏了，电业处处长李兴杰急忙向经理彭士弘汇报，彭见李神色不对，便说：“你不要慌，老汉（指阎锡山）说理哩！你只要从从容容原原本本给他说清楚，不要哄他，他不为难你。”过了两天，彭领李见了阎锡山，阎在坑上坐着，地下站着特务头子杨贞吉，彭说“李兴杰来了，把烧机器的事给你汇报汇报。”阎看了看彭士弘，又看了看杨贞吉，唉了一声说：“和书呆子共事就是没办法”。

1947年9月11日至1948年1月3日，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率领刘笃恭、秦晓峰一行三人，由太原出发，经北平、上海，于23日由上海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飞机到美国，从9月26日起，在芝加哥参观机械展览会，并到美国各大工业城市参观访问。其间订购了部分所需工业机械，着重学习了美国工业生产制度。至翌年元月3日止，共看了六十余厂，经过地方50余处，自东海岸之纽约，至西海岸三藩市，历经百余天，学习取经。回程时途经日本，在短暂逗留中看到日本战后为全力恢复经济，连东京公交电车、汽车上被炸震碎的玻璃都顾不及安装，这使他感慨万分。回国后便在公司召集全体大会，提出忍受饥饿、争取输出的口号。除此之外，他把在美国所学到的先进经验立即作出反映，写出考察报告，对太原工业进行了革新，即倡导工作责任化运动。主要作法就是将公司全体职员职务做一个精密的划分，划分后即举行授权典礼。表示公司已将某一职权正式授予受权者。日后这一部工作计划的完成，就由受权者完全负责任。“人人负责，个个是公司的经理”这是他们当时贴在公司的标语，也就是这一运动的真实精神。按此种做法实为一般工厂在制度上的一大革命。盖过去一般工厂处理全厂事务多由上而下，今则由纵的关系变为横的关系，工作全权分由工作者担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很清楚地划分开责任。这样一来，清除了职责混淆或上级事无巨细一手包办的不民主作风。

1948年夏，西北实业公司青岛办事处给经理彭士弘拍来一份电报，大意是：美国第七舰队给了傅作义五个师的武器，将在青岛交货。彭将此事向阎锡山汇报后，阎认为这是要求美国援助军火的好机会，遂决定派彭士弘为代表，以阴纫斋（地下党员）为翻译，至青岛向第七舰队司领白吉尔当面交涉。

这时，正是赵宗复同志的交通员送情报走错了道路而被特务头子杨贞吉扣捕的时候，赵宗复同志为了减少损失，立即通知阴纫斋和赵中枢（地下党员，解放后当任省工业厅处长）设法早日离开太原，经过活动，赵中枢同志随彭士弘飞离太原去了青岛。经过交涉，第七舰队白吉尔司令没答应给山西武器，更不想出售新武器的样品。于是彭士弘离开青岛去天津视察，在天津见到西北实业公司协理阎的表侄曲宪治，曲是办理把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以外的财产向台湾转移的事的。彭士弘感到形势不妙，不想回太原复命，便用电报向阎汇报了青岛交涉的经过和计划，并准备到南京继续活动的打算，阎复电同意。

到南京后，彭士弘通过关系见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说“我和阎先生是老朋友，阎先生要求美援军火，我可以向南京政府提出。但是太原已是陷入重围的孤城，没有坚守的必要。阎先生虽有坚守太原的决心，但太原失守是时间问题。为阎先生计，他最好来南京共图国是，希望诸位转达我对阎先生的关心，愿他早日离开太原。”彭将会见司徒雷登的情况用电报告知阎锡山，同时劝阎锡山早日离开太原，彭发动贾景德、徐永昌劝阎离开太原。

彭不愿返太原，设法拖延时日，忽然想到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于是他决定到上海同美善后救济总署拉关系，要求以美援面粉救济太原。到了上海后，才发现阎锡山派杨爱源和王怀明清理公私企业的资财并向台湾转移，同时阎的夫人、儿子及家属都在上海，孩子们赶学英语，准备去美国居住。彭士弘看到这些后更坚定了借词不回太原的思想准备，每隔三两天到救济总署跑一趟，经反复说明，救济总署才答应把救济山东的一部分面粉给了太原，又与美国飞虎队陈纳德交涉，陈只答应适当增加空投次数。

从此，彭士弘就住在上海办理西北实业公司向台湾转移财产和在台湾设厂的事宜。

1949年3月，阎锡山从太原飞到上海仅留半日，下午即飞南京。彭士弘等连夜乘车赴南京向阎汇报工作，数日后，彭士弘返回上海说“阎老总住在南京某饭店，某夜半十二时尚未睡觉，等候会见同住该饭店的章士钊先生。”

阎锡山家的私产，数目不详。当时他多委托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协理曲宪治承办经营。1949年阎锡山逃南京后，安排彭士弘将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的金钱，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资，一律变成黄金，尽量外运，归入自己的私囊。一次西北实业公司在上海汇寄阎锡山四千三百条黄金，作为赴美作寓公的费用。

1949年4月，彭士弘去了台湾，在台北市怀宁街34号，推出山西西北实业公司台湾分公司的招牌，主持开创业务，主要业务是和日本方面的贸易。同时，接待安置山西去台的有关人员。

阎锡山写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抗战时期曾请留美、留英的几位学者、教授译成英文精印，扉页并有阎任督军时的照片，托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带到美国分送政治、经济界人士。

工业在山西抗战前即为外界所注意，日军投降、西北实业公司很快地从后方迁回，接收敌伪时代所经营的各大厂，在彭士弘经理的领导下，一致于埋头苦干中。二年来（1945年~1947年），惨淡经营，获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所属工厂丝毫不加过问，在“分工合作”，与“群策群力”的大原则下，他们竞赛式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向前发展（天津《国民日报》1947年12月31日）。

有的报道中对彭士弘经理与曹焕文处长得苦心经营领导西北实业公司做出的成绩，给予肯定是公允的，他们对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载入史册为民众不能忘记的。

彭士弘二十世纪60年代末在台湾退休，70年代初去美国定居，1973年病逝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