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忠（1896—1947年），物理学家、教育家。曾对高压下液体的介电常数作了深入研究。回国后毕生献身于我国教育事业。1915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为南京大学），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一年。创建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为该校开展物理学实验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协助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西迁”，为倡导和发扬“求是”校风，将浙江大学发展成为国内著名大学之一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物理学会早期领导人之一。

张绍忠，字荩谋。1896年11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以教书为生。9岁丧父，12岁丧母。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15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为南京大学），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一年。他自幼目睹贫穷落后的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内心十分愤慨，渴望国家富强。临毕业前，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坚定了他走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道路。1920年，他考取留美公费生。192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24年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哈佛大学从事高压物理研究。在哈佛大学期间，他被选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组织了不少爱国活动。

1927年回国，先后任厦门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系主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教务长等职，并曾代理浙江大学校长。

抗战期间，他先后兼任浙江大学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协助竺可桢校长，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迁校任务。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张绍忠因积劳成疾，于1947年7月28日病逝于杭州。

张绍忠回国后，考虑到当时在中国从事物理学的人还很少，还没有形成一支队伍，更缺乏实验条件，他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培养物理学人才和进行实验室建设。他先应胡刚复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又应蔡元培之请到浙江大学创建物理系，校长邵裴子聘他为教授兼系主任，不久又兼任文理学院副院长。他从厦门大学物理系邀请朱福炘助教和金学煊技工，于是，一位教授、一位助教、一位技工3个人撑起了最初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当年就招收新生，开设了一年级全部物理课程和实验。为办好物理系，张绍忠狠抓师资、图书和实验室的建设，在短短四、五年中，先后聘请了王守竟、束星北、徐红铣、何增禄、郦堃厚、郑衍芬等教授，还聘请了顾功叙、吴学蔺、吴健雄等为助教，从而形成了较强的师资阵容。同时经他多方努力，争取到购置图书和仪器设备的大笔经费。对实验室的建设，他完全支持何增禄的指导思想：钱不够时宁可少买仪器，首先要购置车床等工具设备，以便自行设计、制造与修理所需的仪器和教具。他和何增禄不但精心指导实验，而且亲自设计制作仪器、教具。当时中国贫穷落后，任何仪器甚至某些工具零件都要到国外购买，价格昂贵，一只壁装电流计的架子就要近10美元。他们自己动手不仅制造了壁装电流计架子及其他仪器，还制造了精密的多级水银扩散真空泵及油泵等设备。这样不仅节约了大量经费，充实了实验设备，同时还锻炼和培养了人才。通过全系教工的艰辛创业，浙江大学物理系在短短的几年里，在他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成长起来，成为当时全国不多的几个实验条件比较好的物理系之一。

张绍忠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学，他亲自讲授一年级普通物理课。在教学中态度认真严肃，每次讲课，讲桌上的演示仪器必定按照使用次序放得整整齐齐，联结电路的导线不准交叉杂乱，过长的导线都绕成螺旋形，使长短合适，便于学生一目了然。同时，对学生的基本训练也有严格的要求，凡是指定的习题作业、实验报告，都要求演算准确，文字通顺，做到规范化，否则就要退回重做。

张绍忠对科学研究也非常重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学术气氛始终很浓厚，几乎从一开始就在高年级开设文献报告会，每周一次，由四年级学生和教师轮流作报告，并进行讨论，使高年级同学和教师能及时掌握物理学前沿的动态。他还请教授们为学生开设一系列选修课，以达到开拓视野、提高研究能力的目的。张绍忠本人也开设了物理讨论课。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物理系不但坚持上课、做实验，而且坚持科学研究，还举办了多次中国物理学会年会的贵州区分会场活动。1943年的会议即由张绍忠主持。每次年会都有一二十篇学术论文报告，显示出当年浓厚的学术气氛和丰硕的成果。

张绍忠还很重视科学普及工作，早年曾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在抗战后期，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后，尽管忙于浙江大学由贵州迁回杭州的各种事务，在遵义还多次去部队等单位作有关原子能和原子弹的科学普及报告，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原子弹的原理、威力和在战争中的作用。

张绍忠是中国物理学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张绍忠曾先后担任评议员（相当于常务理事）、会计（学会的4名领导人之一）、《物理学报》编辑委员、物理教学委员会副主任、监事等职。他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896年11月18日 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

1915—1919年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本科学习，毕业。

1919—1920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助教。

1920—1924年 公费留学美国。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4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1924—1927年 在哈佛大学从事高压物理研究工作，并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

1927—1928年 任厦门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1928—1935年 任浙江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后又兼任文理学院副院长。

1935—1936年 任南开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

1936—1939年 任浙江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1937年起）。

1939—1947年 任浙江大学教务长。

1947年7月28日 逝世于杭州。

1944年英国科学家J．李约瑟（Needham）博士来浙江大学参观，他对浙江大学的办学精神、浓厚的学术气氛和丰硕的科学研究成果印象很深。回去以后，他还亲自向英国《自然》、《哲学杂志》等刊物推荐发表了一批浙江大学教授的科学论文。从那以后，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大学正式同意浙江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可免试进入他们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已成为国内的知名学府之一。张绍忠抗战初期即任教务长，主持全校教学工作，迁校时主持整个搬迁工作。他为协助竺可桢校长办好浙江大学，贡献卓著。

张绍忠主张民主办学和学术研究自由，强调治学严谨，提倡求是精神，使年轻师生在严格训练下具有真才实学。他身体力行，刚直不阿，无私奉献。他去世后，浙江大学公告称：“张教务长自二十六年接长教务以来，苦心擘划，备极辛勤，得以奠定本校优良学风之基础。……”

张绍忠认为，教师对学校的校风起决定作用，教师不仅须有真才实学，还要能为人师表，教学上能高标准严要求，否则纵有“名师”也出不了高徒。所以竺可桢和他都十分重视师资的聘请考核。他是浙江大学升等委员会的主席，规定教师升等要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教学上使学生敬服。故浙江大学教师重视科学研究、钻研教学蔚然成风。

张绍忠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学风。他认为勤奋出真知，学习必须刻苦踏实，没有严格的训练是培养不出栋梁之材的。学校必须制定严格的教学制度和纪律，并切实执行之。首先录取新生从严毋滥，确保质量。一次，有三四十个青年军企图不通过入学考试直接进入浙江大学，气势汹汹地堵住张绍忠的家门，气氛很紧张，大有一触即发、大打出手之势。但张绍忠不畏蛮横和暴力，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坚持了原则。为了树立起严谨好学的学风，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和升留级制度以及各种纪律。他执行规章制度一向铁面无私。他认为严是爱、宽是害，为了国家，为了学生本人，他必须这样做，并深信学生以后会理解他。期终考试时，他常约院长们一起去各考场监察考试情况，如发现作弊，他就毫不客气地立即出布告开除或记过。他还亲自去教室听课，了解教学质量，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他经常找学生谈话，对成绩突出、为人正直、要求上进的学生，采用因材施教，勇当伯乐。他曾鼓励胡济民、邹国兴等转学物理，后来都成了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由于严格的制度，每年被淘汰者确有不少，但跋山涉水前来贵州浙江大学求学的有志者却年年增加。因此，浙江大学毕业生不乏真才实学之士，有几十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由杭州辗转迁徙，到达贵州遵义和湄潭，前后4次大搬迁，历时两年半，像一支坚强的打不烂的军队辗转数千里，一面行军，一面教学，发扬光大了“求是”校风。张绍忠身为主持搬迁的特种教育委员会主席和教务长，为了迁校和教学工作，只身奔波于师生迁徙途中，出没于紧急危难之处。每到一处，他总是不顾疲劳，首先考虑安置教室和实验场所，力争尽早开学，他和胡刚复院长犹如竺可桢的左膀右臂。竺可桢校长对他一心为公深表敬佩和感激。在《竺可桢日记》中记有：“对于内迁事，荩谋之功尤大，因其任特种教育委员会主席也。”张绍忠去世后，竺可桢悲痛地说，他是“以身殉学”，并写下挽联：“十余年得助最多获益最多况离乱同舟瘴雨蛮烟当日梦，二三子成德以教达材以教叹须臾返驾只鸡斗酒故人情。”

浙江大学因为张绍忠贡献卓著，在图书馆悬挂了他的遗像，以资永久的纪念。

张绍忠是我国最早从事高压物理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1925—1927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师从P．W．勃利奇曼（Bridg－man）教授，进行高压下的物性研究。勃利奇曼因在开拓高压物理方面的成就，于1946年获诺贝尔奖。勃利奇曼实验室是当时国际上最高水平的高压物理实验室。张绍忠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始研究高压对液体介电常数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前人虽有过研究，但还缺乏实验和理论上深入细致的探索，且最大压力均在800kg/cm2以下。1926年，S．基罗波洛斯（Kyropoulos）发表了他完成的这方面的工作，最大压力也仅为3000kg/cm2。张绍忠利用该实验室中压强可达12000kg/cm2的设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用一电容桥和一特制的液体蓄电器测定甲苯、二硫化碳、正戊烷、正己烷、乙醚及异戊醇的介电常数。所用温度为30℃及75℃（异戊醇的温度为22．4℃），频率为600Hz、1KHz及2KHz。对各种误差进行了细致的校正。实验精度为：对30℃及75℃时之甲苯、二硫化碳、正戊烷、正己烷以及30℃时之乙醚均高于0．1%，对75℃之乙醚为0．2%，对22．4℃的异戊醇为1%。从实验测出，前四种液体的介电常数几乎与所用频率无关，后两种液体之介电常数随频率升高而下降。所有液体的介电常数均随压强的增加而增加。而克劳修斯－莫索提（Clausius－Mosotti）表示式的数值随压强渐增而渐减。其随压强之增大（从1到12000大气压）而减小的值在甲苯及二硫化碳为3%，在乙醚为8%，在异戊醇为19%。他还指出减少的值明显地随电偶极矩之增加而增加。张绍忠以这项工作写成硕士论文，于1927年获得硕士学位旋即回国。

张绍忠回国后，于1932年在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上，宣读了题为《高压下液体的介电常数》的长篇论文。后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第1卷第2期上。

爱国人士

张绍忠是一位主张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爱国者。他为民族的强盛可以吃苦耐劳、献身科学，而对落后反动的东西则疾恶如仇，坚决反对。早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祖国人民。20年代初，我国北方发生水灾，作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的他，积极组织救灾募捐活动，并将募集的15000多美元转到国内。后这笔巨款下落不明，负责财务的丁绪宝尽力查找，无人理睬。1923年10月，在波士顿召开的由张绍忠主持的“双十节”庆祝会上，丁绪宝发出要求彻底查清此款的书面呼吁。此呼吁得到了张绍忠的全力支持，他亲自奔走，多方交涉，终于将此事查了个水落石出，揪出了贪污犯罪分子。

驱郭学潮

1935年，新任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独断专横，擅自将中华文化基金会拨给物理系购置仪器设备的外汇挪作他用，引起了物理系全体师生的愤慨。为抗议此事，张绍忠率先提出了辞呈，全系教授们也都相约不再接受续聘。暑假后，全系教职员工愤然离校。张绍忠去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在张绍忠带领下的物理系起来反郭任远之后，“驱郭学潮”在浙江大学愈演愈烈，“一二九”运动中郭任远被赶下台，由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素闻张绍忠在浙江大学时期的工作和为人，上任前就力邀他回浙江大学任教和主持物理系。原离去的教职员工也由他和竺可桢一一聘请回来，还新聘了王淦昌教授。浙江大学物理系经过了斗争的洗礼，又有了新的发展。

张绍忠正直爱国，光明磊落，富有正义感。他痛恨国民政府的反动腐败。国民党曾多次拉他入党，都遭到他的拒绝。他爱护青年学生，支持学生的一切抗日爱国行动，曾多次协助竺可桢校长营救被当局拘捕的学生。

初等教育重视

张绍忠不仅重视大学教育，也十分关心初等教育。他深知中国初等教育之落后，农村求学之困难和提高国民素质之重要。抗日战争前，他为了发展家乡教育，倡导办学，自己首先捐助多年积蓄的近3000银元，创办了家乡第一所完全小学，而本人和家庭生活却一直十分俭朴。

他的逝世

张绍忠正当壮年，理应为国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但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于1947年7月28日过早地逝世。病逝后，家属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全部藏书捐赠浙江大学，作为他对教育事业的最后奉献。他对我国物理学事业的拓荒工作、为教育事业忘我的献身精神及他的赤诚爱国之心，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学习。

Z．T．Chang（张绍忠）．The electric constant of liquids under high pressure．中国物理学报，1933，1（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