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植（1891—1939），名国卿，字文樵，河北省清苑区东闾镇东闾村人，中共党员、实业家、马列主义传播者、反帝反封建爱国抗日革命烈士。曾加入同盟会，刺杀袁世凯（失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参加五四运动，与胞弟张国钟策划刺杀曹锟（失败），曾创办保定协生印书局、中国书店、恒昌照相馆、中华鞋店等店铺，印刷中国共产党报刊并传播革命火种，救助群众病人，掩护“高蠡暴动”策划者。由于汉奸告密被特务绑架，因不愿为日本人收买工作而惨遭杀害。

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东闾村一个小康之家。

1906年到保定府官立中学堂读书。参加同盟会，积极进行反清的活动。

1909年（清宣统元年）被清政府逮捕，作为“要犯”押解北京审讯囚禁。

1912年1月被营救出狱后，和同盟会成员一起谋炸刺杀袁世凯。炸袁失败，返回保定继续读书。

1914 年，学完中学课程，北京协和医学院学医。

1919 年，组织爱国同学参加天安门前的“五四运动”游行示威，被校方开除学籍。到同仁医院当药剂师。

1922年9月，和胞弟张国钟，同乡友好李东园等共同筹划谋炸直系军阀曹锟，被通缉逃至北京直至曹锟下野。

1926年，接应转运天津地下党组织的印刷设备，在保定开办保定协生印书局、恒昌照相馆等，传播马列主义。

1932年，转运接收高蠡暴动武器物资，保护转移地下党主要领导。

1934年，被国民党保定行营逮捕两次，判刑七年救助狱友齐庆祥。

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提前释放。出狱后，在北平多次寻找党组织，但没有接上关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送两子参军入党抗日。多次在日军统治下代买转运物资至晋察冀边区支持抗日斗争。

1939年，为晋察冀边区拆运印刷设备途中，被特务逮捕，遭日寇残杀壮烈牺牲。

张培植，名国卿，号文樵，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东闾村一个小康之家。1895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1899年，席卷华北、东北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当时在张培植的故乡清苑县东闾村，天主教势力极大。教堂神甫在当地作威作福，与地主勾结，利用各种特权鱼肉人民，参与镇压义和团。童年的张培植目睹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对其充满了同情，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极为愤慨。触目惊心的变故，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朦胧意识。此后，张培植追随着每个时期的革命先驱，默默地、锲而不舍地工作着。

1906年，张培植十四岁时，在亲友的帮助下得以到保定府官立中学堂读书。同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其机关报《民报》发行。不久，《民报》到了保定，同盟会的组织也发展到保定。张培植参加同盟会，并积极进行反清的活动。1909年，张培植被清政府逮捕，作为“要犯”押解北京审讯囚禁。1910年，清朝政府把粤汉、川汉铁路权利卖给帝国主义，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保定府官立中学堂的学生曾罢课声援。因参加同盟会反对清政府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 张培植被清政府逮捕，作为“要犯”押解北京囚禁。1911年清帝退位才恢复了他的自由。

1911年，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政制度。日本为独霸中国，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向他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勾结下，袁世凯窃国称帝，将中华民国5年（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1912年1月被营救出狱后，年轻的张培植投入到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曾和同盟会暗杀团共谋炸袁世凯。当袁乘车从东华门出来，经丁家街茶馆时，突然从茶馆楼上飞来一颗炸弹落在马车旁边爆炸，袁惊慌逃走。在这次行动中他负责配制炸药，但炸袁没有成功。炸袁失败，返回保定继续读书。

张培植从北京返回保定，入校继续学习十分刻苦。1914年，张培植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中学课程。他痛感中国人民体质孱弱，深以“东亚病夫”为耻，决心学医，为富国强兵尽力。经本人申请，学校保送进入北京协和医学堂学习。在北京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活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使他痛心疾首。1919年，他该毕业了，即将到手的大学毕业文凭并没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他关心的是巴黎和会的协议要将青岛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拿着中国的权益在做肮脏交易了。秉性谦和的张培植怒不可遏，他不顾校方的警告、亲友的劝阻，毅然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就这样，他在毕业前夕，被学校以“制造骚乱”的罪名开除了。

经师友引荐，张培植到同仁医院当了药剂师。他利用德国人开设的同仁医院做掩护，在教会的地下室秘密印刷宣传品，巧妙地将传单夹入传教士散发的《马太福音》中，散发到群众中去。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注视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以及革命者与改良派的斗争。他开始懂得了革命靠个人暗杀是不行的，必须有人民群众参加才能胜利。

1920年和1922年，直系军阀打败皖系和奉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权。曹锟贿选为总统。张培植的胞弟张国钟痛恨北洋军阀在保定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到北京与乃兄商量，共谋用炸弹炸死坐镇保定的北洋军阀头子曹锟。张培植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并参照民间配方，配制了炸药。同乡友好李东园负责制作炸弹壳及装配，张国钟执行爆炸。炸弹响了，曹锟未死，张国钟被捕，张培植、李东园被通缉。1924年冯玉祥法定北京政变，曹锟下野后，张国钟才被释放，通缉令才取消。

1926年，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办的协成印刷厂目标暴露需要转移，经人联系，张培植将其机器设备运到保定，开办协生印书局，附设中国书店。同时，还开设了恒昌照相馆、中华鞋店等店铺。从此，张培植以实业家、商界名流的姿态出现，公开印刷教学课本、教学参考资料和《河北日报》、《民声日报》、《振民日报》及表册、信笺、广告等，以其收入给中共保定地下党组织提供经济援助。同时利用这些店铺收容安置了许多革命骨干分子，建立革命秘密联络点。在这些店铺中，“化真照相馆”存在时间最长，“协生印书局”的贡献最大。

协生印书局有32开手摇印刷机网台，16开脚踏印刷机两台，另有石印机、铸字机等。用工人二十至三十名，是保定当时较大的印刷厂，张培植亲任经理。原第六中学教师、共产党员赵云弢被学校解聘后，张培植安排他当了协生印书局的编辑兼中国书店的经理。协生印书局公开以印刷学生补充读物、教学参考书为主，同时承揽广告、表册、信笺之类的零活，秘密印刷大宗的马列主义书刊和进步文艺作品。二十年代，张培植与保定早期的共产党人张廷瑞、刘宪增等交往密切，负责承印他们需要的印刷品。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保定特委领导王宇斧同志主持的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印刷业务，都是协生印书局担负的。在秘密工作条件下，所谓北方人民出版社，其实就只王宇斧一人，他承担着编审、校对、发行、联络的全部工作。可以协助王宇斧搞些编辑、校对工作，并负责组织印刷装订的，只有张培植、赵云弢。王宇斧对协生印书局只与张、赵联系，内容只是出版、印刷的业务关系，“心照不宣”彼此不发生组织联系。一两年间，协生印书局承印北方人民出版社的马列主义书籍多种，据王宇斧《为马克思逝世百年祭而忆写》的回忆文章中开列的部分书目，就有：

（1）《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元素表》（张伯简译）

（2）《社会科学研究初步》（布浪得尔著，杨霞青译）实际是《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著）

（3）《土地农民问题指南》（包括中共六大决议案和五次劳动大会决议案等）

（4）《苏维埃宪法浅说》（附录：“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5）《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包括《共产党宣言》及《雇佣劳动与资本》）

（6）《资本主义之解剖》（即《共产主义A、B、C》）

（7）《中国革命论》即《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

（8）《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共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9）《国家与革命》（列宁）

（10）《左派幼稚病》（列宁）

（11）《苏联革命过程中底农业问题》（列宁）

（12）《论反对派》（斯大林）

（13）《世界经济地理概要》（哈拉宾著）

（14）《孙文主义之理论与实际》（即《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选辑的《红旗周报》论著）

（15）《艺术论》（即《武装暴动》）

（16）《政治问题讲话》（即”联共”十六次大会斯大林的政治报告）

（17）《国际政治法典》（即《第三国际议案与宣言》新订本）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担着极大的风险，协生印书局夜间突击排版、印刷、校对、装订。尔后，这些书籍经王宇斧巧妙地邮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学的“开拓社”、“转换社”；清华大学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师范大学的“摩尔读书会”；当时北平党组织的收件人、清华大学的张清一；上海暨南大学的“东方青年社”；还有正定河北第八师范、邢台河北第四师范、大名河北第七师范、泊镇河北第九师范。

这些马列主义书籍广为传播，给革命人民输送了精神食粮，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团保属特委发行部长的齐庆祥同志与张培植成为忘年挚友，他经手印刷、分发、运送、邮寄、售卖的进步书刊和部份党内资料，大部分是协生印书局印刷的。

协生印书局还先后翻印过《呐喊》、《苏联纪行》、《鸭绿江上》、《冲出云围的月亮》、《寄小读者》、《从军日记》、《在黑暗中》等进步小说。

为准备高蠡暴动，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从吉鸿昌处搞到一批枪支，走水路由天津运出，途经白洋淀时被国民党水上公安局查出扣留了。经过在安新同口担任国民党区长的李致光同志活动，设法从公安局领出，装入夹层蜂箱，运至保定刘守庙，交张培植接收转运。

高蠡暴动时，省委组织了输送大队，建立了三个输送站，三个接收站，负责人员、枪支、物资的接转运送。清苑县东闾村张培植家是接收总站。

高蠡暴动失败之后，白坚、齐庆祥、李永茂、刘子玲、李学敏等同志，先后到了东闾村张培植家，由那里转赴唐县、满城。团省委巡视员白坚，是张培植亲自用轿车送到保定转走的。

三十年代以来，直至张培植牺牲，化真照像馆的柜上，经常有人凭张培植的手条取钱、“借钱”。恒昌照像馆实际上是秘密书库，也经常有人凭张培植的条子取书。当时党处在秘密状态，经费不充裕，同志们都到张培植那里“借用”。张培植则是有求必应。化真照像馆实际上成了同志们的“后勤处”。

1934年5月，张培植被国民党军委保定行营传讯，第二天查抄了协生印书局。印书局的存书在搬运工人的协助下，一夜之间抢运出去。反动当局只抄到了一些小学补充教材、教学参考书，再有就是一些黄色书刊的样本。“恒昌照相馆”的书库，没有被发现。张培植清楚，存在“恒昌”的书一时转移不出去，就乘伙友送饭的机会秘密嘱咐把书烧掉。看书库的张同录将书全部烧掉，一连烧了三天。

反动当局没有抓到证据，将张培植扣押了三天，假意同意取保释放，“欲擒故纵”，他们加强了对协生印书局的监视。七月初，张培植再次被逮捕，罪状有三：一、窝藏二师学潮的指挥者，收留被开除人员；二、掩护高蠡暴动的策划者；三、印刷、发行共产党的报刊、传单，毒害青年。前两条没有真凭实据，张培植矢口否认，巧妙地应付敌人的审讯。

反动当局在这次搜捕中抄出了一汽车革命书刊。于是张培植被关入了保定行营监狱。张培植被捕入狱后，与受中共河北省委派恢复保属特委而被捕的齐庆祥同志同监。在同监难友四十多人中，张培植年龄较大，斗争经验较丰富，他积极为难友出谋划策，编造口供；组织难友向监狱争足够的水喝，争伤病员托难友代领食物的权利。还为难友用土法医治刑伤。齐庆祥后来说：“要不是老张，我早死在监狱里了。”

齐庆祥了解张培植以前的工作，又看到张在监狱中的表现，向张培植谈起介绍张培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事。张培植笑了，他问齐庆祥：“高蠡暴动失败后，你跑到我家都见谁来?”齐答:”我见过白坚、李永茂、刘子玲、李学敏他们。”张又问：“李永茂没给你说什么吗?”（李永茂是保属特委委员，高蠡暴动时参加蠡县县委，是宋洛曙的主要助手，1932年10月与保属特委书记李亚克一起牺牲了）齐庆祥恍然大悟。

1934年10月，张培植被判处七年徒刑，押解北京陆军监狱监押。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多种手段，步步向华北进逼。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反动的北平当局对内对外穷于应付。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全国政治形势突变，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张培植于被提前释放了。出狱后，他住在北平沙滩的一家公寓，声称在狱中得了关节炎，需要水疗，每天到浴池沐浴，实际上是等党组织联系人接头。等了一个多月，接头人没来，春节已经过了，他才回到家乡。家中人埋怨:“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日夜悬念，出狱后不马上回来，也不该春节不回家。”他婉言解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难友困难有事，托带的东西没交出去，不好早回家，以免错过机会。”他将狱中带出的伪装成纸烟的密信展开，珍重的藏入线装《三国志》的夹层中。3月，他带上《三国志》去白洋淀，关系没接上，《三国志》又原封带回来了。

张培植以他的身份、地位、技术，做了一般共产党员无法做到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张培植把大儿子张林池、二儿子张英池叫回家，各给以路费:“大敌当前，去走自己的路吧!”张林池改名张冲，到冀西山区找党去了。张英池改名张帆，辗转到了延安。

1937年9月29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保定。张培植回到清苑东闾老家。

1937年10月，聂荣臻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创立了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在河北阜平县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1938年初，张培植由清苑回到保定。他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对家人说:“八路军来了，已到了××地方了，打了一仗。先遣人员已与地方联系上了，××有信找我!”

张冲进入冀西山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抗日，担任唐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初创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张冲经常派人秘密回家，要张培植代买药品、电料、文具。张培植买到后，先送到东闾，再转送唐县。

1938年秋，邓拓同志在晋察冀边区主管宣传工作，印刷文件、资料，出版报纸，急需印刷设备和器材。邓拓请彭真同志转告张冲，希望张冲动员他父亲张培植把协生印书局的设备运来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斗争服务。张冲派张兰池（张冲的堂兄，当时给张冲当警卫员）秘密返回东闾，转达了上述意思。张培植欣然答应，先派张国旗押运，张兴昭赶车，运去了一车药品、纸张、油墨。年底又运出了一批医疗器材、石印机和铅块等。1939年春，日军封锁一天比一天严紧，原来的道路已无法通行，张培植将16开印刷机拆卸包装，连同铅字、铜模，计划从水路运到白洋淀，再经旱路转运。因汉奸陈雨田告密，装上船的设备在保定南关被日本宪兵队扣下了。张培植也被宪兵队逮捕。宪兵队用酷刑追问这些东西准备运往何处，张培植一口咬定：“生意不好，运到天津拍卖。”

日寇妄想收买张培植为他们工作，向张提出：“把你儿子张冲叫回来，我们给他事做。”张回答：“我没有张冲这个儿子，我儿子张林池在德国上大学，学化学。”“你可以当商会会长，愿做别的事也行。”张答：“我闲散惯了，不愿做事，也做不了事。”他以陶渊明《归去来辞》表示自己要回家种田。宪兵队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回家考虑。

张培植回到家中感到事情麻烦了，准备运走的东西，必须加紧启运，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直运满城的安排快就绪了，张培植正考虑自己脱身前往根据地的办法，不料，1939年5月30日，张培植被日本桑木特务机关的便衣特务逮捕了。

张培植从此再没有回来，多年后才知道他被日本特务放出的狼狗活活咬死了。

保定市第一批中共党员安志成的日记中说，他和张培植都是以国民党名义参加中共组织活动的。这份日记由他女儿安静（原一机部干部）保存着。

高蠡暴动领导人之一齐庆祥说，1934年张培植被保定行营逮捕入狱，不久他也被捕‚两人同在一个牢房。他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在狱中伤口化脓，是他想方设法帮助我杀菌、灭蛆治好的，不然我早死在保定行营狱里了。”齐庆祥回忆说：“从我与他相处中，凭他在工作上、战斗中的表现，可以肯定张国卿（即张培植）同志是一名坚定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共产党员。他的联系人应是高蠡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李永茂同志。”

前中共特委领导王禹夫（宇斧）同志从他的藏书室拿出《新三民主义宣传提纲》说：这是张培植手刻油印的文件，给他留作纪念。当时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反对西山会议派，他亲手刻印的，也是他早期的作品。“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壮烈牺牲了，我要写张培植传。”

原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在北京医院治疗期间，曾对张培植家人说“你父亲创办的协生印书局印刷发行过许多党刊、文件和进步书籍。我在保定第二师范上学时经常去阅读。”

保定育德中学老师和培元在1938年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时说：“协生印书局是党在北方的印刷出版据点。”

王禹夫、齐庆祥等同志一些熟悉协生印书局情况的人士都认为协生印书局确实是早年中共北方组织的印刷据点。张培植为协生印书局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最后为革命、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至1985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原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张英池（即张帆）于1999年在文化部主办的《新文化史料》杂志发表《党早年在北方的印刷据点——记张培植烈士和保定协生印书局》上下两期文章，采访多位革命前辈回忆父亲张培植的人生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