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男，1920年4月10日生，2015年9月19日逝世，享年95岁。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获美国卢斯基金会中国学者奖。

早年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

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47年初，进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当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52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金。

1953年，获得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远东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副教授等职，主研中国绅士问题和太平天国史。1958年底回国，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兼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生态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委员等职。

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2年获美国卢斯基金会中国学者奖。

赴美留学 1946年夏，国民政府在上海举行了一场赴美留学生选拔考试，张仲礼参加了这场考试。他1941年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已经在当时上海的银行界从业多年；对于一心继续深造、一生钟情学术研究的张仲礼来说，当时国内大学还没有研究生教育的现状，留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出国留学。

选拔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即使是申请自费留学，成功的比例也只有十分之一。好在有中学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扎实基础，所以他顺利通过了选拔考试，而且到达美国后也能很快转入学术研究之中。从此，上海的银行业少了一个勤勉的职员，中国学研究领域则多了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

1947年初，27岁的张仲礼前往美国西雅图，进入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赴美之前，他已经在上海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他回忆到，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家里对读书还是非常重视。”尽管他一直都需要通过半工半读来支付学费，但幸运的是，他所就读的学校都是名校，中学是著名的育才中学，大学则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圣约翰大学，“在圣约翰，除了国文课外，教师都是用英文来授课的。”

进入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使张仲礼一开始就站到比较高的学术研究起点上。“当时，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美国研究亚洲和中国的两个中心，也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两者不分上下。”两所学校都从中国民间和官方搜集了大量资料，“一些资料甚至是从战乱的中国民间地摊上搜集得来的”。他选定“中国绅士”作为自己的术业专攻，就与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当时有丰富的资料储备有关。“当时图书馆里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献、19世纪重要官员的文集和奏稿，以及地方志、宗谱家谱族谱等资料，还没有什么人整理分析。”张仲礼如获至宝，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埋头钻研。1953年，他获得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是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二战后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华盛顿大学的那些师长，也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谈及自己当年的研究生导师弗兰兹·迈克尔教授时，张仲礼仍旧不无动情：“迈克尔教授发现我能坐下来追求学术创新，不仅非常看重我，还给我提供了许多机会。他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要认真、严谨，还要对国情、世情、史情都能了解。这也成为我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1955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在征询多位专家意见后，正式出版了张仲礼的学术处女作《中国绅士》。这部开山之作一举奠定了张仲礼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其学术影响力，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不可逾越。

这是一部从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加以科学实证分析的学术着作。它把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分为上、下两个集团，上层由学衔较高及拥有官职的绅士组成，下层则是由那些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和一些地位较低的人组成。张仲礼认为：中国绅士是一个以科举制度为政治背景，以捐纳制度为辅助形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资格由政府控制的铨选制度决定，这一制度有复杂的品级和学衔等级，这使得他们成为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承认。而19世纪中国科举制度的崩溃，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

在此之前，关于中国的书一般都源于传教士的见闻记录；《中国绅士》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空白。弗兰兹·迈克尔在该书的导言中评价道：“这些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纲。”后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着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着作”。

许多年来，《中国绅士》一直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参考着作。张仲礼回忆道：1979年，一批来华访问的美国明清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来上海访问，尽管他本人也参与了接待工作，但是美国学者仍然向接待人员打听《中国绅士》作者当时的下落；当他被介绍给美国学者时，这些学者发出了“都读过你的书”的由衷感叹。

在学术界一举成名，使张仲礼很快当上了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也正是凭借《中国绅士》一书，他获得了1952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这一奖项，意味着他有了美国的国家级学者身份，意味着他此后可以更加方便地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了。“之后，我就可以被允许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看资料，接触面就更广了。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的专家阅览室一呆就是3个月，查阅到了大量资料。此外，我可以接触到更多研究相关问题的专家。当时，我试图获得19世纪80年代中国GDP的有关数据，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一问题，于是我设法联系到研究国民经济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他得知我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的获得者后，给我回复说，你来吧。谈了整整一天。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机会，使我掌握了很多资料，可以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了。”

从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到后来又得到终身教授职位，所有事情足以证明，张仲礼在美国有了非常好的前途。

回国工作　19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有关方面与留学海外的自然科学家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国内的欧美同学家属联谊会通过张仲礼的父亲和妻弟，也同他进行了联系，表达了希望他回国工作的愿望。

华盛顿大学不想放走这样一位崭露头角的希望之星，它们的远东研究所和经济所都试图竭力劝说他留下来。在他们看来，张仲礼人才难得，是大有希望的亚洲研究学者。毕竟，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四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中国绅士》、《太平天国史》、《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奏稿提要》、《中国绅士的收入》，都出自张仲礼之手。

当时的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也的确具备了非常好的研究条件，它在1946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第一笔50万美元基金，专门用以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1950年又得到福特基金会提供的50万美元，用于日本和中国问题研究。

尽管如此，张仲礼依然归心似箭。他说，自己早年在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时，就已经立下了报国之志。虽然育才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是洋人办的学校，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样高涨。中学毕业时，他曾给一位同学留下了报效祖国的勉励之词，被那位同学珍藏至今。是选择回去的时候了：“我虽然因为学者身份持有美国绿卡，但始终没有入籍美国，我在美国的薪金拿到1958年11月底，也一直干到11月份……”他完成了在美国的全部工作，毅然放弃了终身教授的职位，卖掉刚刚分期付款购买的房子，只用了三天时间整理行装，就和夫人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路。

张仲礼是1958年12月回到上海的，当时他在美国的同事、朋友疑惑不解，甚至连那些移民官也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登机的前一刻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美国移民官将他们夫妇分开征询是否真的“自愿”回国，只要一方承认“不自愿”，就不放人。

1958年12月回国后，张仲礼就加入了刚成立仅三个月的上海社科院，他从经济所研究员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副院长、院长。张仲礼在社科院里首倡“跨所结合”的团队研究方式。在他看来，“做研究就是要有团队精神”。上世纪80年代从事“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张仲礼牵头点将，把经济所和历史所的“十八罗汉”团聚在一起，综合研究了上海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成果全面完整，被业内一致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单个城市研究的代表作。

张仲礼利用自己在欧美的影响，积极展开多边国际学术交流。他至今一直坚定地认为，出国交流可以对学术研究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年轻学者多到世界各地去接触比较好的学院，接触他们优秀的教授，面对面地听课，参与他们的学术讨论会，对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尤其是学习国外是如何研究问题的，学习他们探究问题的精神，从而加以借鉴，对年轻人进一步开展研究绝对有好处。”

学术交流是双向的，在鼓励并派遣中国学者去国外学习、参加国外研讨会的同时，张仲礼也着力邀请国外学者专家到中国来，实地考察中国，加强合作。但是上世纪80年代，社科院经费有限；张罗开研讨会的费用，也成为老院长的必备功课之一。张仲礼说，当年自己每次去北京，除了正常的行程外，一定都会去拜访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就是福特基金会。

还是他，不遗余力地重点培养后备学术力量。卸去院长职务后，作为前辈学者，他又个人拿出近100万元，在上海社科院设立了“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用来奖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促进科研后备力量的培养。谈到年轻学者的发展问题，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要求：“不能不费多大工夫，也不进行多少思考，就开始写东西。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并且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有新的资料、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才能开始写。东抄西抄、匆匆忙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写，就一定要写有生命力的着作。”

50年来，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因为社会活动而中止：“文革”前，他重点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史和上海工业史，出版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等；改革开放后，他把研究重点转到外国在华企业，合作的主要成果包括《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太古集团在旧中国》等；近十余年来，他着力上海史和上海学的研究，推出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创新性着作。

议案大王　从1983年开始，连续当选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张仲礼，20年间提交了50多个议案，仅被编为“一号议案”的就有8个，他因此获得了“议案大王”的称号。

最初的时候，张仲礼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内涵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很坦率：“我1983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这些，只是当作是一种荣誉。自己更直接地参政议政，那已经是1987年的事情了。”

1987年，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张仲礼汇总许多同事的意见提出了第一份议案，提议专业职称评定要经常化、制度化。这份议案也是当年全国人代会的“一号议案”。提出后仅隔几个月，有关部门就作出落实决定，以后专业职称评定每年都进行一次。

这样一来，张仲礼意识到了人大代表提交议案的重要意义：“我是直到那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当人大代表更是一种职责。”随后的十多年，他每年都认真准备议案。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意，他在80高龄的时候，还坚持自己上菜场买菜，认真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在百姓中直接听取呼声。在他的议案中，不仅有他所从事的经济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议题，还有大量与百姓息息相关、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议案都很快得到了反应，对解决问题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如今广为人知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证券法》、《反腐败法》等，都是由他首先提出议案，并得到政府的重视，及时加以制订、实施的。

张仲礼的人大代表一当就是20年，他也成为“议案大王”、“议案专业户”。无数次被问起当人大代表的感想，他总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社会科学，这涉及到人的问题、民生问题、法治问题，需要不断推进它们的建设，人代会有很好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潜力。”

《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第三产业的理论与实践》；《兼论上海第三立业发展战略》等。

在美国时期，用英文著译有《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