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Всеволо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ркулов，1895.11.07-1953.12.23）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1938-1941年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1943-1946年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国家安全一级政委，1945大将。1946.3-1946.5.4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期间多次负责民族迁徙，贝利亚倒台后被枪决，未恢复名誉。

梅尔库洛夫比贝利亚大4岁，但是在他们的关系方面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总是高出一头。这不仅表现在职务上。梅尔库洛夫缺少贝利亚的那种果断和残酷，在组织才能方面也逊色不少。

梅尔库洛夫于1895年出生在阿塞拜疆一个叫扎卡塔雷的小城市里。他与贝利亚和其他一些未来地位显赫的肃反工作者--戈格利泽、科布洛夫、米尔一加法尔·巴吉罗夫（起初任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来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一起就读于巴库技术学校。与他们不同，梅尔库洛夫毕业后继续接受了教育。他去了首都，并于1913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因此，如果他不是国家安全机关所有领导人当中学历最高的人，那么也是贝利亚身边学历最高的人。梅尔库洛夫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同志们当中显得十分突出。接替他担任国家安全部长的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只上过4年小学。

可是，梅尔库洛夫入党比别人都晚，直到1925年他才加入党组织。他曾先后在沙皇军队和红军中服役，还教过3年书，1921年进入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10年。1931年秋天，当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把梅尔库洛夫调到自己身边搞党务工作。

贝利亚喜欢梅尔库洛夫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文化和善于完成任务。梅尔库洛夫还写了一本关于贝利亚的小册子，名为《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忠实儿子》。他在1937年开始主持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工业交通部的工作。贝利亚把他带到了莫斯科，让他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本人早在担任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的时候就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他让梅尔库洛夫当了自己的副手。梅尔库洛夫马上就被授予了三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这个称号相当于军队的中将军衔。

当贝利亚在1938年12月17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后，梅尔库洛夫当上了第一副人民委员和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和政治局保卫部门都归他领导。在瓜分波兰之后，他于1939年秋天去了利沃夫，并亲自领导了揭露和隔离敌对分子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在西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清洗。1940年春天，有文化的三级国家安全委员梅尔库洛夫直接参与了在卡延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的准备工作，批准和签署了全部枪决名单，亲自领导了枪杀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梅尔库洛夫在自己的圈子里并不是最坏的人。他彬彬有礼，讲话平和，并不大喊大叫。在与自己的职责不相悖的情况下，他会尽量做一个理智的人。贝利亚强迫自己的部下亲手殴打被捕者。只有梅尔库洛夫一个人断然拒绝这样做。贝利亚嘲笑他说：“空谈家！”

梅尔库洛夫在某件事上可以被说服。在未来的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天才的物理学家列夫·兰道被捕后，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急忙去营救他。梅尔库洛夫接见了卡皮察，并给他看了侦讯材料。兰道被指控犯有各种反苏罪行。“我保证，兰道再也不会从事反革命活动了”，卡皮察说。“他是很重要的科学家吗？”梅尔库洛夫问道。“是的，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卡皮察深信不疑地回答。兰道被释放了。

1941年2月3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一分为二那天，梅尔库洛夫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成为他的第一副手。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秘密政治保安局和侦查部门归梅尔库洛夫领导。民警、消防队、边防军、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工业部门的工作留给了贝利亚。

半年后的7月20日，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又匆忙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人民委员部。梅尔库洛夫再次成为贝利亚的第一副手。1943年2月，他获得了一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相当于大将军衔）。又过了两个月，在1943年4月14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被分开，梅尔库洛夫又领导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施蒂尔利茨是否在梅尔库洛夫手下工作过？可能这只是个传说、神话、美妙的童话，但是许多人，甚至包括非常内行的人，都相信它，认为它是真的。那么，真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更确切地说，这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和电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吗？一位苏联情报人员、俄罗斯人、一级国家安全委员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的部下曾经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吗？专家们的意见很明确：没有施蒂尔利获这个人，也不可能有。身为苏联公民的情报人员不可能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被人揭露出真面目。情报机关也不设法去这样做。任务其实在另一个方面：招募愿意为苏联效力的德国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在德国设立了一个间谍众多的大型情报站。那为什么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还会猝不及防呢？在1936年开始对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大规模清洗。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召回莫斯科。他们被逮捕后，有的遭枪决，有的被送进劳改营。在军事情报机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历史学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科奇克写道，军队情报部领导人在1938年12月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工农红军实际上失去了情报机关。作为情报机关基础的秘密间谍网几乎被彻底清除掉了。”

战争前夕在红军情报部供职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后展开的镇压活动沉重打击了军队，使军队到1941年也没能恢复元气。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央机关到1940年没剩下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被处决了。一些匆忙调来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们的上司，但他们也被频繁地更换。当中央机关的一名军官在莫斯科被捕后，与他联系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人员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怀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们的情报，接着就是把他们召回莫斯科并处决。”可见，给情报机关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是敌人的反间谍机关，而是自己的上级。尼科利斯基将军接着说：“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无线电台是固定的，很重，只有长期在某个地区工作的间谍才能使用它们。而流动的情报人员则没有能及时保持联系的无线电装备。不过，这可以使他们避免遭到难以躲过的失败。战争爆发后，我们要求长期潜伏的间谍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台前工作。结果测向仪测定了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成了反间谍机关的猎物……”

1941年2月，红军情报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来自各军区的军官们在会上坦率地说：“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而情报机关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既没有无线电台和降落伞，也没有适合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使用的自动武器。”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派往敌人后方的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只配备了手枪，因为没有自动武器。战争头一年夏季的撤退对情报机关来说是致命的。损失了所有的情报站、情报员和报务员。总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培训报务员。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我们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这种专业技能的人，因为战前没有这方面的登记资料。培训报务员要花4个月时间，可我们需要每天向德国人的后方派遣小组。战前也没有懂德语的人的登记资料。我们在全国寻找业余无线电报务员、学过德语的语言系和教育系毕业生。”情报机关也没有自己的适合空投侦察和破坏小组的飞机。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第105航空大队，而此前是赶上什么样的飞机，就用什么样的飞机空投这些小组。这导致许多失败和悲剧。有些小组在空中就报销了。

“您如何评价军事情报机关在战争初期的活动？”我问尼科利斯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利用了德国人那里的混乱状况。占领军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居民登记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活动。我们的谍报人员在占领区10次中有9次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一块面包总会给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的活。在占领区来了德国战地宪兵队和盖世太保之后，在出现了德国人建立的警察局和开始镇压帮助游击队员的人之后，开展工作就变得困难了。”

“侦察小组的损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这些损失合算吗？军队情报机关搞来的这些情报值得让人为它们去冒几乎是必死的风险吗？”“值得。否则我们就无法作战。有时候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没有情报机关就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斯大林在这关键性的几年里不断改变特工部门的结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被分成两个机关，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而又合并成一个机构。军队的反间谍机关时而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时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又重新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情报机关也未能逃脱接受改组的命运。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斯大林在1942年底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军队--战线”环节的间谍情报机关，因为此类机关充斥“双重间谍”和奸细，而且其领导人是没有文化的指挥员。将所有情报人员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派低级军官去充实部队。’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这个命令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新战线，而且我们费了很大劲儿刚刚为它组建好情报机关，可这个命令让我们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纷纷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恢复情报机关。后来终于下达了恢复军队情报机关和建立总参情报部的命令……”然而，过了很长时间都可以感觉到1942年底对情报机关的打击所带来的后果。被派到部队中去的职业情报人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新的军官积累经验的时候，谍报人员不断死去，军队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报。

斯大林本来挺喜欢情报机关，可是却借叶若夫之手几乎把情报机关彻底毁掉了。驻柏林情报站到1938年仅剩下了3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还不会讲德语。直到1939年，在梅尔库洛夫领导国家安全总局之后，驻柏林情报站才开始恢复，但是新一代情报人员已不可能取得过去的那种成就。建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间谍网，然而谍报人员水平都不高。这样的谍报人员只知道他所供职的部门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能力看透政府领导人的想法和意图，而恰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苏联间谍机关得不到来自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手情报。莫斯科不知道德国领导人实际上在想什么和说什么，因而常常进行种种推测，结果也常常犯错误。尽管如此，却还任命梅尔库洛夫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担任柏林情报站领导人。间谍头子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语，也不了解德国的情况。德国反间谍机关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把几个能讲俄语的双重间谍陆续成功地安插到了他的身边。这些间谍实际上为帝国安全总局工作。科布洛夫轻易地就上钩了。希特勒也参与了这场很重要的游戏。他亲自审查准备提供给科布港夫的情报。

德国人通过他向斯大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报：德国不打算进攻苏联。梅尔库洛夫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经验丰富的梅尔库洛夫只向上司报告了想从他那里听到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报。许多间谍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与希特勒作斗争的盟友。另外一些间谍则要求拿钱来买情报。工作是按协议进行的，送来的情报越多，得到的钱就越多。结果为假情报花的钱更多一些。还有一个问题是，莫斯科不能够正确地分析获得的情报。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情报人员的分析能力，更喜欢自己下结论。他要求梅尔库洛夫把间谍报告的原件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因此，梅尔库洛夫用不着在情报机关中建立情报分析处。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够与希特勒进行长期合作。因此，在梅尔库洛夫拿来的情报机关特别报告中，斯大林只看他想看到的东西。

战争爆发前，苏联在德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在德国空军、外交部、经济部、盖世太保和国防企业中都有它的间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柏林有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们交际广泛，因而提供了令梅尔库洛夫感到自豪的宝贵情报。军事情报机关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拥有秘密活动小组。苏联间谍提供了许多情报，尤其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过，他们很快就开始遭到逮捕。这常常是由于中央机关犯了错误，而盖世太保恰恰利用了这些错误。与红军情报部一样，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求及时提供最新的情报，然而联络却是个最薄弱的环节。报务员们常常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因此无线电台被德国人测定了位置，情报人员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逮捕。

盖世太保的头子是海因里希·米勒。他只不过是个业务婉熟的警察，干起事来既有条理，又严肃认真。虽然德国秘密警察人数不多，特别是与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军事反间谍机关相比显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盖世太保在1944年有32000人，战前人数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尔多夫这个有400万人口的城市，盖世太保的当地分部有291人。在约有100万人口的埃森市，仅有43名盖世太保分子。盖世太保的力量并不在于穿黑色制服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令人恐惧地感觉到这些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德国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避开盖世太保的眼睛。同苏联一样，纳粹德国也有军事情报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机关（盖世太保）和隶属于帝国安全总局的政治情报局。帝国军事情报局局长是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政治情报局局长是年轻的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舍伦贝格，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机关比苏联相应的机关小得多。无论是在战前的年代里，还是在战争期间，德国情报机关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夸耀的成果。德国人在苏联领土上几乎完全没有间谍组织。德国人曾企图通过空投间谍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抓住了。反间谍机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比情报机关强，直到战争进入尾声双方才打成平手。盖世太保跟踪探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所有秘密情报站，这样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整个间谍网。

不过，苏联情报机关仍继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梅尔库洛夫的人不是从敌人那里，而是从盟友那里搞到这些情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施蒂尔利茨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不仅如此，英国的施蒂尔利茨还很多。最能干和最成功的人有五个（剑桥五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众所周知，这就是哈罗德·金·菲尔比。长期以来都认为，与菲尔比一起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还有3个人：他的朋友唐纳德·麦克林、盖伊·伯吉斯和恩托尼·布兰特。麦克林和伯吉斯在1951年被揭露后跑到了苏联，布兰特则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他们这些人共同取代了从未存在过的施蒂尔利茨。

战争年代，在英国的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数量非常多，使得驻英情报站来不及对它们加以处理。许多秘密文件是整皮箱拿来的，于是莫斯科作出决定：首先处理从5个最重要的间谍那里获得的情报。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五人小组。由于时间不够用，情报站还是无法消化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情报，许多成捆的文件只好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我对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说：“安全制度可真行，竟然可以从容不迫地从英国外交部大楼里往外拿大量的秘密材料。”莫金回答说：“英国相信自己的官员，依我看，这样做原则上是对的。五人小组为我们工作这件事纯属历史性的偶然。信任是有效工作的保障……”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布兰特并不是同意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而是同意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30年代，他们把俄国看作世界革命的堡垒。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受教于因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闻名的一些老师。当年这被视为时髦的事情。菲尔比是左翼社会党人，一位大学老师使他结识了共产党人。伯吉斯公开表示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研究了马克思。据莫金讲，他非常熟悉苏共历史。布兰特没有炫耀自己的左派观点，他是通过艺术史这门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由于缺少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资助学术和文艺事业的人，当代的艺术正在衰亡。市场关系是艺术的杀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补贴才能挽救艺术……麦克林是英国某届政府中一位部长的儿子。他是在亲身感受到苏格兰工人的困难处境，崇尚民族主义，热衷于宣传和慈善活动的情况下接受共产主义的。他们在战前帮助了俄国，因为他们相信，俄国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惟一堡垒。当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我们。尽管如此，他们一点也不赞赏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根本不对头。尤里·莫金说：“菲尔比具有准确无误地分析任何问题和提出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的能力。他靠这一点提高了自己在情报机关中的地位。不管交给他什么样的任务，总会取得圆满结果。我认为，菲尔比一生中没有犯过一个错误。他有一次实际上已被捉住，但还是逃脱了。”战争年代苏联情报机关的4位优秀间谍的命运就是这样。后来有人开始说，四人小组实际上是五人小组。第5个间谍向莫斯科传送了学会破译德国密码的英国人截获的情报。

战争期间，德国人用的是在瑞士购买的“谜语”密码机。为法国情报机关工作的德国人汉斯·蒂洛·施密特首先向英国人提供了关于这种机器的构造的情报。参加安装“谜语” 密码机的一位波兰工程师在1938年复原了密码机的结构。波兰人最先开始破译德国人的密码。1939年9月战败后，波兰人把全部研究成果都给了英国人。波兰间谍把“谜语”密码机弄到了英国。英国解码员看了5年半德国最机密的文件。英国人明白，他们发现了一个金矿，因此竭尽全力不让德国人知道敌人在阅读他们的密码电报。在利用截获的情报之前，英国人每次都精心考虑如何为自己消息灵通找到理由，因此德国人一点也没有起疑心。一些历史学家说，有人事先向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报告，德国人打算轰炸考文垂，但是他不准采取保卫城市的补充措施，目的是让德国人猜不到任何事情。考文垂就这样被夷为了平地。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人只把自己截获的一小部分情报转给斯大林。其实，莫斯科并不为此发愁，因为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几乎把英国人搞到的一切都呈报给了斯大林。尤里·莫金在1992年对我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前夕，第5位间谍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德国师的数量和新型虎式坦克装甲厚度的情报。这份情报在会战开始前3个且就送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吗？”“是的，是第5位间谍。我还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凯伦克罗斯从1937年到1951年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在英国外交部、财政部、某内阁成员的秘书处、译解密码机构和情报机关工作。人们称他是第5个人，不过据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讲，根据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被称作第一人。这一点让凯伦克罗斯感到生气。他不愿与菲尔比、麦克林、伯吉斯和布兰特为伍。他不喜欢这些人，称这些人是假绅士和贵族。菲尔比等人不是为钱而工作，他们拒绝拿钱。凯伦克罗斯没有拒绝拿钱。他完全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首批核间谍之一。在五人小组败露之前，约翰·凯伦克罗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14年。莫金上校说，出事后莫斯科下了一道命令：给他一笔钱，就此断绝往来。

在战争年代，大概是在1945年底以前，苏联情报机关在美国行动非常自由。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向斯大林报告取得的成果。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人不感兴趣。关于情报在研制苏联的原子弹方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的争论没有结束。有关各方仍各持己见。曾长期领导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已故院士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顿说过：“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自始至终依靠的是苏联物理学家提出的设想和他们与数学家一起进行的计算。”核项目领导人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教授认为，科学家和情报人员应该分享荣誉。情报人员谦虚地说，他们只不过帮了科学家一把。然而，这种帮助很重要。情报机关直接交给库尔恰托夫的情报现已解密。这是许多页写满公式的关于美国研制情况的报告。库尔恰托夫把这些情报拿给自己的同事们看。他们只要说还想了解什么东西，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准确的相关内容送到他们手里。

据我们的物理学家讲，即使他们没有从情报机关那里得到任何新东西，他们至少也可以确信自己选择的途径是正确的。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情报员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他于1921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分子跑到英国，在1941年底向苏联情报机关表示愿意效劳。两年后他从英国去了美国。他于1944年开始在美国最主要和最秘密的洛斯阿拉莫斯核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对外情报局上校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对我说，他与富克斯见过6次面。富克斯实际上是按照库尔恰托夫下达的任务工作。当这位物理学家在1950年被捕后，塔斯社声明说，苏联根本不了解任何情况。法庭判处富克斯14年监禁。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他在1959年获释。富克斯去了东德，在科学院的7家研究所工作。克劳斯·富克斯并不怀疑，其他许多科学家与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费克利索夫上校几年前拜谒了克劳斯·富克斯的墓，并在墓前下了跪。

叶利钦总统几年前为情报机关举办了一个节日--向参与核间谍活动的5位情报人员授予了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这5个人是：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列昂尼德·克瓦斯尼科夫、阿纳托利·亚茨科夫、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和利昂蒂尼·科恩。利昂蒂尼的丈夫莫里斯·科恩也当上了英雄，不过是另一个命令宣布的。科恩夫妇是美国人，自1943年起成为苏联情报网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联络员，从美国核科学家那里获得材料，然后把材料转交给苏联情报人员。他们在英国被捕，受审，并被判了长期徒刑。苏联情报机关用西方间谍把他们交换出来后送到了莫斯科。

老一代苏联情报人员一开始就深信，美国和英国是公开的和危险的敌人，绝不是共同斗争中的盟友。当战后两国的对抗和苏联间谍活动的规模变得显而易见时，美国的情报机关就开始了针对苏联的活动。活到的为数不多的人荣获了英雄称号。过去对情报人员的奖励不是很慷慨。在帮助研制核武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获得将军衔。在梅尔库洛夫时期，最有才干的情报人员最高可以升任上校。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对我说，那时把情报人员当作后勤人员。不过，对外情报局里的将军比以前整个克格勃里的将军还要多。

梅尔库洛夫在情报机关的鼎盛年代领导了国家安全机构。不过，情报机关的成果并不是令斯大林感兴趣的主要东西。更重要的是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总是有许多缺点。斯大林认为，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没本事的和不够坚定的人。1946年3月15日，根据最高苏维埃的决定，各人民委员部更名为部。一周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成了国家安全部，但是梅尔库洛夫只当了一个半月部长。1946年5月4日他被解除了国家安全部长职务。要是提出斯大林为什么撤掉他的问题，那就太荒唐了。梅尔库洛夫干了整整3年，对于这个职位来说这时间已经很长了。不仅如此，他没有被捕，他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离开卢比扬卡广场的。

曾领导国家安全部某局的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不喜欢梅尔库洛夫提出的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计划。据苏多普拉托夫说，斯大林原打算任命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中将为部长，但是奥戈利佐夫推辞了。他说自己既没有经验，又没有担任此职所需要的知识。于是斯大林提名在战争期间领导军队反间谍机关除奸部的阿巴库莫夫担任此职。应邀出席政治局会议的阿巴库莫夫似乎怀疑起自己的能力：“斯大林同志，我没有经验……”斯大林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情绪变得很不好，打断了这位部长候选人的话。他说：“阿巴库莫夫同志，我们有许多茶馆经理的空位置。如果您不自信，是不是任命您当个茶馆经理？”　阿巴库莫夫当上了国家安全部长。这个故事不太像真的。斯大林总是预先考虑干部任命问题，而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他经常换，以免失去控制力和机关中滋生出复杂的关系。阿巴库莫夫当时正得完。斯大林认为他在战争期间表现良好，因此把安全部交给了他。

几天后，在负责国家安全问题的新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的主持下，一专门委员会研究了国家安全部前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就梅尔库洛夫在战争期间停止追捕托洛茨基分子一事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不过，梅尔库洛夫的仕途并未就此终结。在受了大约一年的煎熬后，他得到了新的任命。新职虽然不那么重要，但仍然是部长级的高位。1947年4月25日，他成了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苏联国外财产管理总局局长。3年后的1950年10月27日，他当上了苏联监察部长。梅尔库洛夫在这个职位上取代了斯大林以前的助手、著名的列夫·扎哈洛维奇·麦赫利斯。

在贝利亚被捕后，梅尔库洛夫作为中央委员还出席了中央全会。他的保护人在全会上被指控犯有各种罪行。赫鲁晓夫在全会结束后把梅尔库洛夫请到了自己办公室。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应该承认，我以前很尊重梅尔库洛夫。他是个有修养的人，我很喜欢他，因此我对同志们说：‘梅尔库洛夫在格鲁吉亚时是贝利亚的助手这个事实还不能证明他是同谋者。也许事情并非如此？要知道，贝利亚的地位很高，他亲自为自己挑选人，而不是正相反。人们相信他，同他一起工作。因此，不能把所有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都看成是他犯罪的参与者。我们要把梅尔库洛夫找来，同他谈一谈。他甚至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搞清贝利亚的问题。’“我叫来梅尔库洛夫，告诉他我们已经拘捕了贝利亚，侦查工作正在进行。我说：‘您与他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供帮助。’他答道：‘我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一切。’”梅尔库洛夫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痛斥了贝利亚，表示愿意在党认为可以使用他的任何地方工作。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仕途辉煌完全仰仗贝利亚。作为对此的付出，他不得不与贝利亚分享其命运。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当我把他的材料送给总检察长鲁坚科时，这位检察长直截了当地说，应该逮捕梅尔库洛夫，因为不逮捕他，贝利亚一案的侦查工作难以进行，而且也不全面。党中央批准逮捕梅尔库洛夫。令我痛心的是，原来我白信任他了。梅尔库洛夫与贝利亚勾结在一起犯下了许多罪行，因此成为被告并与贝利亚一起承担同样的责任。在法庭宣判之后作最后的陈述时，梅尔库洛夫诅咒与贝利亚相识的那一天。”梅尔库洛夫于1953年9月被解除监察部长职务。他与贝利亚的其他一些战友一起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极刑。1953年12月23日将梅尔库洛夫枪决。